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色消磨今古，水声流尽年光》沈水静澜

2、读《洛阳伽蓝记》 创作《主少

　　一、假佛寺之名，志帝京之事
　　《洛阳伽蓝记》为北魏杨衒之所作，成书于东魏武定五年，是一部集历史、地理、佛教、文学于一身的历史和人物故事类笔记小说，历来被归类为中国古代佛教史籍或是地理类史籍。关于这本书的行文结构，清人吴若淮以一句话清晰概括：“假佛寺之名，志帝京之事。” 本书以“伽蓝记”为题，依次介绍北魏洛阳城中各大佛寺与一些独特的小寺，但作者的笔墨却在着重铺叙帝京之中的建筑、史实、异事、奇人等，可见佛寺不过是骨架。这种笔法叫做正文子注的搭配呼应，指的是书中关于佛寺的内容是正文部分，而帝京之事以子注出现，这种体例在后世传抄的过程中被混淆不清，因此也成为历来研究者的重点。我读的这本中华书局出版的《洛阳伽蓝记校释》是周祖谟先生编纂的，他对原文中正文与子注的分辨做出了极大贡献，因此全书筋脉分明，在阅读的过程中可以让读者更加思路清晰。

　　二、于史无传，于文有名
　　关于这本书的创作缘由，作者杨衒之在书中自述：“余因行役，重览洛阳……恐后世无传，故撰斯记。”查作者资料，可知杨衒之历职抚军府司马、秘书监、期城太守，并非当时官方任命的史官。关于这段历史，自有史官魏收记载，杨衒之又为何会“恐后世无传”？这就要从作者生平与当时的历史背景说起。
　　杨衒之其人，用历来的一句话概括就是：“于史无传，于文有名”。他初仕北魏，后经东魏，约卒于北齐文宣帝天保年间。《洛阳伽蓝记》以其文采与史学价值在后世赫赫有名，按理说作者杨衒之应该流芳青史。可事实上，《魏书》、《北齐书》与《北史》上均无杨衒之的传记，后人只能从《历代三宝记》、《广明弘集》以及《洛阳伽蓝记》中作者对自己寥寥几语的介绍中拼凑出杨衒之其人潦草的生平。甚至在当代，关于杨衒之究竟是姓“杨”、“羊”、还是“阳”都仍未确定，因此作者其人也成了喜爱本书的人历来研究不止的重点。可以说，杨衒之其人用一支笔将北魏洛阳转瞬即逝的繁华盛景留于青史，自己却功成身退于历史舞台的幕布之后。
　　虽然我并不像专门研究杨衒之的学者那样对他的生平事迹熟记于心，而且也无法从浩如烟海的资料中确凿地落定杨衒之其人真正的人生轨迹，但通过这本书，我大致能够勾勒出杨衒之其人的形象。
　　首先，杨衒之的内心始终忠于北魏，并且具有浓烈的爱国之情。这也是为什么他虽历经三朝，后世之人仍只愿冠其“北魏”之名的原因。因为他内心认可的只有北魏，后人也尊重他的选择。
　　《洛阳伽蓝记》成书于东魏武定年间，这个时候，权臣高欢控权，北魏孝武帝迫于压力早已奔逃长安，不久为权臣宇文泰鸩杀，成了北魏末帝。之后高欢将北魏都城从洛阳迁至邺城，扶持傀儡孝静帝元善见登基，史称东魏；而宇文泰则在鸩杀孝武帝之后扶持元宝炬即位，定都长安，史称西魏。东西两魏虽承北魏之名，都以正统自居，实则权臣掌控之下的傀儡政权，北魏至此名存实亡。站在杨衒之的视角，东魏虽有“魏”名，但对于他来说，自迁都至邺城，就已经意味着亡国了，因此在本书的自序中，杨衒之感慨：“始知麦秀之感，非独殷墟；黍离之悲，信哉周室！”
