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梦闲语》sharpenelite

65、《恶，或自由的戏剧》

　　《恶，或自由的戏剧》萨弗兰斯基

　　“历史始于惩罚。”
　　最初的罪，亦即原罪，正是上帝对偷吃禁果的亚当夏娃的惩罚。然而这顶盖斯勒之帽下的罪与罚，究竟孰善孰恶?在伊甸园中，先有的是上帝的禁令，然后才是逾越禁令之罪行。是反叛的天性，是自由的渴望，造就了最初的恶。
　　奥古斯丁亦为此进行忏悔，他并非为了一种享受去偷盗，而是违法本身吸引他。他对激情和破除界限的要求，不仅肯定了□□欲望，而且还想要认识人类精神那整个巨大的空间。他想要恶，因为那是恶。正是这种自由通向渊薮，而另一方面它又使狂喜的振奋的灵魂成为可能。

　　恶是属于人类自由的戏剧。它并非概念，而是自由的意识会遭遇并由它造成威胁者的名称。恶始于随着知识增长而意识变得狭窄之时，始于人的超越能力为了内在性而变得狭窄之时。
　　恶是一种颠倒的、需要启示的状态。原则的颠倒，即独立意志对普遍意志的统治，妨碍进入不可估量之多变性的人类达到统一。

　　认识的结果是世界关联的一种断裂，即原罪。对霍布斯而言，人带着他的认识，坠入对时间的意识，由此失去天堂，其中只有绝对的现实而无过去和将来的无辜。
　　意识使人坠入时间:坠入逼迫他的过去；坠入自行消逝的现在；坠入成为威胁背景和唤醒忧虑的将来。它能超越已有的现实，同时发现一种令人目眩的虚无，或一个上帝。一个口说“不”字和了解虚无之体验的生物，也许会选择毁灭之路。“（灵魂）它生长又消退，它知道又不知道，它回忆又遗忘，一会儿想要一会儿又不想要。”
　　只有通过行动逃脱对于虚空的恐惧（horror vacui），意识不再融化于存在中，而是越出存在，获得其可能性以及完整的、有诱惑力的地平线。

　　人是大混乱活动的场所。最初他不服从上帝，现在他甚至无法服从自己。他瞥见某种美好的东西，但他不能享受其乐趣，又无法顺其自然。他喜爱什么就摧毁什么，因为他意欲统治。他寻找同伴，又让他成为敌人。自己的作品让他感到压抑。他在一个颠倒的世界到处乱跑，而他朝向的地平线向后退去。
　　“我想把我自己的灵魂安置在那里，让它休息，它便堕入虚无，重新压在我身上；于我而言，我自身依然是一个不幸的处所，我不能在这里停留，又无法摆脱这个处境。”

　　人的问题是，他首先得成为他所是的东西。他必须在沉思、审视、行动和谈话中发展、找寻和发明这个自身。认识在自我关系中是一种创造性行为。在对思维的自我体验中，他确证了一种承负他及他所属的超越死亡的存在。人只有以意识和自由，才能成为他所是。一旦他没意识到自己的目的，就会被这个我们称之为历史和永无休止的巨大运动，扯向一个他不认识、无目的的目的。
　　而自我认识意味着，认识自己的敌人，卡尔·施密特这样声明。什么是敌人？如施密特采纳伊布勒尔的表达，“作为形态的我们自身的问题”。敌人是属于我的他者。在这种生存威胁的对抗中，只有其中的存在能评判。
　　“在一种强烈的意义上是别的什么，是异者，可能冲突，且这种冲突既无法通过预设的一般统一措施，也不可能通过一个‘不介入’的‘中立的’第三者的判词，得到裁决。”

