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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秦统一的原因
关于秦始皇统一六国的原因，首先是秦人民心所向、众望所归，中国历史发展到秦朝，已经经历过大大小小的战争，百姓在战争中民不聊生，因此，百姓早就厌倦战争渴望安定，统一是历史的必然。秦朝经过商鞅变法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举措，使秦国的国力得到了大幅提升，远超其它东方六国，不论是从军事上还是经济上，秦朝都有消灭六国、一统天下的实力，于是秦顺应了历史的趋势，在无数声音的要求下，强大的国家顺应了民意和天意。
当初嫪毐之乱的反响大约持续了好几年。赵姬自己被软禁于深宫，尽管为了脸面，最终她再次住在咸阳附近。她是否真正参与了嫪毐事变还是不清楚，或许模模糊糊有点吧，因为从反证看，如果她真的直接参与了，她自己的儿子嬴政就要判她同谋弑君的罪。
经过一个温和的夏天和一个出奇寒冷的冬天，到了来年，秦王的注意力转向吕不韦本人了。吕不韦此时已在秦国辅政几十年，他是嬴政父亲的赞助者和谋士，而后，嬴政年少即位，他又是摄政者和相国。吕不韦的政治生涯的确是快到终点了。尽管他看上去似乎是无辜的，跟嫪毐的政变毫无直接关系，但是归根到底，是吕不韦最初将嫪毐引到赵姬那里，继而才有这场祸变的。秦王愤怒地削掉他“仲父”的称号，并且在秦国开始了清除所有外国影响的运动。
如果嫪毐事件是嬴政致力于亲政的第一步，他仍然被传统羁绊住了。他可以向他的母亲发起直接进攻，但惯例迫使他只能将她放逐。她起初要求处决吕不韦，但被迫囿于传统，他压下了自己的怒火。因为此刻嬴政有了新的谋士，他告诉嬴政，他想要的结果和东西用很多办法都可以得到。
尽管我们很少看见嬴政所下的法令中有他的人性在闪光，更多的是无情的意向和声音。然而对李斯，这位荀子特立独行的学生、这位毅然为一个侵略成性的国家服务的人来说，此刻机会来了。他以反驳秦王的逐客令作为自己命运的赌注，他写了一封口气铁骨铮铮的上疏《谏逐客书》，这上疏就像是从被逐的那些人心底里发出的，他们每个人都能听到这种铮铮的声音。
尽管他在上疏中没有提到这一点，但肯定有许多被驱逐的人在渴望得到无声无息的帮助。比如蒙氏，这个家族的将军蒙骜曾是秦王忠实的武将，他的子孙则侍奉秦王，而蒙氏起初是从齐国迁来的;而赵高，秦王的内侍，从他的姓就可看出他来自赵国，他父亲曾为营救秦王的父亲异人而献出了生命。因此，客卿们其实不是秦国的敌人，而是秦国的救星。
说了一些之后，李斯话锋一转，提到了一些更为现实的利害关系，这些跟秦王室的关系更近。李斯说，秦王自己也是从外国回来的。看来，李斯的谏诤在逻辑上更建立在以秦王的角度论证为基础上，而不是靠过去任用的客卿人才来论证，这是他抒发怒气的思路。在李斯结束他的谏诤之前，他设想了一个仅有秦地女子的宫廷是什么样子的，以及如果禁绝一切外国影响，生活将变得单调乏味。在设想了这么荒唐的局面之后，李斯回到逐客令本身，他提醒道，这条命令最
糟糕的结果，可能是把人才赶走了，但那些外国产的宫廷玩好却安然无恙，因为至少，“酒色、音乐、珠宝……”，其实是最重要的，因为人性注定是喜欢轻松的。这不是靠一条横亘海内、统辖天下的命令可以做到的。
最后，李斯把秦王和他的国家比作神圣的泰山，它不会睨视落在身上的微尘，更不屑于吹走它，他们只会更增加泰山的分量。他还说，大河从不拒绝雨水的降落。
李思写了这篇上疏出发了，此刻他还没有从吕不韦专政的阴影时代走出，他不知道自己所冒的风险。假如他的上疏激怒了秦王，李斯大概要走另一条路了。然而，李斯被秦王派的人追上，并请回了宫廷，在那里，嬴政被他说服了。李斯重新被任用，逐客令也被废除，这是李斯的胜利。
