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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怪异 4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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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出来你可能不信,我发现这个世界不对劲,是从一杯奶茶开始的。
那天是星期三,下午三点四十,我坐在公司楼下的奶茶店里,等一杯少糖去冰的杨枝甘露。店里没什么人,空调开得太足,我缩在靠窗的卡座里刷手机。奶茶做好了,我起身去拿,路过隔壁桌的时候,余光扫到那个穿灰色卫衣的男人正在往他的奶茶里加糖——他撕开一包白色的小袋子,把里面的粉末倒进去,用吸管搅了搅。
动作很自然,没什么特别的。但我的脚步顿了一下。因为我注意到那个小袋子不是奶茶店给的糖包。奶茶店的糖包是长条形的,白色包装,上面印着绿色的logo。而他撕开的那一包,是正方形的,纯白,没有任何标识。
这也没什么。说不定人家自己带了代糖呢,健康生活嘛。
但紧接着,他做了一件让我彻底停下来盯着他看的事。他把那杯加了料的奶茶推到桌子对面。对面没有人。
“趁热喝,凉了就不好喝了。”他说。
他对着空无一人的座位说了一句“趁热喝”。而他手里那杯东西,是冰的。杨枝甘露从来都是冰的。
我当时的第一反应是——遇到了一个精神病。这个商圈附近确实经常有精神状态不太稳定的人出没,上个月还有人在商场门口裸奔,被保安抬走了。我往后退了一步,准备绕开他走。但他忽然抬起头,直直地看向我。
“你看得到我对吧?”他说。
我愣住了。不是因为他的问题奇怪,而是因为他的眼神。那不像是一个精神错乱的人的眼神,太清醒了,清醒到有点过头,像是一个被关在黑暗里很久的人突然看到了光。
“什么?”我说。
“你看得到我。”他又说了一遍,语气从疑问变成了确认。然后他笑了一下,那个笑容让我后背一凉——不是威胁,不是疯狂,是一种如释重负的、近乎感激的笑。好像我认出他是一件让他等了很久的事情。
“你果然看得到。”他站起来,把那杯奶茶留在了桌上,转身走出了店门。灰色的卫衣帽子被他拉起来,遮住了大半张脸。他走得很快,等我追到门口的时候,他已经消失在了步行街的人流里。
我站在奶茶店门口,十一月的风吹得我打了个哆嗦。我回头看了一眼那张桌子——奶茶还冒着冷气,杯子外壁上凝了一层水珠。旁边的椅子上放着一本杂志,翻到中间某一页,被什么东西压住了。
我走过去拿开杂志,底下压着一张照片。
照片上是一群人,大概七八个,站在某个写字楼的门口,背景里能看到半块写着“远洋科技”的招牌。所有人都穿着差不多的正装,笑得很职业,是那种公司年会上集体照的标准笑容。我扫了一眼照片上的人,没有看到什么特别的——直到我的目光落在最右边的那个人身上。
灰色卫衣。帽子没拉起来,露出一张二十多岁的脸,五官算得上端正,但没什么记忆点。就是奶茶店里那个男人。
我把照片翻过来,背面写着一行字,用黑色水笔写的,字迹很潦草,像是在很着急的情况下写的——
“1月14日,远洋科技年会。一共九个人。现在只剩我一个。”
我把照片揣进口袋里,回到了公司。我是做市场调研的,工位在十八楼的开放式办公区,周围全是噼里啪啦敲键盘的声音。我坐在工位上,把那张照片拿出来看了又看。九个人,七个男的两个女的,站在远洋科技的门口,笑得很开心。拍照的时间应该是今年年初,因为背景里挂了一条红色横幅,上面写着“远洋科技2024年年会暨新春联欢会”。
现在是2024年11月。十个月的时间,九个人,只剩一个?
我打开电脑,搜了一下“远洋科技”。这是一家做人工智能的创业公司,规模不大,去年拿了B轮融资,在圈子里小有名气。我往下翻了翻新闻,翻了大概十几页,看到了一条三个月前的报道,标题是——
“远洋科技创始人兼CEO林某因抑郁症离世,年仅三十五岁。”
我点进去看了一遍。林某,远洋科技的创始人,今年八月在家中去世,死因是抑郁症导致的自我了断。新闻很短,没有配图,评论区只有寥寥几条“一路走好”。
我继续搜,搜到了更多。远洋科技在过去十个月里,先后有六名员工因为各种原因离职或去世。两个车祸,一个坠楼,一个失联,一个猝死,再加上CEO的离世。我一条一条地看过去,手指越来越凉。这些新闻分散在不同的时间段里,被不同的媒体零星报道过,从来没有人把它们串在一起看。九个人,去掉照片上的八个,加上那个穿灰色卫衣的男人——
不对。我又数了一遍照片。九个人。新闻里提到六个人出了事,加上灰卫衣,是七个。还有两个人。
我继续往下挖。那两个人的信息不太好找,因为没有出什么大事,所以没有新闻报道。我在一个求职App上找到了其中一个的简历——她叫陈瑶,今年三月从远洋科技离职,跳槽去了另一家公司。我在那家公司的官网上找到了她的工作邮箱,发了一封邮件过去,大意是我是某某媒体的记者,想了解一下远洋科技的情况。
邮件发出去之后,我盯着屏幕发了好一会儿呆。我在干什么?一个陌生人在奶茶店里放了一张照片,我就开始调查一家跟我八竿子打不着的公司?这不是正常人该干的事。
但那个灰卫衣男人说的话一直在我脑子里转——“你看得到我。”不是“你看到我了”,不是“你注意到我了”,而是“你看得到我”。好像在此之前,有很多人看不到他一样。
第二天上午,陈瑶回了我的邮件。只有一句话。
“远洋科技的事我不想再提。但如果你真的想知道,去找方屿。他在城西开了一家书店,叫‘岛屿’。”
方屿。我在照片背面的名单上见过这个名字。他是远洋科技的前CTO,也是这张照片里站在灰卫衣男人旁边的那个戴眼镜的胖子。
当天下午我请了假,打车去了城西。
“岛屿”书店藏在一条老巷子的尽头,门口种着一棵半死不活的枇杷树,门楣上挂着一块手写的木头牌子,字写得歪歪扭扭的。我推门进去,门上的风铃响了一声。店里很小,三面墙都是书架,中间摆了一张旧沙发和一张茶几,茶几上堆着好几摞没拆封的书。空气里有一股旧纸张和灰尘混在一起的味道,不难闻,反而让人觉得安心。
一个胖胖的男人从书架后面探出头来,戴着圆框眼镜,头发乱得像鸡窝。他看到我,愣了一下,然后推了推眼镜。
“买书还是找人?”
“找人。”我说,“你是方屿?”
“是我。”他从书架后面走出来,拍了拍身上的灰。他穿着一件洗到发白的格子衬衫,肚子把扣子之间的缝隙撑出好几个菱形的小口子。他在沙发上坐下来,示意我也坐。
“谁让你来的?”
“陈瑶。”
方屿的表情变了一下,很快又恢复了正常。“陈瑶还活着?”
这个问题把我问愣了。“她……当然还活着。我昨天还收到她的邮件。”
“那就好。”方屿靠进沙发里,长长地吐了一口气,“那就好。”
他的反应让我觉得不对劲。一个正常人听到前同事的消息,不会第一反应是“她还活着”。除非他已经习惯了听到相反的消息。
“方先生,”我从口袋里掏出那张照片,放在茶几上,“这张照片上的人,是不是出过很多事?”
方屿低头看了一眼照片,没有拿起来。他的表情很平静,但他的手——搭在膝盖上的两只手——不自觉地攥紧了。
“谁给你的?”
“一个穿灰色卫衣的男人。我不知道他叫什么。”
“宋迟。”方屿说,“他叫宋迟。是我们公司的后端工程师。”他顿了顿,“也是这些人里唯一一个还在到处跑的。其他的人,要么死了,要么躲起来了。”
“到底发生了什么?”
方屿沉默了一会儿,站起来走到门口,把店门上挂着的“营业中”牌子翻到“休息中”那一面。他拉上了窗帘,回到沙发上坐下,两只手交握在一起,指节因为用力而发白。
“远洋科技做的最后一个项目,”他说,声音压得很低,“叫‘因果引擎’。”
“因果引擎?”
“对。因果关系的因,因果关系的果。简单来说,就是一台能够预测未来的AI。”
我差点笑出来。预测未来?这不是街边算命先生干的事吗?但方屿的表情让我笑不出来。他是认真的。
“我们做到了。”方屿说,“去年十二月,我们完成了一次内部测试。因果引擎成功预测了三天后的一场小型地震——震级、时间、经纬度,误差在百分之五以内。整个团队都疯了。你知道那意味着什么吗?”