　　基督教认为上帝完美无瑕，因此恶并不存在，只是存在的匮乏，善的匮乏。正如黑暗是光的作用的缺失，灰是光的作用的减少，它们没有原因，而是一种阻碍的力量。上帝的深渊是那个尚未完成的上帝，那黑暗和封闭的、尚未进入自身的透明存在。它是存在的根基，也会作为恶的深渊再现。
　　在人的自由中有虚无和毁灭的可能的选择，亦即混沌。人被允许进入存在，但他也能感到挣脱存在、毁灭存在的要求，这就是恶。由于他自由，人成为未完成的上帝的同盟。

　　那创造性的混沌，从中产生一切，一切也许重入其中，谢林称之为“现实的不可把握的基座”。所有生命在一种对立性中活动，两种基本原则起决定作用:
　　自我性，生命力的一部分向内承担义务，用于自我保存。一种收缩的运动。每个生灵均遵循其内在倾向，保存形态及界限，其结果是每个生灵的特殊闭锁，“漆黑，昏暗”。物质的这种闭锁的黑暗，在重力、万有引力、比重以及集合和抑制的力量中显现出来。但正因如此，物质也是提供支撑的根基，是所有创造和走出自身之进程的平衡力量。
　　扩张性，自我超越最初的步子。当扩张的原则精神化时，谢林就称其为“爱”。它牵涉离心力，使意识作为开放的力量存在。在空间和时间中扩展的存在，才能找到它能在上面现身的舞台。

　　独立意志就是指涉自身的意志，它是吞噬性的、归并性的，也许还是毁灭性的。全部生命中都“黏幅着悲哀”，其原因在于自然的闭锁，精神在其中尚未完全显现。这是物质的沉默，其重力抑制决定性的东西。“那条忧伤的面纱，那种全部生命的深沉和不可摧毁的忧郁”，就这样笼罩。
　　但普遍意志不单纯指凌驾于一切之上的、渗入一切的神的意志，而首先指称意志的觉醒。意志感受到一片光明，见到自身及世界。普遍意志是意志的一种超越和转变，谢林称其为“知性”。严格来讲，谈论一种独立意志的前提是，普遍意志已在人身上展开。烛照自我，克服自私和爱，这是冲突的积极光明的消解。在消极的消解中，精神沦为“保持生命外在的基础”的手段。

　　真正对待时间的开放性，不把它——如黑格尔和整个理念主义历史哲学那样——弯曲为成功的圆圈，也不把它弯曲成——如此后尼采所做的那样——永恒的复归。圆形的尽善尽美不可能，圆形的徒劳无益也不可能。对直线的进步之箭同样如此。
　　对谢林而言，时间并不以可计算的连续性流逝，相反，时间是非连续性的，它以间断的形式运动，每当有什么侵入历史，就产生这种间断。所以，从自然和历史中生成的上帝，最后转向一个带着清楚启示的进入历史的上帝。他认为:“思想或许由灵魂产生，但被产生的思想是一种独立的权力，它为自己继续增长和作用，以致于使其母体屈服于自身。”不过肯定和生命的基本肯定，是并继续是强有力的。这就是意志，这个“独立意志”的黑暗势力，谢林会这么说。

　　对于恶，谢林的观点十分积极:“若不包含一种被克服的恶，善不会是真实和具有活力的。”
　　叔本华生命的原则同样是意志，却不完成神化的历史和提示的演变；意识的普遍特征不是变得明亮，而是黑暗和无意义。谢林希望存在中尽善尽美，叔本华则希望从存在中解脱。根基成为坟墓，意志是世界黑暗的心脏。

　　世界的不可知性，正如它自身般无可辩驳。叔本华称我们感知世界和认识的之能力的全部为“表象”，世界是我们的表象。我们并未陷入梦境，但另一方面，我们还是梦幻者，我们表象的反面为向我们展示。我们快活地在观念的宇宙中活动，但无法摆脱这种感觉，并不断推迟自己的苏醒。
　　我对外部的世界，甚至我自身都有表象，但在我自身中，我是意志:痛苦，渴望，□□——自己□□的变体。每位个体都是表象的主体和意愿的主体结合的舞台，是意识和存在的结合。