二、秦国实力优势决定其统一
秦朝为统一六国，在制敌策略上采用了远交近攻的方法，成功瓦解了六国对于秦的军事联盟，从而使得六国开始“窝里斗”，这直接导致了六国渐渐衰落，对于后来秦的大举进攻毫无还手之力。
秦国的军事优势是十分鲜明的。在冷兵器时代，骑兵是强大的兵种，而秦国有得天独厚的草场养活大量优质战马，使秦国骑兵纵横中原，出现了许多以少数兵力围杀大量敌军的战役。其他六国军事实力虽然雄厚，却都无法与秦国相比。比如最大的国家楚国，虽然有强大的水军，但是在争夺一马平川的中原战争中却有力也使不上，很难北上;赵国胡服骑射后也建立了强大的骑兵，但是由于缺乏草场，后期乏力，渐渐以步兵为主力，最终为秦国所灭。
随着秦始皇兵马俑的出土，人们后来发现了几件让人特别震惊的东西，证明了除了前面提到的原因，这几个物件也可能是帮助秦始皇迅速统一六国的重要原因。而这几样物品放到古代，就类似于现在的“黑科技”。
首先是秦弓弩。根据专家对秦朝同时期的弓箭进行的测算，那时的弓箭最多能射到100米远的距离，可是秦弓弩的射程可以达到200米以上。而且战国时代，只有秦朝拥有弓弩这种武器。因此，在各国还在用弓箭作战时，秦朝已经在用弓弩了。也就是说，在远程作战能力上，秦朝完全可以用弓弩吊打别的国家。
第二种是秦代的青铜剑。考古专家从秦始皇兵马俑二号坑中出土了一把古剑，这把古剑出土时浑身覆盖着一层洁白光滑的物质，剑身极为锋利。据专家检测，这把剑还经过“铬盐氧化”，在古代能掌握这种技术，可以说是非常难得了。据说即使是工业发达的德国，也是直到1937年才开始掌握这种技术。这两种武器远远超过了当时的科技发展水平。众所周知，即使到现代，国家也十分重视尖端科技的发展，以提升自己的国防军事实力，而秦国远超其他六国。
秦朝统一的重要政策数郡县制。在秦朝统一前就有一定的历史了。但考察先秦史料，在春秋之前并没有关于县、郡作为行政单位的任何记载。县作为一级行政单位，最早出现在春秋时期的楚国，楚武王在位时灭掉了商朝国王武丁后裔所建立的权国，将其改为县，史书称这是“设县之始。”
第一个在本封国内全面推行郡县制的是秦国。秦国是由华夏族西迁的一支建立，其先祖嬴姓部族在殷商时代成为贵族，周成王时，秦非子因养马有功被封为附庸，在秦朝，所有诸侯国中秦国的历史不算悠久，封地也不算富饶，国力较为一般。
《史记》记载，秦国首次设立郡县是在秦武公十年，这一年秦国“伐邦，翼戎，初县之”。
一开始秦国的做法也与各诸侯国一样，采取分封制与郡县制并行的办法，秦孝公在位时任用商鞅进行变法，推行重农抑商、军功爵位、连坐法等一系列改革措施，其中一项重要政策是按军功赏赐爵位，破除分封世袭。秦国的爵位有20等之多，标准简单，易于理解和操作，尤其在商鞅改革后达到顶峰，将尚武奖赏制度化，杀敌一名，即可获取最低爵位公士，赏田一倾，宅一处，仆一名，放在现在相当于百万以上的赏赐，这是惊人的。因此在战场上出现大量秦军身上挂满人头互相争抢的骇人镜头，在秦军眼里，其它六国不是敌人，而是一群会走路的钞票而已。秦国制度鲜明，文化稳定，在战国时期是少有内乱的国家之一，这也是秦国胜出的重要原因。而要兑现这些规定，国家必须掌握大量的爵位、田地以及仆人等资源，在分封制下这些都是世袭的，要打破他们，必须实行郡县制。《史记》记载，在商鞅主持下秦国“并诸小乡聚，集为大县，县一令，四十一县”。郡县制在秦国得到了全面推行。
商鞅说“行赏而兵强者，爵禄之谓也，”国君直接掌握郡县，不仅控制了各项资源，而且也加强了中央集权。郡县制的全面推行还为细化行政管理创造了条件，秦国建立起严格的户籍登记制度，“四境之内，大夫、子女皆有名于上，生者昔，死者削”。
在此基础上秦国又完善了“户籍什伍”制度，“令民为什伍，而相收司连坐”，通过重刑连坐把百姓编连在一起，限制人口自由流动，在稳定小经济的同时，对基层社会的控制能力也大为增强。所以，商鞅变法是一套综合性改革，各项政策之间具有很强的关联性。郡县制无疑是改革的核心之一，没有郡县制的施行，其他很多改革政策就难以推进。
