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种各样的小文章集合》尘光茜微

8、第一次学术论文写作 传统与现代

　　传统与现代文明冲突语境下：乡土情怀的女性书写
　　以《呼兰河传》与《额尔古纳河右岸》为例 19世纪以来，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强势发展，人类对于大自然无底线地索取，造成人类家园严重的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人类精神危机油然产生。在现代民主主义和现实主义思想影响下，一批着眼于探讨人与自然的欧美乡土文学作品相继问世。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初期，伴随着欧美国家殖民扩张的腥风血雨，中国被动开启现代化进程，在“欧风美雨”中诞生的中国乡土文学是中国文学重要的文学主题之一，生动展现了传统农业文明与现代工业文明冲突的语境下，乡土作家的身份认同与精神世界，丰富了当代文化的整体构成。
　　纵观中国文学史，我们颇为遗憾地发现，尽管男性作家在文学创作中成功地塑造了大批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乡土女性形象，在一系列具有社会影响力的乡土文学作品中，女性作家及其作品灿若星辰，但终究是寥寥几颗，没有形成广泛而热烈的气候，广为人知的有袁静的《新儿女英雄传》、萧红《生死场》、刘真《春大姐》、王安忆《小鲍庄》等。
　　然而，德国社会学家格奥尔格·齐美尔曾指出，“人类文化可以说并不是没有性别的东西，绝对不存在超越男人和女人的纯粹客观性的文化”[]。性别认同作为主体认同的一项基本标准，是帮助我们理解文本内涵的思考维度之一。回顾乡土文学的文脉，女性作家的作品数量与知名度虽不及男性作家，但这些微弱但不容忽视的女性言说如一轮皎皎明月，悬挂于中国乡土话语建构的朗朗夜空中，照亮了中国乡土文学的来路与前途。
　　同为女性作家，热爱书写东北边地故土，相隔半世纪之遥的迟子建和萧红，无疑为这支队伍增添了盈盈生机。在此，我们选取二位作者的代表作品——《额尔古纳河右岸》和《呼兰河传》，作为个体案例进行比较阅读，探究两部作品的同与异，不仅有助于在现代文明不断向前发展的当下，渗透女性视角对于精神乡土的追怀，对于认识中国乡土文学创作有着启示意义，更有利于加强对文学作品的性别叙事逻辑的深层思考。

　　一、真实体悟，真情实意
　　《呼兰河传》是一部以“呼兰河”为中心场景的小说，展现了二十世纪10年代中叶前后，北方普通小城“呼兰”的风土人情与居民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是一曲国民灵魂改造的挽唱。”[ 王金城：《主题形态:精神归返与灵魂挽唱——<呼兰河传>新论》载《北方论丛》2003年1月。]《额尔古纳河右岸》以一位年届九旬，鄂温克族最后一位与驯鹿为伴，坚守森林的女酋长口吻，将她的一生与东北密林中鄂温克部落百年间的兴衰更替娓娓道来。两部小说除去地域取材上的相似之处，整体架构的相似也值得探讨。
　　首先，作品均聚焦于处在“北中国”边缘地带的东北，并且两部作品的故事都“发源于”一条充满生命力的河流。其次，叙事视角取自参与者内部，与所处环境有一定的互动性，但又因为个体身份而和周围人有一定“距离感”——《呼兰河传》有三重视角，充满童趣的童真之我，冷眼旁观的超然之我，夹叙夹议的萧红视角，置身于呼兰河之外；《额尔古纳河右岸》的叙述人则有岁月变迁的痕迹，从鄂温克族中的一位普通的姑娘逐渐成长为女酋长，独立于故事的中心冲突之外。二者关注的时代语境都是以晚清国门被动打开以来，中国不可逆转的社会现代化进程与受到猛烈抨击的传统文化秩序之冲突，传统与现代的对抗与博弈叙事正体现了其在结构与审美价值层面的张力。
　　《呼兰河传》的叙事具有散文化的特征，带有自传性质，却不是自传体小说，可以说是萧红在阅历了人生之后写的一本童年回忆录，凝结着萧红对于故土的矛盾情感，这种感情复杂而深邃、脉络交错。一方面，她继承了鲁迅对于国民劣根性的批判精神，责无旁贷地擎起检讨民族落后根源的大旗，期望以手中纸笔唤醒沉睡浑噩的国民，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国难当头、内外忧患的危急时刻，构建了一个真实而残酷的东北，刻画了乡下生活的落后、单调与病态。一方面，“故土难留”而又“故土难离”，她无法割裂与故土情感的链接，因此旁观视角的批判鞭笞中，她又难能可贵地保留着一份氤氲于乡愁的柔软。