　　对他而言，意志是第一性的、充满活力的追求，一种在极限情况中也能意识到自身的运动。一块下落的石头，倘若它意识到自己，将必定把让它下落的东西、这种万有引力，称作“意志”。我们自身及命运，只是意志没有其他。
　　“散漫于我们此在之上是黑暗……不，它是绝对和原始的:世界上内在及其解释，即世界的内在及原始本质不是认识，而是意志。认识完全是次要的原始，一种偶有属性和外在之物——由此之故，那种幽暗不是光明领域一个偶然被蒙上阴影的地段；相反，认识是消失在漫无边际的原始幽暗中的一片亮光。”

　　如叔本华所说，这个在自己肉身上被经历的意志，是一种骚动的、渴求的冲动。它是盲目的，没有目标和意义，又无法满足。意志的宇宙因此也并非和谐的天体。自然并非平息之所，而是骚乱之所。我们面对的是它那蛮荒的战争。
　　“……每一种动物又是另一种动物的俘虏和食物，每一种动物都只能通过不断排除异类，以维持它自己的存在。如此，生命意志就始终一贯是自己在啃咬自己，在不同形态中自己是自己的食品——一直延续到人类。然而，就是在人这一物种中……在自己身上把那种斗争，那种意志的自我分裂，暴露到最可怕的明显程度，‘人是人的狼（homo homini lupus）’。”
　　在轻柔的“死亡与生成”中，他看到一种残忍(美丽，多产，生机勃勃)的吞食与被吞食。这个“无尽的生命舞台”在眼前化作“永远敞开的坟墓的深渊”。自然仅是一个吞食的、永远反刍的怪兽。包裹在个体核桃壳中的整体意识。

　　他使用球的比喻:世界上所有现象在球面上都有自己的位置，在那里可以找到各种各样的比例关系和结构形式。但从任一点出发，都能拉一条线，它们会碰到共同的中心。把球向任何方向转动，都到不了它的中心。这个共同中心的形而上学暗示，使叔本华谈论统一的世界意志，这种意志随后戴着不同的面具，内在分裂地、与自身不和地在生活的舞台上进行可怕的亮相。
　　莱布尼茨指称的“恒久哲学”，把终对理解为一体化的整体，被拯救不是其目的，而是发现那种整体性，以便获得一种对归属感的深刻体验。叔本华这样写道：“……无边的世界充斥痛苦，过去无尽、未来无穷……他那消失中的人格，他那没有延展性的现在，他那瞬间的快适，这一切对他来讲具有真实性……那些痛苦究竟不是那么陌生，而是和他有关。”

　　对叔本华来说，有一种形而上学的共同组织，不是道德形式，而是经验，不是应当（Sollen），而是存在（Sein）。
　　他有时把同情解释为绝对性的经验，即除我之外的一切同样是与我一样的意志，而一切痛苦与烦恼和我一起受难。谁感到同情，“个体化原理的错觉就离他而去。”同情是一种能力，能在一定时刻把自身的意志体验，扩展到□□的界限之外……意志变得有渗透性，在异己中感受自己。
　　“Tat twan asi”（你即一切）。谁对别人的痛苦不再感到陌生，谁遭遇到“同情”这种神秘的联合（anio mystica），他的意志转向对生活享受的毛骨悚然。
　　“人会达到自愿的断念、放弃、真正的泰然自若和完全无意识状态。”

　　说谎建立在自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建立在人的意识能够超越、疏远、遮蔽和拒绝事实的基础上。一个意识能够欺骗另一个意识，也就是说让虚无转变为存在，也把存在转变为虚无。想象力使用人们靠此生活的材料：经验、印象、顽念、愿望等。但从中生产出的是某种新的东西，它也能对抗通常的现实。
　　意志被“违背”。对意志的否定不是一种行为，而是意志的自我扬弃事件，不是结束，而是一种停止。这个“更好的意识”是明净和静止的一种狂喜，也可称之为肉眼的一种异常欢欣。面对纯粹的能见，对象在眼前消失。逃离存在（sein），进入看见（sehen）——这一切发生在这种狂喜中。被□□携带，坠入欲望的洪流，在恣意的感性中自我解体。在这里，□□没被弃置，相反上升为天体。通过把自身交给冲动的非我力量，自我维护的我也消失了。“哦，狂喜！哦，地狱！”
　　“不过请尝试一次，做完全的自然，想到这一点可怕至极，你不可能有精神的安宁，倘若你没决定不得已时摧毁自己，也就是说，为了你，摧毁所有自然。”