商鞅变法取得了明显成效，以农为本增强了国家的经济实力，军功爵位制强化了军队的战斗力，也吸引了其他各国人才的大量涌入，郡县制和连坐法强化了中央集权和对社会的控制，这些措施综合运用，让不占天时和地利的秦国迅速崛起。秦国的崛起是制度的胜利，秦国不断对外扩张，通过战争陆续获取了大量的土地，没得到一地，秦国的郡县制就及时跟进，使秦国越来越强大。
秦国在战国七雄中经济其实并不是最强的，但却是最稳定的。齐国兴盐铁，成为战国时期最富裕的国家，但是却在与燕国的战争中差点亡国，就差两个城没被攻克，战国时期像这样的战争还有很多。在频繁的战火洗礼中在强盛的经济也很难积蓄力量。相反秦国关中平原土地肥沃，几乎没有受到过战火的摧残，不断在发展，最终成为秦国重要经济地区，出产粮食，养活大量人口，为秦国消灭六国提供了强大后盾。
秦国偏居西方，自崛起后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它东面有黄河天险，函谷关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而西面与北方还未形成强大的敌人，西南汉中与巴蜀为秦国所取。中国地理西高东低，所以秦国攻击六国由高往低，容易进军，退怯容易防守，而六国却恰恰相反。中国大量河流由西往东流，在古代不便的交通下，水运是非常重要的，秦国正是利用这一优势，顺流而下运输兵员物质。在这诸多的优势积累下，最终秦国消灭六国，一统天下。
秦朝统一了天下，如何管理这个庞大的国家？今后实行分封制还是郡县制？围绕这些问题，秦朝初年展开了一场激烈争论。
当时大多数官员都认为应该实行分封制，他们提出:“诸侯初破，燕、齐地远，不为置王，毋以填之。请立诸子，唯上幸许。”但是廷尉李斯认为:“周文武所封弟子同姓甚众，然后属疏远，相攻击如仇雌，诸侯更相诛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内赖陛下神灵统一，皆为群县，诸子功臣以公赋税重赏赐之，甚足易制。”最后，秦始皇排众议采纳了李斯的意见，决定在全国范围内推行郡县制。《史记》记载，秦始皇“分天下为三十六郡，群置守、尉、监”，到秦朝灭亡时全国共设置了四十八个郡，下辖约1000个县。
郡和县都是古代的行政单位，郡在县之上、县受郡管理是一般常识，但最早却不是这样的。《说文解字》记载“周制，天子地方千里，分为百县，县有四郡”。这段话说明了两点:一是至少在周朝的时候设立郡和县就已经成为制度，二是县在郡之上，郡受县的管理。
但考察先秦史料，在春秋之前并没有关于县、郡作为行政单位的任何记载。郡的出现比县要更晚一些，是在春秋的后期，最早的记载出现在晋惠公元年，《国语》记载这一年晋惠公与秦国的使者有过一次谈话，其中提到“君实有郡县”，《左传》记载晋定公十九年赵简子伐齐，出师前曾发布过“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的誓词。
无论史书的记载，还是《说文解字》的解释，都说明在早期县郡更大。但也有不同看法，认为郡与县当时其实是平级的，所不同的是县设置在内地，郡设置在边地，如清代学者姚鼐就认为“郡远而县近，县成聚富庶而郡荒陋”。郡开始管辖县的情况出现在战国时期，1900年出土的敦煌战国遗书《鹖冠子》里记载了当时行政区划的一些情况:“五家为伍，伍为之长，十伍为里，里置有司，四里为扁，扁为之长，十扁为乡，乡置师，五乡为县，具有啬夫治焉，十县为郡，有大夫守焉。”按照这个说法，到战国时期郡开始管辖县，每个郡下辖的县有十个左右。