　　杨衒之笔墨中的“黍离之悲”，也使这本归于史籍的书更具有令人动容的悲情色彩。在《洛阳伽蓝记》中，杨衒之大体上秉承史家精神，仿若旁观者，直笔记录，这就是所谓的“冷笔”。而心中的亡国悲痛也使他有难以克制的时候。他身处高氏父子专权之时，但笔下却无半分提及，反而是二十年前尔朱氏篡权之事，杨衒之不惜大费笔墨，憎恶分明，想来应是他意在借对尔朱氏篡权的批判，影射高氏篡权，表达自己心中对于高欢父子飞扬跋扈、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愤懑。这就是所谓的“热笔”。关于《洛阳伽蓝记》中冷、热笔的交织也属学界研究的重点，其中著名论述当属台湾林文月先生的《<洛阳伽蓝记>中的冷笔与热笔》。冷热笔势如水火交织，恰恰能体现出杨衒之内心中复杂的情感。史家精神要求他克制，个人情感却不时突破理智喷涌而出。比如对于京都迁至邺城这一事，实为北魏亡国标志，杨衒之不可避免要在书中提及，“京都迁邺”这四个字，全文仅出现三次，每次出现均言简意赅，好像生怕多提一笔，胸中悲郁便会喷涌而出。但愈是这样的冷笔描绘，在了解历史背景的读者看来，愈是饱含提笔千钧的凝重悲愤。
　　杨衒之的爱国忠贞之情遍迹于字里行间，特别是体现在文化自信这一方面。当时北朝的文化氛围并不及南朝繁盛，文学翘楚除却北投的江东人士，便只剩下所谓的“北地三才”——邢劭、温子升、魏收。甚至连“北地三才”中的邢劭与魏收都有互指对方抄袭模仿南朝诗人的记载，足可见当时南北文化水平对比落差之大。但在《洛阳伽蓝记》中，杨衒之对于洛阳文人雅客的着墨却十分浓厚：提及邢劭、温子升，他都会大费篇章地赞扬其文采斐然、学富五车；也有记载南北文人论辩正统的事件，最终以北人获胜告终；甚至会借南梁大将陈庆之之口来赞颂北方文化氛围浓郁。以上种种，足可见杨衒之对于国家文化的推崇与自豪感。但对于“北地三才”之一的魏收，杨衒之却未置一词，对于这二人之间的关系，学界也有探讨，应该说是二人政治立场截然不同所致。前文说到杨衒之虽身历三朝，但内心始终忠于北魏。魏收的人生轨迹其实也差不多，但他与杨衒之最大的不同是，魏收最终投靠北齐高氏，甚至有“党齐毁魏”之嫌，而作为北魏忠臣的杨衒之自然是对魏收持有很大意见的。魏收所作的《魏书》向来被称为“秽史”，因其为谄媚、回护高氏，在记录史实的过程中突破原则，曲笔甚多。这也是为什么杨衒之“恐后世无传”的原因，在书中，杨衒之借据说活了二百余岁的隐士赵逸说出自己的看法：“国灭之后，观其史书，皆非实录，莫不推过于人，引善自向。”所以令他真正恐惧的，是他最珍爱的祖国在青史之中得不到正名，在后人眼里窥不到真相。在魏收写成站在高齐利益视角的《魏书》之后，有关这段历史的所有资料便被付之一炬，唯有《洛阳伽蓝记》逃过一劫，可供后人站在北魏人的视角上正视这一悲痛亡国的历史。

　　三、北魏洛京梦华录
　　对于《洛阳伽蓝记》这本书，个人认为最好类比的是宋朝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或者说，《洛阳伽蓝记》就如一卷北魏版“清明上河图”。在这本书中，记叙了大量流传于北魏末年洛阳城内里坊街巷的奇闻异事，描绘了各行各业的市集商贩与各具特色的风土人情，甚至有来自天南地北的异国来客，展现出极为广阔的视野与格局。
　　首先是关于北魏洛阳城的规划。总体上是承袭中原布局风格，但在皇城的方位上略有偏差，这里反映出的是北魏作为鲜卑政权与中原汉族政权思想的差异，并不苛求于皇城方位的中规中矩。其次，十三道城门基本上沿袭汉魏布局与名称，依照月位次序进行分排，反映出北魏统治者对于中原文化的推崇。最后是与同时期南梁建康城布局的对比。北魏洛阳城规划的最大不同在于，对于异国来客安置地的布置，北魏置以四夷馆、四夷里，安排于城郭之内，而建康城则将异国人安置于城郭之外。这里体现出北魏更具有包容之心，对异国人防备稍弱，甚至允许四方来客自由贸易的四通市存在，反映了北魏具有宏博的国际视野。