“意味着你们创造了一个怪物。”
方屿看了我一眼,眼神里有一瞬间的惊讶,然后变成了苦涩的笑意。“你说得对。我们当时也是这么想的,但我们选择了一个更好听的词——未来。”
“然后呢?”
“然后我们开始做更大规模的测试。我们让因果引擎分析海量的历史数据,从中找出因果链条,然后推演未来。一开始只是推演天气、股票、球赛这些无关紧要的东西。慢慢地,我们开始推演和人有关的事情。谁会在哪天离职,谁会生病,谁家的孩子会考多少分。准确率高得吓人。”
“有多高?”
“百分之九十七点三。”方屿说出这个数字的时候,声音里有一种说不清是骄傲还是恐惧的东西,“我们推演了三百多次,只有八次出了偏差。这八次偏差后来也被证实是因为输入数据不够完整造成的,补充数据之后重新推演,结果全部准确。”
我倒吸了一口凉气。
“那你们用它推演了什么?”我问,“最后推演了什么?”
方屿没有直接回答。他站起来,走到书架前,从一排书的后面摸出一个牛皮纸信封,递给我。信封没有封口,里面装着几张打印纸。我抽出来,第一页是远洋科技抬头的内部备忘录,日期是今年一月十五日——也就是年会照片拍摄的第二天。
标题是“因果引擎推演报告(绝密)”。
正文只有两段话:“根据因果引擎对远洋科技全体员工的未来推演结果,以下九名核心团队成员将在未来十二个月内相继死亡。”
下面是九个人的名单。名单上的第一个人是林远洋,远洋科技的创始人兼CEO。第二个人是方屿。第三个人是宋迟——那个穿灰色卫衣的男人。第四个人是陈瑶。名单的最后三个名字,我看了一眼,是另外三名员工。
我对照了一下那张照片,九个人,一个不差。
“这是……”我抬头看方屿。
“我们的死亡通知书。”方屿说,语气出奇地平静,“林远洋看到这份报告的时候,整个人都崩溃了。他创立这家公司,亲手组建了这个团队,我们九个人一起熬了无数个通宵才把因果引擎做出来。然后这台机器告诉他,他和他的八个伙伴,会在一年之内全部死掉。”
“他信了?”
“一开始不信。他跟机器吵了一架——不是比喻,他真的对着屏幕吼了很久,把数据重新检查了一遍又一遍。但每一次推演的结果都一模一样。九个人,全部死亡,时间跨度不超过十二个月。而且推演结果里还有一个更让人绝望的细节。”
“什么细节?”
“死亡顺序。”方屿说,“因果引擎给出的死亡顺序是有规律的。第一个是林远洋自己,死于八月。然后是一个叫张驰的测试工程师,死于九月。然后是另外两个人,死于十月。再然后是我——”
他停了一下,喉结滚动了一下。
“我死于十一月。”
我看着方屿。他坐在我对面,好好的,活生生的,肚子把衬衫扣子撑得快要崩开。他的眼神很清醒,没有任何精神异常的迹象。
“现在是十一月,”我说,“你还好好的。”
“因为我把机器砸了。”
我愣住了。
“二月的时候,林远洋死了。三月,另一个同事出了车祸。四月,第三个人从楼梯上摔下来,摔断了脊椎,终身瘫痪。因果引擎预测的死亡顺序,一个接一个地应验了。”方屿的语速变快了,像是在复述一段他已经反复想过无数遍的经过,“那时候我们已经彻底慌了。有人开始烧香拜佛,有人去看了心理医生,有人把自己锁在家里不出门。我做了另一件事——我把因果引擎的核心算法全部删除了,物理上摧毁了服务器的硬盘。我想,如果这台机器不存在了,它的预测是不是就不会成真了。”
“有用吗?”
方屿没有回答。他看了一眼窗外,窗帘的缝隙里透进来一缕黄昏的光。
“接下来两个月,没有再出事。”他说,“我以为我成功了。直到八月,林远洋确诊了晚期胰腺癌。九月,张驰在高速上爆胎,撞了护栏,人没了。十月,又有两个人出事。因果引擎的预测,一条一条地在兑现。跟我删不删机器没有任何关系。它只是把未来告诉了我们,它不是未来的制造者。”
他的声音到最后已经低得几乎听不清了。我坐在沙发上,觉得整个书店的空气都变得很重。
“那宋迟呢?”我问,“他为什么说‘只剩我一个’?”
“因为陈瑶失联了。”方屿说,“九月的时候,她给我发了最后一条消息,说她受够了每天等死的感觉,她要到一个谁也找不到她的地方去。然后她就注销了所有的社交账号,换了手机号,彻底消失了。所以宋迟不知道她还活着。”
“那另外一个人呢?名单上还有一个人。”
“你说孟嘉?”方屿的表情暗了一下,“他疯了。上个月被送进了安定医院。他觉得既然逃不掉,不如主动去死。他尝试了三次,最后一次差点成功,被家人发现送医,救回来之后精神状态就彻底垮了。他现在每天坐在病房里,对着墙壁说同一句话——‘还差三天’。”
“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因果引擎预测的他的死亡时间是十一月十七号。”方屿看了一眼手机上的日期,“今天是十一月十四号。还差三天。”
从书店出来的时候,天已经全黑了。城西这一片老巷子没有路灯,只有临街的窗户里漏出来的零星灯光。我站在枇杷树下,把方屿给我的那个牛皮纸信封塞进包里,手指触碰到照片光滑的表面。
我忽然想起一个问题——方屿说他死于十一月,但他没说具体是哪一天。
我回头看了一眼书店。窗帘拉得严严实实,只有门缝底下透出细细的一条光。我犹豫了一下,没有回去问。有些事情,不知道也许比知道更好。
我打了个车回家。出租车上,我用手机搜了“安定医院孟嘉”,没有搜到任何相关的新闻。我又搜了“因果引擎”,搜出来的全是一些学术论文,讲的是因果推断在统计学中的应用,和方屿说的完全不是一回事。方屿口中的因果引擎——一台能精准预测未来的AI——在这个互联网上没有任何痕迹。要么是它从来没有被公开过,要么是有人刻意抹掉了它的存在。
到家之后,我给陈瑶又发了一封邮件,把今天从方屿那里听到的事情简要地写了一遍,问她愿不愿意跟我说更多。邮件发出去十分钟,没有回复。半小时,没有。一小时,依然没有。
我洗了个澡,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脑子里全是那张照片上九个人的笑脸,他们站在远洋科技的门口,拉着“2024年年会”的横幅,对着镜头笑得灿烂无比。那时候因果引擎刚刚完成第一次成功测试,他们是全世界最接近“预知未来”这个终极梦想的一群人。他们不知道这台机器会在四十八小时后给他们每人发一张死亡通知书。
一月十四号拍的合影。一月十五号出的推演报告。拍照的时候,死神的刀已经架在每个人的脖子上了,但他们还不知道,还在为年会的抽奖环节兴奋不已。
我在黑暗里睁着眼睛,忽然想到了一件更让人后背发凉的事情。如果因果引擎的预测是百分之百准确的,那么九个人,在十二个月内,一个接一个地死——这不是事故的集合。这是某种规律。像是被设计好的。
什么东西能同时夺走九条人命?不是癌症,不是车祸,不是坠楼。这些死亡方式看起来毫无关联,但它们的共同点是——每一个都发生在因果引擎预测的时间节点上。
那个时间节点是谁定的?
我猛地从床上坐起来,打开电脑,重新搜了一遍远洋科技的所有新闻。我一条一条地看,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凌晨两点的时候,我看到了一篇几乎被遗忘的旧闻。
“远洋科技宣布完成B轮融资,领投方为‘辰星资本’。辰星资本合伙人表示,远洋科技的因果推断技术有望彻底改变人类对未来的认知方式。”
下面有一条不起眼的补充说明:“辰星资本将派驻一名技术顾问进入远洋科技董事会。”
技术顾问的名字没有写。
我搜了“辰星资本”,出来的结果大多是正常的投资新闻。但有一条两年前的报道引起了我的注意——“辰星资本旗下AI实验室发布白皮书,探讨‘确定性未来’理论框架。实验室负责人表示,如果能够掌握足够多的因果变量,人类的自由意志可能只是一个幻觉。”
我把这句话读了三遍。自由意志只是一个幻觉。
我又搜了这位实验室负责人。他叫陆怀瑾,斯坦福人工智能博士,曾在硅谷某顶尖AI实验室工作过五年,回国后加入了辰星资本。我在搜索结果里翻到了一张他的照片——四十多岁,方脸,金丝眼镜,笑容温和,看起来像一位普通的大学教授。但不知道为什么,看到那张照片的时候,我的胃突然痉挛了一下。
他的眼睛。他的眼睛在笑,但那个笑容没有到达瞳孔。那是一双猎人的眼睛,冷静、专注、不带任何情感。
我继续往下搜,发现陆怀瑾在今年三月——也就是方屿摧毁因果引擎核心数据之后不久——离开了辰星资本,去向不明。和他同时失踪的,还有辰星资本AI实验室的全部研究资料。
我把电脑合上,坐在黑暗中,感觉有一条冰冷的蛇顺着我的脊椎往上爬。如果方屿说的是真的,因果引擎确实可以预测未来,那么销毁它的核心数据并不能阻止它的预测成真——方屿自己已经验证了这一点。预测一旦做出,未来就已经锁死了。不管你把服务器砸得多碎,该发生的事还是会发生。
那为什么还要销毁它?