这一点得到了许多史料的印证，《史记》记载，战国时魏国与秦国争战，魏国不敌秦国，曾“纳上郡十五县”给秦国，说明当时魏国的上郡管辖着十五个县。《战国策》记载，张仪游说秦惠王时曾说:“西攻修武，逾羊肠，降代、上档。代有三十六县，上党十七县。”代郡和上党郡都属韩国，代郡下辖三十六个县，上党郡下辖十七个县。《战国策》还记载:“秦攻燕，得上谷三十六县。”说明燕国的上谷郡有三十六个县。这些史料也说明两点:一是到战国时期郡县制已相当普遍了;二是郡辖县定为定制，每个郡所辖县的数目不等，少则十多个，多则数十个。
当时各国对郡县的管理体制也大致相同，那里一般设守、尉、监等官职，各有执掌。县里设令、长治理地方，并与郡形成上下的对应关系，县受郡里的管理，定期到郡里汇报情况，郡、县的主要长官都由国君任免。
上计制也形成于此时。郡、县每年都要将户口、田地、赋税、治安等情况写成上计簿，逐级上报，对于郡里的上计簿国君通常把它们分成左卷和右卷，左卷发回郡里，右卷自己持有，年度结束时国君凭右卷来考评官史的政绩，决定黜陟奖惩。
郡县制虽然在当时是一项先进的制度，但对物质条件也有一定要求，比如国君直接管理到郡守，直接任命县令，国家要随时派人去下面巡视检查，郡里要定期到首都上计，这些都要求有便利的交通。为解决这个问题，秦始皇下令征调大批人力修建通往全国各地的道路。再比如，要对全国的官吏进行考核，各种标准就需要统一，为此秦始皇又下令统一度量衡，既是为了方便交流和通融，也是郡县制得以贯彻执行的重要条件。还有，在分封制下，诸侯替天子守边、守境，天子不用考虑那些遥远边陲的安全问题，现在这些问题也摆在了秦始皇的案头，他得通盘考虑军队如何在各地驻防。
《史记》记载，秦朝统一后，“除道，道九原，堑山湮谷，直通之”，还记载“使将军蒙恬发兵三十万人北击胡，略取河南地”，“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梁地，为桂林、象郡、南十四县”，类似的记载还有很多，有人将其归为好大喜功，有人认为这是暴政，是秦朝灭亡的主要原因，如果笼统去看倒也不错，但如果认为秦始皇不惜代价修筑驰道只是为自己出巡方便，测是个误解，包括不断调兵谪戎在内，其实都可以看做是郡县制的“配套工程”。有学者估计，当时被集中起来从事非生产性建设的劳动力至少在200万以上，这还不算各地临时抽调修建道路的人，而当时全国人口还不到2000万。为了保证各项工程顺利进行，秦朝只能不断加重赋税，《汉书》称，秦朝“力役三十倍于右，田租口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右，或耕毫民之田，见税什伍”，所以《汉书》总结说，秦朝“竭天下之资财以三年其政，犹未足以澹其欲也”。
那么，在郡县制之前，有一套完全不同的制度，即分封制。天子把土地分给亲属、功臣或者先代贵族，所封之地称为诸侯国或封国，由诸侯进行管理，诸侯服从天子的命令，为天子镇守疆土并向天子交纳贡赋。在诸侯国内部，诸侯又对卿大夫等贵族进行再分封，卿大夫则把所得到的土地和人民分赐给士，卿大夫、士服从诸侯的命令，承担赋税、征战等义务。
在这种体制下没有郡、县这样的行政设置，这种封国、封地，天子把整个国家分封为若干个诸侯国，诸侯再把诸侯国分封为大小不一的封地，诸侯、卿大夫以及士直接管理封国和封地，他们都实行世袭制，死后其职禄由嫡长子继承，庶子在往下分封，推演无穷，世袭罔替。
与郡县制相比，分封制最大的不同不在于名称和形式，而在于管理体制。在分封制下，天子一但把诸侯国分封出去，若无特殊情况该国以后的诸侯之位就由诸侯们的血缘关系去确定了，诸侯国中的各种封地也是如此。而郡县制打破了世袭的制度，诸侯任命某一地的长官，并不取决于上一任长官的血缘关系，而是取决于官吏的能力、政绩，取决于诸侯本人的意志。