　　其次是城内的规划。城内的里坊划分与管理严格，“里开四门、门置里正二人，吏四人，门士八人”。城内的住所分布基本上按照职业、等级、门第进行划分。比如寿丘里多是宗室中人居住，因此民间又称“王子坊”；对于南来吴人居住之地，民间戏称为“吴人坊”；对于从事沽酒酿造的人，基本上安排在延沽里、治觞里居住；而打造棺材、置办丧事为职的人多居住在慈孝里、奉终里等等。
　　再者是城中的一些建筑在长期使用的过程中，久而久之具有特殊的作用或含义。比如城西的张方桥，又称长分桥，与城东的七里桥都是出任的官员与同僚告别之地。比如瑶光尼寺向来是一些皇室女眷或世家女子修行的地方。比如吴人坊中的南来之人皆自立巷市，贩卖水族，时人称为“鱼鳖市”。再比如城中最为巍峨宏盛的皇家建筑永宁寺，自平城时期以来，就作为北魏皇权的一种象征。永宁寺视角开阔，登之遥望，皇城之中洞若观火，因此不论是尔朱荣还是高欢，权臣在进据洛阳之初都会选择屯兵于此。后来永熙年中永宁寺失火被毁，也被时人看成北魏将亡的先兆。
　　杨衒之在书中不仅极力描绘佛寺之盛，而且对宗王权贵斗富的风气着墨甚多。
　　佛寺中最为繁荣的当属永宁寺，“刹上有金宝瓶，容二十五斛。宝瓶下有承露金盘一十一重，周匝皆垂金铎。复有铁锁四道，引刹向浮图四角，锁上亦有金铎。铎大小如一石瓮子。浮图有九级，角角皆悬金铎，合上下有一百三十铎。浮图有四面，面有三户六窗，户皆朱漆。扉上各有五行金铃，合有五千四百枚。复有金环辅首，殚土木之功，穷造形之巧。”至于其他佛寺，建中寺“堂比宣光殿，门匹乾明门，博敞弘丽，诸王莫及也”；瑶光寺“绮疏连亘，户牖相通，珍木香草，不可胜言”等，但凡佛寺，无不精美奢华，足见当时佛法崇盛。
　　至于宗王斗富，更是蔚然成风。比如高阳王元雍，书中记载其住宅“匹于帝宫，白壁丹楹，飞檐反宇，胶葛周通，僮仆六千，妓女五百，隋珠照日，罗衣从风。”河间王元琛常与高阳王斗富，府中“妓女三百，尽皆国色”，养马“以银为槽，金为锁环”，甚至曾对章武王元融感慨“不恨我不见石崇，恨石崇不见我！”元融见此，还家生疾，感慨“常谓高阳一人宝货多于融，谁知河间，瞻之在前。”可见当时宗室奢靡浮华之风。
　　料想杨衒之落笔于此之时，虽状极洛阳繁华浮美，但心中应有慨叹：国之衰亡必起于此。皇族宗室攀比斗富，而对天下民生置之不顾，北魏盛极而衰，可想而见。昔日洛阳之繁华，于东魏之时回想，确如浮华一梦，消弭瞬息间。

　　四、盛世危言
　　前文提及《洛阳伽蓝记》所描述的洛阳城繁华之盛，但当时天下局势已见巨变之兆。北魏统治者沉溺于声色犬马，朝中权势更迭，致使天下大乱。先是六镇之乱，后有河北起义，之后萧宝夤、葛荣、万俟丑奴等人纷纷自立为帝，割据一方。不久尔朱荣、高欢、宇文泰等权臣也伺机而起，挟天子以令诸侯。洛京的繁华一梦就此瞬息破灭。
　　在《洛阳伽蓝记》中记载了多则在市井之中广泛流传的谶谣、异闻，就我看来，这些奇闻异事作为谣言在众人口中流传不止，应是洛阳城表面繁华平和之下百姓们对于惶惶不安。
　　比如最有名的是“永宁见灾”的谶谣。这件事发生于永熙年中，作为北魏皇权象征的永宁寺失火被毁，而恰逢有人于东莱郡见浮图出海，便有谣谶兴起：“永宁见灾，魏不宁矣，飞入东海，渤海应矣”。这句谣谶或许在今人看来不过是佛寺失火与海市蜃楼的巧合，但在当时正好迎合不久后兴起的高齐政权，因此流传甚广。为何会广泛流传于悠悠之口？除了别有用心的人为了政治利益在推波助澜，能让民众主动去传播的理由，很可能就是北魏的昏庸统治已经不得人心，百姓心中的期待与这句谣谶不谋而合，于是对它深信不疑。