除非销毁这个行为本身,就是预测的一部分。
这个想法让我整夜没睡。第二天一早,我再次去了城西。我要找方屿问清楚一个问题。
巷子里很安静,枇杷树的叶子落了一地。书店的门关着,“营业中”的牌子没有翻过来,“休息中”那一面朝外。我敲了敲门,没有人应。我又敲了几下,加大了力道,门竟然自己开了一条缝。没锁。
我推门进去。
书店里一片狼藉。书架倒了两排,书散落一地,茶几被掀翻了,方屿的旧沙发被什么东西划开了好几道口子,里面的海绵翻了出来。空气里有一股淡淡的焦糊味,像是有人在这里烧过什么东西。
我站在门口,浑身的汗毛都竖起来了。
“方屿?”我喊了一声,声音在空荡荡的书店里显得很突兀。
没有人回答。
我小心翼翼地跨过地上的书堆,往里走。书店最里面有一扇小门,门半开着,后面是一间堆满杂物的储藏室。我推开门,看到方屿坐在地上,背靠着墙,脸色苍白得像一张纸。他的眼镜碎了一只镜片,衬衫前襟上沾着几滴暗红色的东西,看起来像是血。
但他还活着。他的胸脯在起伏。
“方屿!”我蹲下去扶他。他睁开眼睛,看到是我,嘴皮动了动。
“你来晚了。”他说,声音哑得几乎听不到。
“谁干的?要不要报警?”
“不用。”他抓住我的手腕,力道大得让我吃痛,“听我说。昨天晚上有个人来找我。他说他是辰星资本的人。他问我……因果引擎的核心算法还在不在。我说我早就删了。他不信。”
“然后他就动手了?”
方屿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他闭上眼睛,嘴角抽动了一下,像是在忍耐某种剧烈的疼痛。
“他翻遍了整个书店。把所有的硬盘、U盘、光盘全部拿走了。但他没找到。”方屿睁开眼睛,那双眼睛里有了一种我不太能理解的光,“因为核心算法从来就不在任何硬件里。它在我脑子里。我是因果引擎的主架构师,所有的代码都是我写的。只要我活着,因果引擎就有可能被重建。”
我的心跳猛地加速了。“你跟我说这些干什么?”
“因为我要死了。”方屿说,“因果引擎预测我死于十一月十五号。今天是十一月十五号。”
我的血液一下子冻住了。
“那张名单上,你的死亡时间不是‘十一月’,没有写具体哪天——”
“有。”方屿打断我,“我给每个人看到的名单都是模糊过的。我不想让他们知道自己确切的日期。但我知道我自己的。十一月十五号。”
他的声音很平静,平静到近乎冷酷,像在念一段跟自己无关的天气预报。
“你不信。”他看着我的表情,笑了一下,“没关系。你很快就会信了。宋迟把那张照片给你,不是偶然。他一直在等一个能‘看到’他的人——一个不在因果引擎预测范围内的人。”
“什么意思?”
“因果引擎的推演覆盖了所有已知变量。但你不在其中。你和远洋科技没有任何关联,不在我们的任何数据集里。因果引擎预测不到你。”
我蹲在地上,消化着这句话。方屿的呼吸变得急促起来,额头上沁出了细密的汗珠。他的嘴唇在变紫,手指在发抖。
“孟嘉说还差三天,”他说,“他的死亡时间是十一月十七号。那张名单上的最后一个人,死亡时间是十二月三十一号。九个死亡,分布在一年十二个月里。你有没有想过,这个排列顺序不是随机的?”
我摇了摇头。
“它是一种信息编码。”方屿说,声音越来越弱,我不得不把耳朵凑到他嘴边才能听清,“九个死亡时间节点,如果按照某种特定的方式排列,会构成一组坐标。这个坐标指向的不是一个地点,而是一个时间——一个未来会发生某件事的确切时间。”
“什么事?”
“我不知道。这是林远洋设计的,他才是因果引擎的提出者。他把这条信息藏在了死亡名单里,只有按照正确的顺序把九个时间节点拼接起来,才能解读出那个最终的坐标。他是在用死亡传递一条消息。”
我张了张嘴,还没来得及说什么,方屿的身体突然剧烈地抽搐了一下。他的手从我的手腕上滑落,啪的一声摔在地上。
“方屿?方屿!”
他的眼睛还睁着,但已经不再看我了。他盯着天花板的某个地方,瞳孔缓缓放大。他的嘴唇动了最后一下,吐出了三个字。声音太小了,我几乎没听到,只能从口型辨认——
“不是病。”
然后他就不动了。
我跪在储藏室的地板上,跪了很久,直到膝盖发麻,直到确认他真的不再呼吸了。我伸手合上了他的眼睛,站起来,拿出手机想打急救电话。但手指按在拨号键上,迟迟没有按下去。
方屿说他自己死于十一月十五号,因果引擎预测的。一个健康的中年男人,没有心脏病史,没有外伤,就这么死在了自己书店的储藏室里。不是病,不是意外,不是他杀。是什么?
是预测本身。
因果引擎预测了他的死亡,所以他死了。不是因为预测准确,而是因为预测这件事本身,就是死亡的原因。
这个逻辑闭环让我的大脑像是被什么东西卡住了一样。我靠在墙上,深呼吸了好几次,才勉强把涌上来的恶心感压下去。
我低头看着方屿安静的面容,忽然意识到一个更恐怖的问题——如果因果引擎的预测本身就是死亡的原因,那么这台机器不是“预知”未来,而是在“制造”未来。它说出的话,会自己实现。它写在名单上的名字,会在对应的日期被一种看不见的力量从世界上擦掉。
那它到底是什么?一个AI?一个概率模型?还是一个现代的、用代码写成的诅咒?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名单上还有三个人活着。宋迟、陈瑶、孟嘉。孟嘉的日期是十一月十七号,也就是后天。宋迟和陈瑶的日期我还没拿到。
我把方屿的身体轻轻放在地上,从储藏室退出来,在倒地的书架中间找到了那个牛皮纸信封。照片还在里面,九张年轻的笑脸。我用手指挨个划过每一张脸,从林远洋开始,到孟嘉结束。六个死了,一个疯了,一个失踪了,还有一个在到处找能“看到”他的人。
我拿出手机给宋迟打了电话——号码是方屿昨晚给我的。响了好一阵,对面接了。
“方屿死了。”我说。
电话那头沉默了三四秒钟。“你在哪里?”
“他的书店里。”
“你待在原地不要动,我马上过来。”宋迟挂了电话。
我在书店的废墟中站了一会儿,开始翻找方屿的遗物。他说林远洋把一条信息藏在了死亡名单里,按照正确的顺序把九个时间节点拼起来才能解读。我需要拿到这份名单的完整版——具体的死亡日期,而不是模糊的月份。
方屿的办公桌在书店后面,是一个老式的实木书桌,桌面上堆满了各种杂物。我翻了几个抽屉,找到了一个上了锁的铁盒子。锁是那种最简单的挂锁,用桌上的剪刀撬一下就开了。铁盒子里装着一沓文件,最上面是一张纸,抬头写着“因果引擎推演结果(完整版)”。
我的手有些抖。
这张纸上列着九个名字,每个名字后面跟着一个精确到天的日期。
1. 林远洋——8月7日
2. 张驰——9月14日
3. 刘竞——10月3日
4. 孙海阳——10月28日
5. 方屿——11月15日
6. 孟嘉——11月17日
7. 陈瑶——11月29日
8. 赵北川——12月13日
9. 宋迟——12月31日
我把这九个日期抄在手机备忘录里,盯着它们看了好一会儿。方屿说过,这些日期按照特定的方式排列会构成一组坐标,指向另一个时间。我试了几种排列组合——按顺序、按倒序、按名字拼音、按年龄大小,都没有看出什么规律。
不是简单的排列。需要某种密钥。
风铃响了。宋迟推门进来。他穿着一件黑色的外套,帽子没有拉起来,露出一张疲惫但警觉的脸。他看了一眼满地的狼藉,又看了一眼储藏室的方向,嘴唇抿成了一条线。
“他被找到的时候说了什么?”宋迟问。
“他说‘不是病’。还说了林远洋把一条信息藏在了死亡名单里,需要通过九个日期来解码。你知道怎么解吗?”