这两种体制有着显而易见的区别。对诸侯来说，分封制是一种分权和授权管理，诸侯对本封国内的实际控制能力其实是有限的，而郡县制是一种全权管理，更有利于诸侯的集权，所以实行郡县制无疑更有吸引力。但是，从夏、商一直到西周都实行的是单一的分封制，春秋时期虽然出现了郡县制，但仍以分封制为主，各诸侯国通常也只是在新点领的地区设置郡和县。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早期的交通、通讯条件十分低下，经济水平不高，人口数量也有限，天子虽然拥有整个国家，却无法有效的统治如此广大的地区，不具备实行郡县制的物质条件。分封制以血缘、感情为纽带，将广袤的国土交给诸候去管理，从而能建立起相对稳固的政治体系。
周天子用分封制管理国家，开始的200多年对国家基本实现了有效管理，周天子在诸侯中也具备足够的权威，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增多，逐渐出现了一些新问题。一方面，有些诸侯国经济实力不断壮大，封地不断向外突破，各诸侯国间原来的一些无人或地广人稀的地带消失了，各国间的矛盾冲突加剧，不断爆发战争。另一方面，各国诸侯经过若干代继承演变后，对周王室的感情也逐渐淡漠，周天子逐渐失去了对诸侯国的控制力和影响力。
周王室逐渐衰落的过程也是分封制逐渐式微的过程，既然郡县制的好处显而易见，各国诸侯自然愿意大力推行，只是由于体制的惯性以及世袭贵族强大的政治势力，传统的分封制还没有消失，到战国时期，两种体制呈现出并行的局面。
既然秦始皇已用武力统一了中国，他同样开始采取措施确保它稳固地统一。措施之一就是没收天下所有的兵器，军官们掌握着整个帝国中对犯人的特赦权，天下的青铜用器都被收缴，并被融化，铸成12个铜人，陈列在秦始皇的首都。
经过这样大刀阔斧的手段，秦朝政府确立了农业的优先地位。官员们被要求作天气变化和降雨的详细记录，以及土地受到怎样的影响。假如谷仓的屋顶漏了或者蠹虫大量繁殖，那么，等着相应官员的就是严厉的惩罚——墙上、地上若发现三个小老鼠洞将被视作一个大鼠洞，退休官员们被要求跟继任者们通力合作，来查核仓储的准确数量。关于条件、农业工具等等都要求作详细的记录，有关丢失和损耗也要被算进去，这后一条命令尤其重要。因为考虑到农业用具是造反农民使用的武器。因为农夫们会因酗酒而意志消沉，所以买卖酒也被当做犯罪。
在秦始皇时代之前，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钱币。齐、燕、赵国使用状如小刀的钱，这种刀币的末端是一个有孔的圆头，这个孔是为了穿进系币的丝线。不过赵国还使用另一种钱币，它的形状像一个小铲子，这种铲形币同样在临近的魏、韩使用。在楚国，当地钱币形状像一个海贝。只有一小部分地方使用的钱我们能够认出它的形状——圆形金属币，中间有孔，它是周王领地的人民使用的通货，一些小国和秦本国也使用这种铜钱。秦始皇颁布法令，天下所有地区都必须使用秦的铜钱。
并不是所有的价格都可以用铜钱衡量。一个“单位”的黄金应是多少也确定了，同时确定的还有重量单位和长度单位。秦国政府发行金属小块，上面戳有真实印记，这样全国的重量单位就一致了。他确保任何时候买者和卖者检查自己的商品时，他必将看见这标志着天下一家、尽归秦始皇的烙印。在衡量体积上也颁布了同样的法令，商人们使用经秦认可的量斗。这一系列统一度量衡的举措立刻给国家课税带来了好处——对纳税人而言的公平是很少考虑的，考虑更多的是收税人的方便。度量衡的统一同样沟通了旧时各国边界的疏通，鼓励先前战国各国之间以及他们跟秦之间互相贸易。更多贸易当然意味着国家可以更多征税。