　　“我的故事说给谁听呢，那么就让雨和火来听我的故事吧。”[ 迟子建：《额尔古纳河右岸》，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5年，第34页。本文涉及《额尔古纳河右岸》的相关引文均出自该版本，下不另注。 ]《额尔古纳河右岸》的开头，“我”如是说道。“鄂温克（Evinki）”意为“从森林走到草原”，鄂温克语是没有文字的语言，在这里用“说”开启回忆，符合民族文化的意义表征。“我”讲述的历史不只是“我”的记忆，而是由“我”到“我们”集体鄂温克族的浩瀚历史长河，叙述者“我”不仅仅是个体叙述者，更是民族历史的参与者、见证者和守护者。2003年，随着生态移民政策推行，在活跃于额尔古纳河右岸的森林精灵告别猎枪、“希楞柱”和“森林之舟”驯鹿，下山定居敖鲁古雅乡，艰难融入现代文明。在这个令人狂热的所谓“人类文明伟大历史时刻”，迟子建的心却冰忧郁，她眼里看到的不是“历史的进步”，而是渺小族群被历史浪潮裹挟，不甘被淹没却也无力对抗浩荡之势的“文明的倒退”。她了解到，一位知名鄂温克画家柳芭，带着满身才华与灵气走出森林，拖着满心疲惫与孤独回到森林，却永远无法再适应森林生活，困惑的柳芭选择葬身河流，森林成为了她曾经想摆脱后来却再也回不去的灵魂归宿。2004年，迟子建通过追踪驯鹿的足迹到山上的猎民点专程拜访探望了柳芭的“额尼”（鄂温克语妈妈的音译）和柳芭的“阿帖”（鄂温克语奶奶的音译）玛丽索亚，并用了三个月的时间集中阅读鄂温克族历史和风俗的研究资料，作了几万字的笔记，于2005年完成《额尔古纳河右岸》的创作。
　　二、女性视角，女性构建
　　《呼兰河传》与《额尔古纳河右岸》两部作品中，女性地位与女性形象由于历史环境、作者的女性观、作者个人成长经历的不同而千差万别。
　　在《呼兰河传》中，萧红以悲天悯人的眼光关注着呼兰河，更关怀着这片大地上的女性生存状态，她以女性独有的细腻与诗人的直觉，捕捉女性命运悲惨的生存困惑。比如，作者将胡家对小团圆媳妇（指童养媳）非人的折磨叙述出来，被“吊在大梁上”被她叔公公用皮鞭子狠狠地抽了几回，昏了“一袋烟的工夫”，就被用冷水浇过来了，只是“全身也都打青了”，还“出了点血”。小团圆媳妇被打出了病，请来的大神要求用大缸在众人面前洗澡，十二岁的小团圆媳妇就在婆婆和邻居们的“帮助”下被拖了衣服，抬进了滚烫的热水里。“她在大缸里边，叫着、跳着，好像她要逃命似的狂喊。她的旁边站着三四个人从缸里搅起热水来往她的头上浇。”当看到小团圆媳妇倒在大缸里时，看热闹的人以为团圆媳妇死了，都跑过去拯救她，“竟有心慈的人，流下眼泪来。”[ 萧红：《呼兰河传》，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kindle电子版，1877页-1892页。本文涉及《额尔古纳河右岸》的相关引文均出自该版本，下不另注。
　　这时候，看热闹的人又扮演起了善良的同情者，一句句心疼的话不合时宜地说了出来。但是当大神说还要再洗两次澡时，大家又困的不困了，要回家的又精神了。“洗一次就昏了过去，洗两次又该怎样了？洗上三次，那就不堪想象了。看热闹的人的心里，都满怀期待。”
　　萧红的激进与她的生活经历密切相关。她不仅长久受到贫穷、饥饿与疾病的困扰，更如同千千万万传统女性一样，背负着“结婚”与“怀孕生产”的道德义务，跋涉在她短暂而渺茫的生命荆棘之路上。绿川英子回忆道，她“亲眼看到萧红如何走在这样一条民族自由与女性解放斗争的道路上，但她不曾被胜利的曙光沐浴过，却带着伤痕死去了，她逃出了东北故乡的日本铁蹄，却又在千里之外的异乡，在东南孤岛上死于日本铁蹄之下，令人婉惜。”[ 绿川英子：《忆萧红》，载于王观泉编《怀念萧红》，黑龙江：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69页。]在如此境遇下，可以说，萧红发出的是“现代乡土文学女性言说的独特声音”, 是“成为 20 世纪初期最前卫而最有成就的东北农民生活代言人”[ 葛浩文：《萧红评传》，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1985年，164页。]。