宋迟沉默了几秒钟。“我知道。”
他走到我身边,看了一眼我手机上那九个日期,然后用手指在屏幕上画了一条线——从第一个日期连到第四个,从第四个连到第七个,从第七个连回第二个,形成了一个不规则的图形。
“林远洋跟我说过一次。他说如果有一天他死了,因果引擎的最终推演结果就藏在我们的死亡日期里。这句话的意思不是日期本身就是信息,而是日期之间的间隔。”
“间隔?”
“用天数来算。林远洋到张驰,38天。张驰到刘竞,19天。刘竞到孙海阳,25天。孙海阳到方屿,18天。方屿到孟嘉,2天。”宋迟的语速很快,像是在背诵一段烂熟于心的经文,“孟嘉到陈瑶,12天。陈瑶到赵北川,14天。赵北川到我,18天。一共八段间隔。”
他在手机计算器上快速按了几下,屏幕上出现了一串数字:38,19,25,18,2,12,14,18。
“这些数字本身也没有规律。”我说。
“有的。”宋迟说,“你把每一段间隔对应的死亡人数加上去。”
我没太明白他的意思。
“林远洋死的时候,九个人都还活着。张驰死的时候,还剩八个。以此类推。所以每一段间隔都对应一个剩余人数。”宋迟说,“38天对应9个人,19天对应8个人,25天对应7个人,18天对应6个人,2天对应5个人,12天对应4个人,14天对应3个人,18天对应2个人。”
他在纸上写下了八组数字:(38,9)、(19,8)、(25,7)、(18,6)、(2,5)、(12,4)、(14,3)、(18,2)。
“这不是坐标。”宋迟说,“这是一组密码。林远洋年轻的时候是个密码学爱好者,他最喜欢用的一种加密方式就是把数字转换成字母——A是1,B是2,依此类推。”
他拿过我的笔,在纸上快速地写着。
“38加9等于47。47减去26等于21,对应字母U。19加8等于27,减去26等于1,对应A。25加7等于32,减去26等于6,对应F。18加6等于24,对应X。2加5等于7,对应G。12加4等于16,对应P。14加3等于17,对应Q。18加2等于20,对应T。”
纸上出现了一串字母:U A F X G P Q T。
看起来毫无意义。
宋迟皱了皱眉,然后像是想起了什么,把这些字母的顺序倒了过来:T Q P G X F A U。
还是一串乱码。
“不对。”我说,“也许不是加减,是别的运算。”
我拿过纸笔重新算了一遍。38和9,19和8,25和7……我注意到一个细节——方屿说九个人的死亡时间节点拼在一起会构成一个坐标,指向“未来会发生某件事的确切时间”。如果它指向的是一个时间,那这串信息应该最终能换算成日期。
日期。
“也许不是字母。”我说,“直接就是日期格式。八个间隔,八位数。YYYYMMDD。”
宋迟的眼睛亮了一下。“38、19、25、18、2、12、14、18……拼起来是381925182121418。但那是十五位数,日期只需要八位。”
“所以要筛选。”我盯着那八段间隔,忽然想到了方屿说的另一句话——“按照正确的顺序把九个时间节点拼接起来”。不是间隔的顺序,是节点本身的顺序。九个节点,不是八个间隔。
“林远洋把密钥藏在了第九个节点里。”我说,“最后一个人——你,12月31日。这个日期本身可能就是密钥。”
12月31日,写成数字是1231。
我试着用1231作为步长,从381925182121418里每隔1、2、3、1位取一个数。取出来的数字是——
取第1位:3。取第3位(1+2):1。取第6位(3+3):9。取第7位(6+1):2。取第8位(7+1,循环开始):5。
得到31925。这是五位数,不够。
我又试了几种别的取法,都不对。宋迟在旁边一言不发地看着,手指无意识地敲着桌面,像是在计算什么。
“你刚才说林远洋喜欢把数字转换成字母,”我说,“那也许最终的坐标也是一串字母?”
“不太可能。他说的是‘未来会发生某件事的确切时间’,时间应该是数字。”
我靠在椅子上,闭上眼睛,把所有的碎片在脑子里重新拼了一遍。九个死亡日期,八段间隔,九个剩余人数。林远洋用某种方式把这些数字编码成了一条信息。方屿临死前说“不是病”——这三个字也许不只是说他的死因,也许就是密钥本身。
“不是病”。三个字。
我看着纸上那九个日期的原始数据。8月7日,9月14日,10月3日,10月28日,11月15日,11月17日,11月29日,12月13日,12月31日。
如果不去算间隔,而是直接把所有日期按照“年月日”展开呢?8位数字的日期——20240807,20240914,20241003,20241028,20241115,20241117,20241129,20241213,20241231。
我拿着笔,在纸上写下这九组八位数。然后我想起了林远洋的死亡日期——8月7日,20240807。
在这串数字里,我能看到什么?
2024年。所有的日期都在2024年。也就是说,年份是已知的,不需要编码。真正有信息价值的是月和日。九组数字,去掉年份,就是0807,0914,1003,1028,1115,1117,1129,1213,1231。
我盯着这些数字看了一分钟。然后我看到了。
“不是病。”我说,“这三个字不是密钥。这三个字是提示——‘不是病’,就是‘没有病’,‘没有病’换一种说法是——‘没问题’。”
宋迟不解地看着我。
“‘不是病’就是‘无病’。无病,没有毛病,没有错误。”我拿起笔,把九组四位数中的第一组和第二组圈了出来,“0807和0914。正常的日期序列中,0807的下一个应该是0808,但这里是0914。中间跳过了37天。”
“那是林远洋到张驰的间隔。”
“对。38天,但我们刚才算出来的是38。实际上8月7日到9月14日,算头不算尾,是38天。”我继续往下写,“9月14日到10月3日,19天。10月3日到10月28日,25天。10月28日到11月15日,18天。11月15日到11月17日,2天。11月17日到11月29日,12天。11月29日到12月13日,14天。12月13日到12月31日,18天。”
我把这些间隔天数列在一起:38、19、25、18、2、12、14、18。
“如果这个序列本身不是随机的,”我说,“它是什么?”
宋迟拿起笔,在这八个数字旁边写下了另外八个数字——9、8、7、6、5、4、3、2。那是每段间隔对应的剩余人数。
“三十二个数字。”宋迟说,“一共三十二个数字。”
“三十二。”我重复了一遍。三十二。八乘四。如果每四个数字为一组,可以分成八组。
我把间隔天数和剩余人数交替排列——38,9,19,8,25,7,18,6,2,5,12,4,14,3,18,2。
然后每两个数字合在一起:389,198,257,186,25,124,143,182。
还是没有意义。
“也许不应该交替排列。”宋迟说,“也许林远洋把它们做了乘法。”
乘法?
38乘以9等于342。19乘以8等于152。25乘以7等于175。18乘以6等于108。2乘以5等于10。12乘以4等于48。14乘以3等于42。18乘以2等于36。
342,152,175,108,10,48,42,36。
这八个数,每一个都是三位数(除了10)。如果把它们看成日期呢?342天?不行。如果拆成年月日——
“342可以拆成3月42日,不存在。”我说。
“不是日期。”宋迟说,“是坐标。地图坐标。”
他把这八个数字两两分组:342和152,175和108,10和48,42和36。四组坐标,每组两个数字。
但342作为经度或纬度都不合理。经度最大180,纬度最大90。
“换个算法。”我抓过纸笔,把那八个乘积重新看了一遍。342、152、175、108、10、48、42、36。
把它们全部加起来。
342加152加175加108加10加48加42加36,等于913。
九一三。
九月十三日。
我和宋迟对视了一眼。
“2024年9月13日。”宋迟说,“但那天已经过去了。”
“不是今年。”我说,“也许是明年。2025年9月13日。”
宋迟皱起了眉头。“那天会发生什么?”