　　否定并非意在一种非存在，而是意在另一种存在。理性原则上听命于意志，另一种在艺术或禁欲中脱离意志的理性，那是否定意志的超理性。叔本华虽承认一种启蒙的辩证法——启蒙理性变更为更新的暴力的一种骤变；但他不认为暴力和毁灭产生自理性自身，而是意志工具性地导演了理性。
　　审美的保存距离的形而上学。眺望世界，但同时“绝对不主动地卷入其中”。意志是基本的贪欲，不惜一切代价保持生命。它的彼岸只能是无。超验的地点只能是空。叔本华戒除世界。

　　奥古斯丁认为，对上帝的体验是去界限的，但不是无形态的，因为有启示、生动的典范、宗教仪式，一种理论的法典。总而言之，有教会。“教育，纪律，圣事。”对漫游者、走在中途的朝圣者，这是合适的居所。它制定规则和组织，给犹豫的情感以支柱，防止宗教堕入内在性，它关照坚固和持久，并且在欢呼声中让人预先尝到我主房屋中那“永恒的节日”。在提问的我和被问的自己之间站着上帝，上帝在机构中，在被保存的启示中“固定”。
　　机构赋予人类自由事物连续性、稳定性和边界（区别）。这种有敌意的利己主义的裂变，引起一种对二极统一的寻求，即国家组织。这个由暴力手段维持的统一，要求精神的动机，而为强权而设的精神就成为意识形态。
　　上帝之城（civitas-Dei）在世俗化的戏剧后被化解；剩下的是世俗的核。公民之城（civitas Civilis）现在必须独立完成同样的事。这是第二次创世，国家作为尘世的上帝，促使人们忍受自己，也相互忍受。权力靠强权换取生存，暴力靠征服生存。“这是伟大的利维坦的诞生，或者……毋宁是有死的上帝的诞生。”

　　向原则发问意味着:转身。从这一刻起，生命之途不再是逃亡之途。一个敌人和他面前的逃亡——一切由此开始。倘若人们通过探求原则而停止，那就是一个新的、第二次的开始。

　　在《论来着异化的自由的诞生》中，格伦归纳了他的人类学思想:人的主体性对人要求过分。
　　没有什么能建立在主体性上，因为它滑入虚无、滑入那个裂口（Hiatus）返回世界。实体化和客观化是生存必须的异化。本能和行动的脱节就是智力，同时又是那个“裂口”，而它形成了人们所称的内在性、自返性、幻想。内在成为一个没有结果的幻想，或一个后果严重的顽念的王国。深不可测的内在性和无法成形的过剩的本能。
　　格伦坚持作为尊严之自我获取的牺牲……这就是禁欲。生命具有这样佯缪的特性，如果它仅仅被保存而不被使用，就会失去它的价值。一个自我只有在放弃、牺牲一部分自己的情况下，才能超越自己。

　　倘若原罪的故事讲述认识的产生——由此自由和时间的意识产生，该隐的故事就报告了要求差别的敌对意识的产生——敌人，野蛮人和恶。这个整体可能是真实和善，但通过个别的战斗形成。这个从整体中脱身而出的并且凝结于自身的个体，是恶。