秦始皇的法家背景同样表现在他中最重要的变革上，这变革使中国的文字达成了最基础的统一。法家向来对给定事物定名号感兴趣，因为分门别类的标准化依靠着法律的执行来实现。《吕氏春秋》的一段是“正名”，这段内容认为法律之水会很容易地被质问和对合法性的诠释搞混。秦朝的改革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将书写体系条理化、理性化。规定所有地区用古代汉字的同一种文体来书写。
李斯是统一文字的倡议者之一。他跟赵高，还有一位名叫胡母敬的历史学家一起，浏览和检查三种政府文书的文字，这文字以古代周朝的文字款式为基础，不过经过秦的批准，这文字已经大大简化了——许多更复杂的古代中国文字都具有的繁冗装饰被去除了。
即使观察近代中国的文字也可以看出这一点，比如说，观察中国文字中的象形元素，中国字“馬”仍然保留着四条腿和它最初象形文字的阶段的脑袋。李斯的“小篆”是使中国文字变得容易认读的重要一步，也是为了用尽可能简易的手段通过文化将秦征服下各地不同的传统和迥异的人民联系起来。某一个字在帝国不同的地方可能读音不一样，这样一个人从楚国故地到燕国时可能就会存在语言交流上的困难，但一旦写成文字，他们使用的字都一样，意思也随即清楚了。
其他资料证明，李斯简化文字的工作分两阶段进行。在秦朝晚期，主要任务是进行更进一步的简化，因为文吏们在使用中觉得小篆仍然太复杂，而文吏们在传抄和使用中希望文字还能更简单易写，这样的书体当时已经出现。无论进度如何，在秦征服全国之后几年，帝国居民们都强烈倾向于使用被新认可的书体，不久，许多前帝国时期的书本都变得除了专家外没有人能认识了。
为了促进交流，秦始皇还下令统一天下车辆车辙之间的距离。最新做的车辆车辙必须一致，最新修的道路宽度必须一致。而且秦律规定所有的手推车、马车车撒间距也必须一致。这看上去似乎不重要，但如果所有人都保证车辙距离一致，行程就会更平稳，最终更快捷，更安全。车辙的距离被定为数字“六”，就像其他度量衡一样。因为“六”是跟水相联系的五行之术，而水德是秦始皇认为进行统治的依据。
这大刀阔斧的“统一文字”改革，导致了秦始皇的重要法令由其他数百种管理国家的方式产生。史学家们早就熟知修筑道路、统一度量衡这些，而现代汉语的面貌至少有一部分来自秦始皇“书同文字”的改革。但只是到最近我们才正式开始认识秦始皇统治下人们过着怎么样的生活。因为一旦帝国统一，极权统治确立，每天下每个角落都要遵守法家为每一件事情确立的准则:他们的法律。
三、欺压式的统治决定了秦的灭亡
征服与统治是两种不同的思路——征服是前奏，统治是后续。在这个过程中，更重要的是统治。再强大的武力在“蕴藏在群众中的伟力”面前都不值一提。
秦末农民起义是秦朝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当时的统治者，尤其是秦始皇后期以及秦二世胡亥，对百姓横征暴敛，苛捐杂税众多，徭役沉重，在这样长期艰苦的生活下，人们开始了反抗，最为典型的就是陈胜吴广农民起义。秦朝是一个以法家理念为治国原则的国家，但是在统一六国之后，原有的制度开始出现僵化，而秦朝却因循守旧，不思变通，陈胜吴广起义就是因为大雨延误了戍期，这本是一个自然界的不可抗力，可以免责。但是秦法却不问经过，只看结果，最终迫使陈胜吴广等人揭竿而起。在陈胜吴广起义之时，秦朝的大军不是在边疆抵御匈奴的入侵，就是在岭南一带，内部的兵力极其空虚。这主要是因为秦皇在收缴了天下武器之后，自以为没有人敢在起兵作乱了，所以放松了对国内的防御，而将目光放到了对外扩张上。陈胜吴广起义之后也不过是一群亡命徒，但是就是这样的亡命徒在起事之后，以数百人那么多，就能“攻大泽乡，收而攻蕲。蕲下，乃令符离人葛婴将兵徇蕲以东。攻铚、酂、苦、柘、谯皆下之。行收兵。”由此可见秦朝政府运作失效和地方武力的缺乏。