“不知道。”我说,“林远洋用了这么复杂的方式把这串信息藏起来,说明这件事非常重要,而且他不想让某些人知道——比如辰星资本的人。”
提到辰星资本,宋迟的脸色沉了一下。他沉默了几秒钟,然后说:“我去找陈瑶和孟嘉。孟嘉还活着,但他的日期是后天。如果他熬过去了,因果引擎的预测就被打破了。如果预测被打破,这个9月13号也许就不会发生。”
“你要怎么救他?”
“我不知道。”宋迟站起来,把那张照片重新揣进口袋里,“但他是我们中唯一一个还在医院里的人。如果‘预测’是通过某种物理方式实现的,那么在一个可控的环境里,我们也许能阻止它。”
他走到门口,回头看了我一眼。那个眼神和三天前在奶茶店里一模一样——一种确认,一种笃定。好像在确认我还在,确认我没有像其他人一样从他的世界里消失。
“你还能看到我。”他说。
“当然。”
“那你就记住我说的话。”宋迟说,“9月13号。如果那一天到来之前我死了,你要接着查下去。不管林远洋藏的是什么,都不能让它发生。”
“等一下!”我叫住他,“你还没告诉我,那天到底会发生什么?”
宋迟站在门口,逆着光,面容隐在阴影里。过了好一会儿,他才开口。
“林远洋最后一次跟我说话的时候,他说他做了一个梦。梦里因果引擎没有停机,它被辰星资本拿去做了更大规模的推演。推演的不是九个人的生死,而是整个人类的未来。推演的结果只有一句话——”
他顿了一下,像是那句话太重了,需要攒够力气才能说出来。
“2025年9月13日,因果链断裂。人类自由意志消失。从那天起,所有人都会变成按照既定剧本行事的木偶。没有人能做出任何选择,因为未来已经被锁死了。”
我的手停在半空中,纸和笔从指缝里滑落。
“不是预测。”宋迟说,“是他们想要制造一个确定性的未来。一个没有任何意外、没有任何偏离、每一个人每一秒钟的行为都已经被预先写好的未来。陆怀瑾把这叫做‘完美秩序’。而因果引擎,就是这个秩序的钥匙。”
他说完这句话,拉开门走了出去。风铃响了一声,然后复归寂静。
【因果锁链】
第四个故事我叫姜屿,今年二十六岁,在北京一家互联网公司做产品经理,每天的生活就是写需求文档、开评审会、跟研发吵架、改需求、再开会、再吵架。生活规律得像一条流水线,连周末点外卖的店铺顺序都是固定的——周六中午黄焖鸡,周六晚上麻辣烫,周日中午炸鸡汉堡,周日晚上螺蛳粉。
我妈说我活得像一台设定好程序的机器。我说妈你不懂,这叫稳定。
但稳定这个东西,在一个周三的下午被打破了。
那天我加班到晚上九点多,从公司出来的时候天已经全黑了。我走到地铁站,刷卡进站,站在黄线后面等车。站台上人不多,零零散散地站着几个同样加班到现在的打工人,每个人都低着头刷手机,脸上的蓝光照得每个人像一具具会动的尸体。
车来了。我走进去,找了一个靠边的位置坐下。车厢里很安静,只有地铁行驶时规律哐当声。我戴上耳机,闭上眼睛,准备像往常一样闭目养神到站。
然后有人叫了我的名字。
“姜屿。”
不是耳机里的声音。是真实的、有人在我面前说出来的声音。我睁开眼睛,看到对面坐着一个男人。
他大概四十岁出头,穿着一件深棕色的皮夹克,里面是一件洗得有些发白的格子衬衫。他的头发剪得很短,鬓角有几根白丝,脸上的皱纹不多但很深,像是被刀刻上去的。他不年轻了,但他看我的眼神却带着一种少年人才有的专注和急切。
“你认识我?”我问。
他笑了一下。那个笑容很奇怪——不是开心的笑,也不是礼貌的笑,而是一种等了很久终于等到之后、如释重负的笑。
“我当然认识你。”他说,“我是你爸。”
我愣了一下。然后我站起来,换到了另一节车厢。
不是因为我不相信他。是因为我爸在我十二岁那年就死了。胰腺癌,从确诊到走只用了三个月。我亲眼看着他从一个一百六十斤的中年男人瘦成一把骨头,亲眼看着他被抬进焚化炉,亲手把他的骨灰盒放进墓地那个四四方方的小格子里。你现在突然在地铁上蹦出一个陌生人,跟我说他是我爸?
这不可能。
但我刚坐下来不到十秒,那个男人也跟过来了。他不紧不慢地走到我旁边,扶着拉环站着,低头看我。
“小屿,你听我说——”
“你到底想干什么?”我抬头看着他,声音比我预想的要大,旁边几个乘客转过头来看我们。我压低了声音,“我爸叫姜建国,生于一九六三年,死于二〇一〇年。他的墓地在北京昌平,碑是我跟我妈一起去挑的。你告诉我,你是谁?”
他没有生气。他的表情甚至没有太大变化,只是眼睛里的那种光暗了一点。
“姜建国。”他说,“生于一九六三年,老家是河北保定的。你妈叫周亚琴。你们家在二〇〇五年搬到北京通州,住在梨园那边。你小时候最喜欢吃糖葫芦,每次看到卖糖葫芦的你就走不动路。你五岁那年从床上摔下来,左边眉骨缝了三针,现在还有一个疤。”
我的手不自觉地抬起来,摸了摸左边眉毛。那个疤很小,藏在眉毛里,不仔细看根本注意不到。连我前女友都没发现过。
“这些东西可以查。”我说,“只要花点功夫,谁都能查出这些东西来。”
“那你告诉我,”他蹲下来,和我平视,“你七岁那年尿过一次床,半夜偷偷把床单拿去洗了,结果把洗衣机弄坏了,你妈发现之后你说是猫尿的。这件事谁知道?”
我的心跳停了半拍。
那件事我没有跟任何人说过。从来没有。不是刻意保密,是太丢人了,说不出口。而且那台洗衣机是我妈攒了好几个月工资买的,被我弄坏之后,我妈没骂我,只是坐在厨房里偷偷哭了一场。我躲在门后面看到了,那是我这辈子第一次感受到什么叫愧疚。
“你……”我的声音卡在嗓子里。
“我本来不想来找你的。”他说,声音低下来,“但你最近是不是总是做一个梦?梦见一个很多层的建筑,你在里面走,走不到头。每一层都长得一模一样,白色的走廊,灰色的门,走廊尽头有一扇窗户,但窗户外面什么都看不到。”
我的后背一阵一阵地发麻。
那个梦我做了整整三个月。一模一样的。白色的走廊,灰色的门,打不开的窗户。我从来没跟任何人说过,因为我根本不知道怎么说。它不恐怖,没有任何鬼怪或者危险的东西,只是一种无边无际的、让人窒息的无聊感。每次醒来我都觉得浑身没劲,好像在那个走廊里走了一整夜,把所有的力气都耗光了。
“你怎么知道?”
“因为那不是梦。”他说,“那是记忆。”
“什么记忆?”
他没有直接回答。他站起来,看了看车厢里的电子屏。“你还有四站下。我在你下车那个站台等你。”
“你怎么知道我哪站下?”
他没有回答,走向了另一节车厢。地铁刚好到站,门开了,他走出去,消失在站台的人群里。
四站之后,我在果园站下了车。他果然在那里等我,靠在一根柱子旁边,手里拿着两瓶水。他递给我一瓶,我接过来,没有喝。
我们走出地铁站,沿着通州那条运河边上走。十一月了,河边的柳树叶子快掉光了,只剩下光秃秃的枝条在风里晃。河面上映着对面楼盘零星的灯光,像谁在水里撒了一把碎掉的金子。
“你刚才说的记忆,”我先开口,“是什么意思?”
他拧开水瓶喝了一口,看着河面,沉默了好一会儿。
“你接下来要听到的事情,可能很难相信。但在我讲完之前,你不要打断我。”
“你先说。”
“我叫姜建国。这一点我没骗你。我也确实是你的父亲。”他顿了顿,“但我不是这个世界的姜建国。”
“什么意思?”
“我来自另一个世界。一个和我们这个世界几乎一模一样的世界,唯一不同的是——在那个世界里,我没有死在二〇一〇年。”
我停住了脚步。
“你在开玩笑。”
“我没有。”他转过头看着我,脸上没有任何玩笑的痕迹,“在那个世界里,我的胰腺癌在二〇〇九年被检查出来的时候还是早期。我做了手术,恢复了,一直活到现在。在那个世界里,我看着你从十二岁长到二十六岁。我看着你初中毕业、高中毕业、考上大学、找到工作。我参加了你的毕业典礼,帮你搬过家,甚至在你跟你妈吵架的时候在中间当过和事佬。”
他说这些话的时候,嘴角带着一点很淡的笑意,好像在回忆一些他亲眼见过的画面。
“但是在那个世界里,”他继续说,“你妈在三年前去世了。心梗,走得很突然。你受不了这个打击,整个人垮了。你辞了工作,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好几个月不出门。我带你去看了心理医生,医生说你得了创伤性应激障碍,需要时间。但你等不了。你开始研究一种东西——一种可以让你进入其他世界的方法。”
“什么?”