　　通过区别自己，我存在。
　　对差别的要求被柏拉图称之为“情绪”（Thymos），一种在行动中展现出的精神力量。它也会进入权力和征服的意志，燃起虚荣。这种激情不仅追求自我保存，而且追求自我提升。黑格尔把这个为了得到承认的生死存亡的战争，理解为历史进程的推动。这不是人的野蛮天性，而是精神的原动力。包容一切上帝必定——神秘地——在个人内在的无限中融化，或必定进行全球性的扩张。自我抑制，转移斗争。
　　生命意志的体现，是感到自己不可混淆、是独一无二的单独个体，是神秘的交汇点。个体是双重奇迹发生地:一个知道自己的意志——一种有意愿的知识。“只有通过脱离，我才是我自己，而恶就在其中。恶之存在意味着抽象，意味着自我个别化。”这是必要之恶。

　　卢梭将人类称之为“退化的动物”，应该返回自身，在那里找到作为心声的自然。这个“自身同一”（Sich-selbst-Gleiche）的内在自身仅存在于多元中。原始的安宁归返，其间不出现陌生的、反抗和干扰的东西。流入自然的自我消失:“于是我迈着沉静的脚步，于森林中寻找一个荒芜之地，孤寂之地，那里没有人工、奴役和统治的痕迹。我寻找着一个庇护所，相信自己会第一个到达，没有任何一个折磨人的第三者会插足自然与我之间……然后我的魂灵消失在这无边无际…”
　　或相反，把整个存在收入自身，沉浸在一种自足的感情中，犹如上帝。在一中，唯一的自然融化。此在的感觉……完整地充实当下，固有的“我”的感觉消失，只剩下纯粹的事件。“我依稀看见天穹:几颗星星和点点翠绿。这最初的感觉真令人愉快……集中在眼前这一时刻，别的什么也记不起来。我对自己本身没有任何明晰的概念，也压根意识不到适才发生的事情。没有痛苦，既无惊惧，也不忧虑。看着我鲜血流淌，就似看着溪水流淌一般。我感到周身有一种令人心旷神怡的静谧……”（《一个孤独的漫步者的遐思》）
　　他谈论共同的自由:“公共意志”。人是温驯的社会动物，虽然他想做的只是无用的公民。不想让自己被社会消费掉，并以其逃避现实而犯反社会罪。

　　政治就是命运，拿破仑在世纪初就已经宣告。政治“是开放的时刻和有利的瞬间”，这个时刻不仅是决定的时刻，而且是敌对和斗争时刻。敌对的能量转化为社会稳定和进步的动力。在经济中是竞争的东西，在政治中是权力分配。
　　作为决定一切的战斗领域，现在是经济，虽然经济的强力必须通过政治的权力平衡达到。对自由主义来说，“善”处在市场和竞争的逻辑中。从道德上看，人可能是一段弯曲的木头。权力的分配也意味着，承认真理是可分的，分布于个人之间。

　　理性，万应灵药，它操纵人，犹如非人类的自然操纵自己：根据自我保存和整体和谐的规律。康德的《永久和平论》，其核心由对理性普遍之信任组成。人们相信，恶不过是理性的匮乏。然而，自由的二律背反告诉我们，理性也许只是“有规则的疯狂”?
　　宗教通过让人始终保持陌生的意识，帮人来到世界。它带着一种敌对，开始它的和解建议，并且大多由敌对结束。人们需要宗教，正如需要相互转嫁自身的匮乏，互相让对方为此负责，害怕地为自己的身份去奋争。认识的原罪世俗的宗教信条汇入这个社会和政治理性的敕封圣号中。

　　对机器时代的思维来说，历史的社会也成为某种机器。自然变成物，最后人对人也变成物，这种物能被当做工具使用，并且滥用于一切可能的目的。自然的演化个戏剧化的过程，而这幕戏剧必定在人身上上演。
　　精神的贫乏——对超越性的背叛——与技术的一种巨大增长同步发展。世界变成一个权力关系的迷宫：没有意义，但有活力。工业化的奥斯维辛，集体迫害被组织和制度替代。这是疯狂的社会化，摧毁现实，自由的灾难。