这次起义是中国历史上较有规模的一次起义。陈胜吴广起义之后，各地农民纷纷呼应抗秦。虽然浩荡的农民起义对封建统治阶级起到了一定的打击和震慑作用，但是由于当时农民政治地位的低下和军事等各方面的不成熟，很快，这次起义就被强大的秦朝军队给镇压了下来。虽然起失败了，但是对暴秦的统治还是有一定打击的，而且当时以刘邦项羽为代表的起义军也已经开始崛起。然而当时的秦统治者继续残暴压迫农民阶级，使得农民与封建地主的阶级矛盾越来越激烈。
秦国在方面六国之后，国家面临的情况发生重大变化。以前可以在一隅行之有效的制度，却不能在全国全面开花。可以从陈胜吴广的戍边来看。春秋战国时代国家疆域小，百姓戍边来回旅途短，戍边时间也不长。但是到了秦朝以后国家太大了，这个制度就会出现问题。秦国是个耕战国家，奖励军功。统一之后原本应该早日结束的军事管制制度被无限期延长了。秦朝的地方官吏多为军人，他们缺乏应有的执法素质，手段往往粗暴。比如押送陈胜吴广的那两个尉，“吴广忿圭尉”“尉果笞广”。也是因为这样，在陈胜起义之后，“诸郡县苦秦吏者，皆刑其长吏，杀之以应陈涉”，甚至有的秦朝官吏已经表明态度要依从起义转而伐秦，百姓仍然不原谅他们。
秦末时期，统治者大兴宫殿、长城等重要的工程设施，导致劳财伤民，国力渐退，人民徭役沉重，这无疑加剧了秦朝的灭亡。秦朝刚建立之时，尽管统一六国，成为霸主，但是北方的匈奴不断入侵，于是秦始皇大量派军北击匈奴，常年战争不断。另外，秦始皇大动干戈，不断的征收劳役，加重课税，大肆修建长城、宫殿及兵马俑等。当时为了修建阿房宫，秦始皇不惜命人到巴蜀地区大量砍伐森林，运输木材，城市中的许多手工业者也都被迫停下手中的生产，来到了咸阳，参加无休止的修建，而农民也失去了土地，背负着苛捐杂税去做苦力。尤其是修建长城，大部分人都是有去无回。恶劣的环境、沉重的苦力活以及无休止的命令与呵斥激怒了所有人，加深了阶级矛盾，人们渴望有个有魄力和能力的人带领他们走上一条安稳的道路。
秦朝的徭役过于严重，并伴有族群间的歧视。稍微一观察，我们发现，刘邦、项羽、英布等秦末枭雄，几乎无一例外的都是关东人，而且他们几乎都有在关中服徭役的经历。就目前对秦始皇陵边修陵民工瓦当的发掘来看，记载的籍贯几乎无一例外的都是关东地区的郡县。秦朝修筑直道，伐匈奴百越，所需要的粮草大部分来源于关东地区。在《探索与发现》当中有一期说秦朝伐匈奴的粮草来自于齐地，运粮食的车队要两次翻越太行山，三次渡过黄河，每65.5石粮食中只有1石可以到达前线。大秦之所以会爆发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根本原因在于，百姓活不下去了，而活不下去的原因就是大秦过于沉重的赋税与徭役。
国家想要正常运行，就必须要收税。在商周时期，税率为十分之一，但秦帝国的赋税是三分之二。这就意味着，你产出的粮食每年都必须要刨除三分之二给国家。在那个生产力尚不发达、生产效率不高的时代，三分之二的赋税，意味着一家人即使每天勒紧裤腰带都吃不饱。到了秦二世时期，国家大工程有增无减，徭役也越来越重，原来的减负政策被束之高阁。据统计，在二世时期，秦国一年要征几百万徭役，而当时，整个秦国也不过2000万人，男性有1000万左右，多达700万的男人都在给国家干活，再加上赋税丝毫不减，百姓吃饱、活好便成了一种奢望。
秦国的统一进程具有殖民征服般的政策，这使得关东人遭受了极大的苦难。秦国凡攻略一地，必夺其地，迁徙秦民居之。《史记·秦本纪》记载，秦昭襄王二十一年“错攻魏河内。魏献安邑，秦出其人，募徙河东赐爵，赦罪人迁之”;“二十六年，赦罪人迁之穰。候厓复相。二十七年，错攻楚。赦罪人迁之南阳”;“三十四年，秦与魏、韩上庸地为一郡，南阳免臣迁居之”;等等等等。这也是上面说刘邦、项羽、英布等秦末枭雄，几乎无一例外的都是关东人，而且他们几乎都有在关中服徭役的经历的原因。而且，秦国关中地区的人只是苦于严厉的法律，而并不是苦于徭役，他们的经济并没有受非常大的损耗。这也是为什么在秦末大大起义之后，所有的爆发点都在关东，而关中地区始终没有发出一丁点火花;刘邦进关只是约法三章，就使得民大悦;在楚汉战争中，刘邦占有了关中，粮秣极为充足的原因。