“平行世界的穿越技术。”他说,“你是个聪明的孩子,那个世界的你也是。你花了一年时间,在理论上证明了平行世界之间穿越的可能性。然后又花了一年,把理论变成了现实。”
他看着我,眼睛里有一种我说不清是骄傲还是悲伤的东西。
“你成功了,但又没有完全成功。”
“什么意思?”
“你造出来的那台机器确实能把你送到另一个世界,但有一个问题——你不能在另一个世界待太久,否则会产生严重的排异反应。这种排异反应不是生理上的,是意识层面的。你的意识会开始被目标世界的意识覆盖,你会忘记自己是从哪里来的,彻底变成那个世界的人。这个过程大概需要三个月的时间。”
我听着他的话,觉得自己的脑子像一台老旧的电脑,在处理一个庞大到无法运行的运算任务。
“所以你来找我,是因为另一个世界的我——”
“他来到这个世界了。”姜建国说,“三个月前,他启动了那台机器,穿越到了这个世界。他的目标很简单——在这个世界里,他妈没有死于心梗。他想待在这里,和这个世界里的妈妈一起生活。”
“那他自己呢?我是说那个世界的他?”
“他穿越到了这个世界的你身上。你们的意识共存于同一个身体里。头两个月,他还能分清哪个记忆是自己的、哪个记忆是你的。但到了第三个月,排异反应开始了。他的记忆开始和你的记忆融合,他越来越分不清自己是谁。而你,作为这个身体的原始意识,也开始被他影响——那些他不属于你的记忆碎片,会以梦的形式出现在你的意识里。”
“那个走廊?”
“对。那是他设计的穿越装置的内部空间。他每次穿越都会经过那个走廊。”
我靠在运河边的栏杆上,觉得自己的腿有点软。十一月的风从水面上吹过来,冷得我直打哆嗦,但那种冷不是风带来的。
“我凭什么相信你?”
“你现在闭上眼。”他说,“集中注意力,想一想你妈的手机号码。”
“我自己妈的号码我当然记得。”
“不是这个世界的你妈。是那个世界的。你试试。”
我闭上眼睛,觉得这件事蠢透了。但当我真的静下来,脑子里忽然浮现出一串数字——不是我妈现在的手机号,而是另一个号,一个以138开头的、我完全没印象的号码。
我睁开眼睛,把那个号码念了出来。
姜建国点了点头。“那是那个世界的你妈的手机号。她用了十五年,到去世都没换过。”
我把手机拿出来,手指悬在拨号键盘上。那个138的号码在我脑子里像霓虹灯一样闪着,清晰得不可思议。我深吸一口气,按下了拨号键。
响了三声。然后对面接了。
“喂?”一个男人的声音,带着点困意,好像被电话吵醒了。
我张了张嘴,说不出话来。因为那个声音,是我的声音。
“喂?哪位?”对面的“我”又喂了一声。
我挂断了电话。
“你现在信了?”姜建国问我。
我靠着栏杆,觉得自己像一只被扔上岸的鱼,嘴巴一张一合的,但吸不到任何氧气。
“那现在怎么办?”我问,“他占着我的身体,我呢?”
“这就是我来找你的原因。”姜建国说,“那个世界的你已经彻底失去了自我认知。他现在完全以为自己是这个世界的姜屿——你的生活就是他的生活,你的记忆就是他的记忆。但问题是,他的穿越行为已经造成了两个世界之间的通道不稳定。如果不把他弄回去,这个通道会越来越宽,最后两个世界会撞在一起。”
“撞在一起会怎样?”
“两个世界同时毁灭。”姜建国的语气平静得好像只是在说一道物理题,“所以我来找你。你需要跟我回去,把那个世界的姜屿——也就是你身体里那个多余的意识——拉回他原来的世界。”
运河上的风忽然大了起来,把路边的梧桐树叶卷起来,在空中打了几个旋,又落回水面上。
“我怎么拉?”
“那个世界有你妈。”姜建国说了一句不完整的话。
“什么?”
“那个世界的周亚琴还活着。”他说,“他对你妈的执念,是你目前为止最强的牵制点。如果他能在那个世界再见到你妈——哪怕只是一次——他的执念就会松动。执念一松,他就可以被拉回去了。”
我看着他的眼睛。那双和我记忆中不太一样的眼睛。我记忆里的姜建国,眼睛是温和的、带笑的,像一个永远不会生气的人。但面前这个人,他的眼睛更深,里面藏着一些我不认识的东西——一些只有经历了比死亡更漫长的时间才能沉淀出来的东西。
“就算你说的是真的,”我说,“就算我愿意帮你。我怎么过去?你不是说他造的机器只能一个人用吗?”
“机器在那边的世界。”姜建国说,“这边没有。但有一个替代方案。”
“什么替代方案?”
“你身体里还有他残余的意识印记。这些印记足够强,可以和那边的机器产生共鸣。”他说,“你不需要机器。你只需要在一个特定的时间、特定的地点,进入一次足够深的睡眠。你的意识会在睡眠中被那边的机器拉过去。”
“什么时候?哪里?”
“后天。晚上十一点。地点是——你妈家。”
“为什么要在我妈家?”
“因为那里是两个世界重合度最高的地方。那个世界的你,穿越之前做的最后一件事,就是去你妈家,在他妈的照片前坐了一整夜。”
我低下头,看着运河黑沉沉的水面。水面上映着对面楼盘的灯火,也映着一张我看了二十六年、此刻却觉得陌生的脸。
“我需要想一想。”我说。
“你没有太多时间想了。”姜建国说,“后天是最后期限。过了后天,两个世界之间的通道就再也关不上了。”
他递给我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一个地址。不是我妈现在的住址——那个地址我认识——而是一个我没见过的地址,在昌平那边。
“这是那个世界里,你妈住的地方。”他说,“后天晚上十一点之前,你要赶到那个世界的这个地址。我会在那边接应你。”
“可是我怎么——”
“你不需要主动做什么。你只需要在正确的时间、正确的地点睡着。剩下的事情,那个机器会帮你完成。”
姜建国走了。他的背影沿着运河边的小路渐渐变小,最后消失在路灯照不到的黑暗里。我站在原地,手里攥着那张纸条,觉得今天发生的一切都像一场乱七八糟的梦。
但是那个138的手机号还在我的通话记录里。通话时长,十秒。
我打车回到家的时候已经快十二点了。我妈给我留了灯,客厅茶几上放着一盘切好的苹果,保鲜膜包着。她总是这样,生怕我一个人在外面吃不好,每次我加班回来都有切好的水果等着。
我坐在沙发上,吃了一块苹果,然后去敲我妈的房门。
“妈,你睡了吗?”
“没呢,进来吧。”
我推开门。我妈靠在床头,戴着一副老花镜在看书。她年轻的时候眼神可好了,五十岁之后开始老花,这几年越来越严重,看书的时候要把书举得老远,远到手臂不够用,必须戴上眼镜才行。
“怎么了?加班到现在还不困?”她摘下眼镜看着我。
“妈,我问你一件事。”我在她床边坐下来,“爸当年……你确定他是真的……?”
我妈的表情变了一下。不是生气,是那种被突然戳到一个旧伤口的疼痛。她把手里的书放在床头柜上,沉默了几秒钟。
“怎么突然问这个?”
“我就是……做了一个梦。”我编了一句谎话,“梦到爸还在。梦太真了,醒过来之后半天缓不过来。”
我妈叹了口气,伸手摸了摸我的头,就像我小时候那样。她的手掌粗糙,是这么多年做家务磨出来的。
“你爸走了十四年了。”她说,“我当时就在他旁边。他最后跟我说的话是——把儿子带好。”她的声音有点哽咽,但她控制住了,“你爸这个人,一辈子最大的遗憾就是没能看着你长大。你要好好的,别让他不放心。”
“嗯。”我低下头,不敢让她看到我的眼睛。
“行了,快去睡吧。明天还上班呢。”
我走出我妈的房间,回到自己的房间,关上门。我坐在床边,看着窗外漆黑的夜空,脑子里乱成了一锅粥。
那个自称姜建国的人说的话,每一个字都荒诞得要命。穿越、平行世界、意识融合——随便哪个词拿出来都像一个三流科幻片里的烂俗设定。但那个138的手机号是真的。那个眉骨上的疤是真的。那场洗衣机的意外是真的。那个重复了三个月的走廊梦也是真的。
如果他说的是真的,那么此时此刻,住在“我”身体里的,是另一个世界的姜屿。他失去了自己世界的母亲,穿越到了这个母亲还活着的世界,想用“我”的身份继续活下去。而他的父亲——那个世界的姜建国——追了过来,要把他带回去。
那我呢?在这个故事里,我算什么?