　　《额尔古纳河右岸》中男女之间则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平等独立的关系，这与鄂温克族简单的社会结构有关，也和迟子建本人良好的成长环境密不可分。迟子建把“宇宙间的太阳与月亮”的关系看作男人和女人之间应有的关系，“他们必须相依相偎才能维系这个世界，它紧紧衔接不可替代谁也别想指望打倒谁，只有获得和谐，这个世界才不致于倾斜，才能维持平衡状态。”[ 迟子建、阿成、张英：《温情的力量》，载《作家》1999年第3期。]在“我”守着火种讲述民族史诗的过程中，借“我”之口讲述了许多族人温情脉脉的爱情故事，在这些动人的爱情故事里，女性形象有血有肉，不再是男人的附庸与征服对象。“我”有两端美好的感情，第一次是因意外在山林的靠老宝（鄂温克人把闲置的衣物、皮张、食品放在里面，以备不时之需）与拉吉达邂逅，坠入爱河。拉吉达为了“我”选择“入赘”，离开了自己所在的乌力楞；而“我为了能够更多地和他在一起，常跟他出去打猎”，尽管“猎人是忌讳有女人的，尤其是女人身上有月事的时候，认为那会带来厄运”，但拉吉达不忌讳。当拉吉达冻死于寻找驯鹿途中去世很多年后，“我”又遇到了“我”的第二任丈夫，另一个部落的酋长瓦罗加。他被“我”清澈的眼神，脸上的“忧伤、疲惫、温柔、坚忍的复杂神情”打动，令他回味无穷，认为我是一个“心灵丰富、能和他共担风雨的人”，爱由心生。而“我”也认为，自己在拉吉达怀中的时候，感觉自己是“一缕穿行在山谷间的风”；而在瓦罗加怀里，感觉自己就是“一条畅游在春水中的鱼”，“我”坦然接受被爱也毫无保留地奉献爱，拉吉达和瓦罗加“他们都是我的爱”。没有所谓守寡的贞洁观念，没有所谓的□□羞辱，没有道貌岸然的女德女戒，两性关系单纯、纯粹、质朴。又如小说中的“我”的爸爸妈妈林克与达玛拉、弟弟弟媳鲁尼与浩妮、哈谢与玛利亚、伊万与娜杰什卡，他们彼此互敬互爱，相互尊重。尽管自然环境不断恶化，生活条件愈发艰苦，历史进程不可抵挡，民族文化逐渐式微，他们仍然对信仰的拯救和爱与被爱的力量坚信不疑，紧握的双手绝对不放，勇敢地面对困境和灾难，这种感情热烈而执着，原始而粗犷，直率而真诚，作者将自己的性别观念隐含其间。
　　三、乡土表述，现实关照
　　作为二十世纪30年代左翼文学的代表，萧红通过性别话语构建了真实残酷、行将就木的北国乡村，迟子建的创作虽然不能被归入任何一个派别，借助神话、童话与民族语言建构了北国森林。
　　在《呼兰河传》中，萧红的锋芒隐隐可见于夹叙夹议的评论中，“怒其不争，哀其不幸”，她将炮火攻向麻木愚昧、自私冷酷的小镇民众，揭露和鞭挞沉积在中国社会数千年来封建迷信的沉疴旧疾，戳破这颗脓疮，将它造成的人性泯灭摊开给人看。“屠杀”王大娘子、老胡家小团圆媳妇的施暴者，并不是脸谱化的封建地主阶级，而是同样受到封建压迫的女性，杨老太太、周三奶奶、婆婆们。小说的深刻性与启蒙性在于此。受害者被异化为施害者，却完全是出于自以为是的“善意”。萧红具有性别意识的乡土书写，伸出一个特别触角，在即将革新的社会结构下，构建民族兴亡、乡土文化和女性生命的内在联系。
　　《额尔古纳河右岸》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关系为书写向度，借助那片广袤的山林和游猎在山林中的这支以饲养驯鹿为生的部落，道出人类文明进程中所遇到的尴尬、悲哀和无奈。正如迟子建所言：“人类文明的进程，总是以一些原始生活的永久消失和民间艺术的流失做代价的。”在这种流失下，生存空间被挤占，精神家园被污染，现代化给予人方便时也带来了精神冲击，这是现代化必然产物，个人，甚至是一个族群在如此浪潮前也显得如此渺小。
　　总之，传统与现代文明冲突语境下的女性书写，为我们透视传统与现代的复杂性，文学与社会环境的关切性提供了一个研究、思考的维度，反映折射的诸多问题仍值得我们进一步关注与探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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