秦国讲求法治，这种法治是建立在君权基础上的，皇帝的个人素质对于国家的发展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显然在秦始皇死后，即位的二世才能远远不如秦始皇。虽然按《史记》的记载。二世即位之后的春天就出行郡县，在四个月内东到浙江北达渤海滨并太行而还，如果这个记载是事实的话，这无疑创造了古代交通条件下的高速度记录。这似乎可以说明秦二世并非无能之君，但是显然的，即使如此，二世个人的阅历和火侯显然不足以担当重任。秦始皇最大的失败就在于，他未曾在第一时间完成角色转换，而他那个篡权上位的儿子胡亥更没有完成。
再回头看李斯时，我们会发现，这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自“商鞅变法”以来，秦王便获得了绝对的统治权——“天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因此，秦国历代丞相都面临着这样的危险——失去了秦王的宠信，丞相就要大难临头了！即使你想回归平头百姓的生活也不可能，必得将你□□消灭、族门诛灭。这么做的原因很简单:你的后代门生故吏都还在，你的影响力就都还在，你东山再起的可能性就在，君王怎么可能会放心？商鞅变法如此成功，最后却被五马分尸，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这种畸形的专制制度。法家开创的这种绝对的专制，将丞相活生生的变成了君主身边的猎物。从秦开始，“伴君”真的开始有了“伴虎”的味道。没有司法独立，以严刑峻法来让高官们人人自危，在皇权之下恐惧颤抖——这种由上而下散发的威权与恐惧，最终从“沙丘之变”开始，将秦王朝一步步的推进了覆灭的深渊。
由于政治利益分配不均，在灭六国以后，秦王并没有给予原来六国的贵族与遗臣恰当的待遇，而是简单粗暴地直接将其政治、经济上的一切特权完全剥夺。但是这些贵族遗臣又并非全都是窝囊废，其中还有很多具有号召力与真才实学的人，比如项梁、项羽两叔侄，田儋、田荣、田横三兄弟等。要知道，这些人虽然输光了台面上的所有筹码，却依然有本钱，自然不会甘于做平民。
再者，战国时期存在着大量的“游士”——秦灭六国以前，这些游士可以来往于各国之间，游说诸侯谋得一官半职。做的出色的人，甚至可以官居卿相、裂土封侯。但是，在大秦帝国建立以后，游士发达的这条路被封堵了。不管是苏秦、张仪那种给奶便是娘的“反复小人”，还是“义不帝秦”的鲁仲连那样的正人君子，都没有了其他的选择。他们只能向秦臣服，以谋出路。
事实上，秦朝统治阶级内部混乱也是加剧秦朝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当时秦朝统治阶级内部存在着三大派别，一方面是以公子扶苏为代表的新贵族派，这些人有长远的眼光，掌握着兵权和国防军队，主张休养生息，恢复国力，巩固政权，稳定局面;第二派是以李斯为代表的官僚派，掌握着国家的一些政事和权力，这些人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不惜欺压百姓，提倡常年作战;第三派是以赵高为代表的宦官派，这些人虽然没有实权，却是最亲近皇帝的，企图谋权，严重打击前两派，并且对百姓更是残暴欺压。三派的斗争十分激烈，导致朝廷内部混乱，而到了秦始皇末期更是严重。直到秦始皇去世之后，宦官派掌握了政权，他们对百姓横征暴敛，激起了民愤，最终导致了农民起义以及秦朝灭亡。
作者有话说
第1章 全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