一个被征用了身体的房东?一个莫名其妙的受害者?还是一个在别人的团圆故事里不该存在的配角?
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一夜没睡。
第二天我请了假。我跟我妈说身体不舒服,她念叨了一阵要不要去医院,我说不用,睡一觉就好。她出门买菜之前在我床头放了一杯温水,又把我的被子往上拉了拉。二十六岁了,她照顾我的方式还跟十二岁的时候一模一样。
我妈出门之后,我从床上爬起来,开始验证姜建国说的每一句话。
我先去了一趟派出所,找了我一个在户籍科工作的老同学,求他帮我查一下姜建国的死亡证明。他查了,发给我一份扫描件——姜建国,男,一九六三年生,二〇一〇年十一月七日死于胰腺癌。死亡证明是真的,记录清清楚楚,不存在任何被篡改的痕迹。
然后我去了昌平公墓。我爸的墓碑还在那里,碑上刻着“先父姜建国之墓”,立碑时间是二〇一〇年十一月。我用手指摸过碑上的每一个刻字,石头的纹理冰凉粗糙,是真石头,不是幻觉。
我爸确实死了。在这个世界,至少在这一点上,没有任何疑问。
那么昨天晚上跟我说话的那个人是谁?
我又做了一件事。我打电话给了那个138的号码。这次响了两声就被挂了,我再打,关机了。
我看着手机屏幕上“通话结束”的提示,忽然意识到一个我之前忽略的问题——如果另一个世界的姜屿占据了我的身体,那他为什么不用自己的手机号?他应该有自己的社交圈、自己的手机号、自己的人际关系。但姜建国说他已经完全失去了自我认知,彻底以为自己就是“我”。那他的手机呢?他原来的号码呢?
除非他根本没有。
除非那个世界的姜屿,在穿越之前,已经主动销毁了自己在原世界的一切痕迹——手机号、社交账号、银行账户。他根本没打算回去。
这就意味着,要把他拉回去,比他爸想象的要难得多。
我打开电脑,把姜建国留给我的那个地址输入地图。那个地址在昌平一个老小区里,地图上显示是一栋六层的红砖楼,街景照片里能看到楼下有一排白杨树,叶子全黄了,地上铺了厚厚的一层。那个小区我没有任何印象,从来没有去过。
但地图上显示,那个地址附近有一家医院。我放大看了一下医院的名字——昌平区中西医结合医院。
我的手指忽然停住了。
那个医院,是我爸二〇一〇年去世的那家医院。
我的心跳声在安静的房间里变得异常响亮。我盯着屏幕上的那个地址和它旁边那家医院,感觉自己好像隐隐约约摸到了什么东西的边缘,但那个东西太大了,大到我看不清它的全貌。
两个世界。同一个人。不同的死亡。
这个世界的姜建国,死于二〇一〇年。那个世界的周亚琴,死于三年前。
二〇一〇年和我妈三年前的死亡,相差大概十年。在这十年之间,两个世界的人生命运发生了互换——这个世界的爸死了,那个世界的妈死了。剩下的两个人,各在一个世界里,独自活了十年左右。
而那个世界的姜屿,不愿意接受这个结果。
他造了一台机器,穿越到了另一个世界——也就是我这个世界的姜屿身上。他要在这里找到他妈,和他妈一起生活。但他没想到的是,他爸会追过来。
“你身体里还有他残余的意识印记。”
姜建国的这句话忽然在我脑子里炸开。
印记。残余。两个意识共存于同一个身体。
如果那个世界的姜屿已经在三个月的时间里被排异反应磨掉了自我认知,彻底以为他就是“我”——那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现在已经不是“另一个世界的姜屿”了。他已经变成了我。或者说,变成了我的一个副本。
那当姜建国说“把他拉回去”的时候,他要拉回去的到底是什么?是一个已经分不清自己是谁的意识碎片?还是说,他要拉回去的那个人,已经不存在了?
我合上电脑,闭上眼睛。眼皮后面,那条白色的走廊又出现了。一模一样的门,一模一样的窗户。但这一次,走廊尽头好像多了一个人影。
一个女人的影子,站在窗户前面,背对着我。
她穿着一件深红色的毛衣,头发有点花白,个头不高。
我的嗓子忽然发紧。
“妈?”我对着那个人影叫了一声。
她没有回头。
我猛地睁开眼睛,发现自己坐在椅子上,满脸都是汗。
那天晚上我没有睡觉。我坐在窗前,看着外面的天色从深蓝变成浅蓝再变成灰白。太阳升起来的时候,我给姜建国的号码发了一条短信。
“我去。”
发完之后,我盯着屏幕上那两个字看了很久。我不知道这个决定是对是错,但有一点他说得没错——我没有太多时间想了。如果我什么都不做,两个世界就会撞在一起。到时候毁灭的不仅是我,还有我妈,还有这个世界上的所有人。
我宁可自己去冒险。
当天下午,我按照姜建国给的地址找到了昌平那个老小区。小区比街景照片里看起来更旧一些,红砖楼的外墙上爬满了干枯的爬山虎。楼下确实有一排白杨树,金黄的叶子铺了满地的。
我找到了那个单元,上了三楼,301室。
门没锁。
我推开门,里面是一间普通的公寓,面积不大,一室一厅,收拾得很干净。客厅的墙上挂着一张黑白照片,照片上是我妈——周亚琴——的笑脸。
我站在那张照片前,忽然全身都僵住了。
因为我认识这张照片。它不是我拍的,不是这个世界的任何一个人拍的。它是那个世界的周亚琴在单位年会上拍的照片,背景里能看到一条红色的横幅,上面写着“2019年昌平区税务局年终总结大会”。
2019年。这个世界我妈已经换过工作了,2019年她在另一家公司上班,从来没有参加过税务局的年会。
这张照片不属于这个世界。
我慢慢地转过头,环顾这间屋子。茶几上放着一副老花镜,款式和我妈现在用的那副一模一样。冰箱上贴着几张便利贴,上面写的字也是我妈的笔迹——“记得买酱油”“冰箱里的鱼今天要做”“给屿屿打电话”。
屿屿。
我妈从来不叫我屿屿。她叫我要么是“遥遥”(我的小名),要么是“儿子”,要么是“小屿”。“屿屿”这个叫法,太腻了,不符合我妈的风格。
但那个世界的周亚琴,也许就是这么叫的。
我站在那间不属于任何世界的公寓里,感受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孤独。这种孤独不是说身边没有人,而是你突然发现自己所站的这块地方,不属于任何一边——不属于这个世界的规则,也不属于那个世界的逻辑。
我就站在两个世界的夹缝里,哪边都够不着。
天黑的时候,我躺在了卧室的床上。床单是洗过的,有一股淡淡的洗衣粉味道。我闭上眼睛,按照姜建国说的方法,让自己的意识慢慢地往下沉。
白色的走廊。
这一次我看得很清楚。走廊很长,两边是灰色的门,每一扇门上都标着数字。这些数字不是门牌号,是年份。2005、2006、2007、2008……我走过这些门,每走一步就跨越一年。走到2010那扇门的时候,门是开着的。我往里面看了一眼,看到一个十二岁的男孩趴在病床边上哭。病床上躺着一个瘦骨嶙峋的男人,那个男人伸出一只手,摸了摸男孩的头。
是我和我爸。
我继续往前走。2011、2012、2013……每一扇门后面都有画面。我考上了好高中,我妈站在门口拿着录取通知书笑。我考上了大学,拖着行李箱走进宿舍。我第一次面试,穿着不合身的西装,紧张得说话都结巴。我加班到深夜,一个人坐在空旷的办公室里吃泡面。
然后我走到了2017年的那扇门。这扇门是红色的,和其他的门不一样。
我推开门。
里面是一间医院的病房。病房里摆满了花和水果,中间的病床上躺着一个女人。她闭着眼睛,脸色灰白,嘴唇发紫。病床旁边坐着一个年轻男人,握着她的手,肩膀在抖。
那个女人是我妈。那个年轻男人,是另一个世界的我。
“妈。”那个姜屿轻声叫她,“妈,你睁开眼睛看看我。”
病床上的女人没有反应。心电监护仪上的波形越来越平。
“妈——”姜屿的声音碎了,“你走了我怎么办?妈——”
我站在门口,看着这一幕,眼泪不受控制地往下掉。不是因为我感动,而是因为我感受到了他的痛。那种痛太真实了,像一根烧红的铁棍,从我的胸口穿过去。他在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人,正在一点一点地离开他,而他什么都做不了。
画面跳了一下。
还是那个姜屿,他坐在一间堆满书籍和图纸的房间里,面前的桌上摆着一台巨大的、由各种金属部件和线缆组成的机器。他的眼睛是红的,脸上有泪痕,但表情出奇地平静。
“妈,你等我。”他对着那台机器说,“我来找你。”
他按下了某个按钮。机器发出一声低沉的轰鸣,然后整个画面剧烈地抖动了一下。他的身体猛地绷直,眼睛翻白,嘴巴张开——然后一道白光吞没了一切。
我睁开眼睛,大口大口地喘气。我还在那间卧室里,躺在陌生的床上,浑身是汗。
窗外,夜色正深。
“你看到了?”