　　还有一则关于平等寺中金佛泣泪的谣言。据说每有祸事发生，金佛都会泣泪示警。这在今人的眼中自然是很荒谬的。但是想想那时候，百姓日夜生活在动荡不安之中，也许一睁眼就有兵变政变的大事传来，崇信佛教的人们往往会将这些大事与佛寺中一些奇怪的事情联系起来，因此有了这个传说。金佛泣泪多次，或因屠杀，或因争权，或因帝崩，每一件都与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每经神验，朝野惶惧”，一段不长的时间里发生多起动乱，不正是侧面反映出百姓们生活环境的动荡不安么？
　　在《卷三城南》中有洛神骆子渊参军的传说故事。说是樊元宝休假还家之时，顺便替同在军中的骆子渊捎信，到了指定地点，碰到自称骆子渊父亲的人前来接应。骆子渊之父请他喝一杯鲜红的酒，直到离开后，樊元宝才发现洛水边淹死一个男孩，而那杯酒很可能是男孩的鲜血。这里如果以科学的眼光来看待，可以提取的信息很多。洛水边淹死男孩正是反映了当时水利设施较为落后的情况下，人们对于洛水疏于防范，时有人溺死洛水也不足为奇。其次是在动乱不安的年代，就连洛神也跑来参军，更何况其他百姓？正反映当时战事繁多。人们畏于战事与溺水，因此编造的这个传说才能够得到认可，流行市井。
　　在《卷二城东》有直谏忤旨的刘宣明被斩杀后仍死不瞑目、尸行百步的谣言。这则谣言更好理解，“时人谈以枉死”，说明这则谣言是百姓们对于忠心谏言而被杀的刘宣明的惋惜与同情，也反映出了百姓对于北魏统治者昏庸治国、滥杀忠臣的不满。
　　《卷三城南》的菩提寺一节下，有达多和尚掘发旧冢、发现冢有活人的异闻。这个活人自称崔涵，已经下葬十二年，时人以为是鬼。太后听说后命人送他回家，崔涵的父亲“门前起火，手持刀”，母亲魏氏“把桃枝”，以为崔涵是鬼，不愿重新接纳他。崔涵从此露宿街头，后来在奉终里对人说“吾在地下，见人发鬼兵，有一鬼诉称是柏棺，应免。主兵吏曰：‘尔虽柏棺，桑木为欀。遂不免’”当时京城曾一度涌起争买柏棺的风潮。
　　这一则异闻为我所偏爱，因为从中可以发掘很多隐含的信息。站在科学的角度来看，自然崔涵不可能是鬼。但父母却坚决不接纳他的回归，生怕他的鬼魂会危及自身，可见时人对于鬼神之说十分相信，揭露了乱世背景下亲情疏离、人人自危的心理。再看这里出现了“达多和尚”、“菩提寺”等佛教象征，而崔涵父母“起火”“把桃枝”这些举动，分明是道教的象征，可见当时佛道并为人们所信奉，很可能也有佛道相争的含义。再者，在崔涵口中，连鬼的世界都有兵役，柏棺贵、桑木贱，可见死人也有等级差别，也和人间一样，贵族免兵役，而穷苦人家却难逃服役的悲惨命运，这或许是对人间世界不公的一种象征。最后，由于崔涵的话兴起争抢柏棺的风潮，可见战乱背景之下，当时的人对兵役都避之不及，生怕死后还要奔波于军旅之间。这也反映了当时人们对战争、杀戮的痛恨，对和平安定生活的向往。另外，这则谣传最后有一句“人疑卖棺者货涵发此等之言也”，可见这很可能是买柏棺的商贩利用人们畏战的心理而请崔涵做广告，并且得到了可观的成效。
　　此类异闻谣言种种，无不暗示了当时人们惶惶不安的心理，也为后来高齐代魏，北魏名存实亡的结果做注脚，让读者能够从繁盛浮华的洛京烟梦中窥探一二，对于了解当时的社会心理、市井风气也有很大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