　　积极自由坚持自我决定，针对依赖偶然的命运，坚持自身理性的计划；针对耗费生命的时间，坚持对其孜孜不倦的利用；反对无所事事，坚持自我完善。这种观点的目的论乐观主义，应该屏蔽意识动物那犹豫不决和不可靠的内在。而昏暗的无意义从中升起。消极自由限制权力，那是“神学——形而上学的”，“人道主义——道德主义的”时代。

　　萨德侯爵，这位罪恶的导师，认为精神的自由最终坠入绝对的否定。“把几朵玫瑰撒在生命的刺上”。在冰冷和淡漠的宇宙中间，有着确定无疑的死亡、充满痛苦的生命。倘若人们聪明、不顾廉耻的行事，那么就还有几个欲望的瞬间。“我的激情集中于一点上，就像在一面凸透镜上聚集天体的光：它们立刻毁灭处于这个焦点中的物体”，或“止住星辰的车轮；让天体乱成一片。”
　　在感官欲望的高涨中，个人的感觉消失。萨德要求一种基础的不一致，于自然决裂。“我们有犯一切罪行的可能，我们为自己支配所有的东西，我们千百倍地增加恐怖。”他在《朱丽叶》中写道：“找到一件独立于我，不断的继续发生影响的罪行，以便于我生命中没有任何一个瞬间，我不是一种罪行的原因。”

　　康德拉在《黑暗的心》展现出那片荒野，这个无比巨大的某种东西，“不会说话，也不能听”，“当它独立在荒野中见到自己时，它进行过反省，由此真的疯了”。
　　荒野低语，完全拒绝意义。正是在其蔓延滋生的活力中，荒野呈现出绝对的偶然性。在这个热闹却空洞的空间内，一切皆许可。它继续蔓生，肥沃的、可怕的。
　　“那寂静的荒野……使我感到伟大而不可战胜，是罪恶也罢，是真理也罢，在静静等待这种荒谬入侵的中止……这博大的外表所呈现出的沉默，是请求还是威胁?”只要有一次陷入黑暗的心脏，什么也不会在同从前一样。这是世界上善之根据缺席意义上的恶，对深渊的，或是对荒谬的体验。

　　当自然成为它自身时，人也必须成为他自身，被抛回他那意外的生存上，作为许多中的一样意外东西，带着沙地上一幅画的模样，被下个浪花抹去。萨特在《存在与虚无》中写道，“人是存在，虚无通过其进入世界。”意识是一种“存在的匮乏”。

　　假定的认识不过是一种偶像崇拜。理性陷入眩晕，意识成为幻想，而幻想成为激流。艺术宗教允许：“我们以大胆的姿态飘浮于荒凉的深渊之上，在天地间。”
　　由创造性振奋和不之状态引出的威胁……浪漫主义的狂热中有恐惧的激流。浪漫主义在其最冷酷无情的时刻中知道，在天堂之乐的共鸣空间，令人担忧的是空的。
　　“音乐是我们生命的一幅图景，”瓦尔罗德尔写道，“一种感人的短暂快乐。它来自虚无，消失于虚无——它升起又沉下。一个欢乐的绿岛，有遮阳伞、歌声和音乐。——飘荡在黑暗的、深不可测的大洋上。”

　　社会的有用性思想以其崇高的形式，要求艺术接受正义的观念，然而在尼采看来，审美的人恰恰有毫无顾忌的义务。L'art pour l'art.艺术不完全来自这个世界，它消失在游戏和渴望中，在自身的画像中隐没，它不止把享受，也把此在的可疑性推向极端。节日般的、酒神的超越，或是黑色的、诺斯替派的破坏，或是忽明忽暗的狂喜，那是与不可以说的亲近，另一种状态。
　　“在我的脑袋疼有可怕的世界，如何解放我自己和解放它，而不撕成碎片呢？宁愿上千次地撕成碎片，也不要将它阻挡和埋葬在我体内，我就是为此而在这里，我完全清楚。”