我猛地转过头。姜建国站在卧室门口,背着光,看不清表情。
“看到了。”我说,声音哑得像被砂纸打磨过。
“你现在明白了?”
“明白什么?”
“他不是要抢你的身体。”姜建国走进来,在床边的一把椅子上坐下。窗外的路灯光透过窗帘照进来,在他脸上投下明暗交错的光影。“他是来找他妈。他以为只要来到这个世界,就能重新拥有他失去的那个人。但他错了。”
“为什么错了?”
“因为那个人,不是他的。”姜建国的声音突然变得很疲惫,“这个世界的周亚琴,是你的母亲。她的记忆里没有他的成长,没有他的毕业典礼,没有他加班时给他留的苹果。她的儿子是你,不是他。他来了之后发现,他想要的不是‘一个妈妈’,而是‘他的妈妈’。但‘他的妈妈’已经不在了,不管在哪个世界。”
“所以呢?”我坐起来,“他现在怎么样了?”
“他消失了。”姜建国说,“就在刚才,你进入走廊、看到他的记忆的同时,他的最后一点自我认知也消散了。他现在彻底变成了你的一部分——一段没有主人的记忆,散在你的意识深处。你已经不需要把他拉回去了。”
“他死了?”
“不是死了。是融化了。像一块冰掉进水里,水还是水,冰没有了。”
我沉默了一会儿。“那你为什么还在这里?”
姜建国没有回答。他站起来,走到窗边,拉开了窗帘。窗外的月光照在他的脸上,我看到他的表情——那是一种我在这几天里已经见过好几次的表情,如释重负的、终于完成了一个漫长任务的平静。
“因为我不是姜建国。”他说。
我的血液一下子冻成了冰。
“你说什么?”
他转过头看着我。月光下,他的脸似乎比之前老了一些,眼角和额头的皱纹更深了,鬓角的白发也更多了。
“我说我不是姜建国。”他又重复了一遍,“我叫姜屿。是那个世界的姜屿的父亲——另一个姜建国——和你认识的。他来找你,花了很大的力气穿越过来,想要你帮忙把他的儿子拉回去。但他没有成功。他在穿越过程中耗尽了所有的能量,到不了这个世界。”
我的嘴巴张开了,但发不出任何声音。
“所以他在临终前把任务交给了我。”他说,“我是第三个姜屿。来自第三个平行世界。在我的世界里,我的父母都活得好好的,但我没有结婚,没有孩子,孤身一人。当那个姜建国找到我的时候,我已经快要死了——肌萎缩侧索硬化,渐冻症,医生说我最多还有一年。所以我答应了他。”
他看着我笑了一下。那个笑容和地铁上第一次见面时一模一样——如释重负的,等了很久终于等到的。
“我替他来,替他跟你说那些话,替他引导你进入记忆走廊,让你看到另一个姜屿的过去,让你帮他消散。现在任务完成了,我的时间也到了。”
我跳下床,一把抓住他的胳膊。他的胳膊很凉,凉得不像是活人的体温。
“你不是说你是从那个世界穿越来的吗?你不是说那边有机器吗?你不能留在这里?”我的声音在发抖,我控制不住。
“不能。”他说,语气平静得像在说今天天气不错,“穿越的排异反应是通用的。我在这个世界待的时间太长了——比那个姜屿还要长。我的意识已经开始消散了。你现在看到的我,已经是最后一层了。”
“你为什么不早说?”
“说了你还会帮我吗?”他看着我,眼睛里有了一点笑意,“如果我一开始就告诉你,我是一个快死的陌生人,来自一个跟你毫无关系的世界,我来的目的只是帮另一个陌生人完成遗愿——你会信吗?你会帮我吗?”
我张了张嘴,想说“会”,但那个字卡在嗓子里,说不出来。因为他说的没错。如果他一上来就告诉我全部真相,我会把他当成一个疯子,一个骗子,一个精神病人。我会转身就走,根本不会给他任何机会。
“所以你现在要怎么办?”我问。
“不怎么办。”他说,“等着消散。应该快了。”
“你——”我的喉咙发紧,“你不是说你的世界里父母都好好的吗?你不想回去看看他们?”
他的表情终于有了一丝变化。那张被月光照亮的脸,从平静变成了另一种东西——一种很深很深的、被压在心底太久了以至于差点忘了它还在那里的东西。
“想。”他说,“当然想。”
然后他低下头,看了看自己的手。他的手正在变透明。不是夸张的、科幻片里那种闪着光的透明,而是更安静的、更不起眼的——像一张被水慢慢浸透的纸,边缘已经开始模糊了。
“但我回不去了。”他说,“穿越过来的能量只够单程的。那个姜建国没告诉我这些,但我猜到了。他不是一个坏人,他只是太爱他的儿子了,就像每一个父亲一样。”
他看着我。那双正在随着身体一起变淡的眼睛里,映着窗外的月光,映着房间里昏暗的陈设,也映着我。
“我本来以为这辈子就这样了。孤家寡人地来,孤家寡人地走,在这个世界上留不下任何东西。但至少,”他说,“至少你爸妈都还在。不管在哪个世界,至少有一个姜屿是幸福的。”
“你——”
“叫我一声吧。”他打断我,声音忽然变得很轻很轻,像一片叶子落在水面上,“虽然我不是你的父亲,你也不是我的儿子。但在这最后几分钟里,让我听一次。”
我看着他越来越透明的身体,看着他脸上那种努力维持着的、不想让我太难受的笑容。我的眼眶一下子热了,喉咙像是被一整块滚烫的炭堵住了,吐不出来也咽不下去。
“爸。”我说。
他笑了一下。那个笑容不是之前那种如释重负的笑,也不是那种完成任务的平静。那个笑容是暖的,是那种你在冬天的站台上等了很久、终于看到车来了的时候,从心底涌上来的暖意。
“谢谢你,儿子。”
然后他就不见了。
窗帘被风吹起来,月光照在空荡荡的椅子上。椅面上还残留着一点温度,但很快就散尽了。
我站在那间不属于任何世界的公寓里,一个人,哭得像个十二岁的孩子。
那天晚上我回到家,天已经快亮了。我妈在客厅里等我,她靠在沙发上睡着了,身上盖着一条毯子,电视还开着,放着重播的晚间新闻。茶几上放着一盘切好的橙子,保鲜膜包着。
我轻手轻脚地走过去,蹲在我妈面前,看着她熟睡的脸。她的眼袋比前几年更重了,额头上的皱纹也多了好几条。她老了,但她还活着,她的呼吸均匀而温热,她的手指偶尔动一下,大概在做梦。
我不知道她在梦里见到了什么。也许是我爸,也许是我,也许是那个她从来没有去过的、税务局年会的现场。
“妈。”我轻声叫了她一声。
她没醒。
我把她身上的毯子往上拉了拉,关掉了电视,然后坐在她旁边的地板上,靠着沙发,闭上眼睛。
在我的意识深处,有一些不属于我的记忆正在慢慢地落定——像一杯搅了很久的水,终于安静下来,那些悬浮的颗粒一点一点地沉到杯底。我知道那是另一个姜屿留下的东西,他的痛苦,他的执念,他那个再也回不去的妈妈。
我不会再排斥他了。他也是我,只是运气不太好。
天彻底亮了之后,我妈醒了。她看到我坐在地板上,吓了一跳,问我怎么起这么早。我说没事,就是睡不着,想陪您坐一会儿。
【多重父爱】
第五个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