　　自然对道德不感兴趣，在那里只有强弱之分，自然处于善恶的彼岸。“在无限的空间中有许多闪光的球体……它们披有僵硬的、冰冷的外壳。在这层壳上，一群霉菌生产出有生命和能认识的生命——这是经验的真理，现实和世界。”不过这群霉菌层开始思考，由此它领悟到自身的图像，一个它也许宁可不要打认识。关于想通过这种认识取得一种幸运的徒劳无功的努力，尼采写道：“在倾斜于无数太阳系的闪烁的宇宙中，在其中的某个角落，最聪明的动物在上面发现了认识。那是‘世界历史’最骄傲和虚假的瞬间。但在自然的几次呼吸后，这个天体凝结，动物必须死去。……人的理智在自然之内多么可怜、虚幻和易逝，多么没有意义，多么偶然。有他不在其中的永恒。”

　　人尚未与自然融为一体，是“未定型”的动物，如尼采所言。人一直把某些东西视为价值——如果这些东西能服务于保持和提高自己的权力意志，或者服务于抵抗强权，然而真正的价值却是永恒回归中的价值。上帝死了，超人把宗教收回自身。尼采的意志不是愿望、迷糊的本能，而是“能够命令”，一种让存在生长的力量。
　　自我保存只有在提升的逻辑中才可能。生灵通过征服进行统治。权力意志创造自己的道德：“你应该成为你自身德性的主人……你应该拥有对你的赞成和反对的力量，并且学会懂得，根据你的最高目的来公布和收回德行。”

　　巴塔耶也认为，有利使人成为奴隶。真正的人生是为了被挥霍，被牺牲，被输掉和被耗尽。卑鄙的恶服务于一种权力，一种意识形态——有用。

　　弗洛伊德有着两种本能。“一种是□□的本能，它要不断的把越来越多有生命的物质聚集在更大的统一中一种是死亡本能，它反抗这种努力并且把生命引回无机的状态。生命一方面想要在海洋中解体——性的本能如此要求，另一方面，它想从躁动不安中返回石头的平静。“倘若那是真的，在远古时代和无法想象的方式——突然从无生命的物质中诞生了生命，那么……也必然产生一种取消生命的本能，重建那无机的状态。”
　　熵，能量保存的法则，隔离，热力学的死亡本能。人成为泥土，宇宙变形为自身的废热：世界是坠落的一切，因为它长复杂结构的高处重新落回伟大的简单。

　　认识和预先许诺的认识之幸福。
　　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来说，认识是至善。一种改变认识者并帮助他得到另一种认识的存在，其目的在于自身。认识者变得于被认识者相似。被认识的东西是永不消亡的理念，它们呈现出丰富多彩和不稳定的现实。
　　一种宁静，秩序，和谐，稳定。当灵魂认识伟大的秩序时，它会成为其的一部分，在自身中实现宇宙的协调。“什么是虚无主义?——就是最高价值的自我贬值。缺失目标。缺少对这个为什么的提问。”

　　普勒斯纳的人类学基本原理:人的定义，即他无法最后定义。“在这种对自己的不定关系中，人把自己理解为权力，并且为自己生命发现自己，视自己为开放的问题。”斯宾格勒则声明，“人类”是一种动物学概念，一个空洞的词，或成为一种战斗概念，以便带着一种人道色彩实现自身利益。既无“人类”，也无“此人”，只有“这些人”。其余的一切，仅是名称、声响、烟雾。
　　“谁谈论人类，谁就想欺骗。”

　　精神的自我物化问题。
　　精神始终迷失在自己的作品里，把自己创造的东西同自己混淆起来的危险中。活泼的精神把自己束缚在其创造物的凝固部分。将作品理解为自身智力的物化，以及由此而有规则的部分，而不是把自己的精神本体与之混淆。适合于每种已找到其语言形式的思想，必定更适合一种在机器里已找到一种物质的表达的思想。
　　上帝从自身中排出这物质的世界，也就启动了这段历史，而且是朝着自己高高举起并将它渗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