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录下自己写的大杂烩》颜洄

2、柳如是别传

　　近期读完了陈寅恪先生所著述的国学精要之作《柳如是别传》，感慨颇多，故写此文。奈何我阅历尚浅，资质凡庸，观之一遍，所得寥寥，仅此三三之语，难免荒唐。

　　陈先生饱读诗书，却没有一个世俗的头衔承认，这像极了陶潜时代，南山下的隐士，细想一番，又有些武侠小说中“高人”的感觉，而陈先生暮年，重病缠身，陪伴他至最后的，就是这位“明忘三年，不言不笑”的奇女子—柳如是。

　　陈先生的这一行为，直至现在，也颇为耐人寻味，陈先生为什么要为河东君立传？为自己，为梦，为故国？其实都可以解释，曾有人在陈先生的弟子蒋天枢面前感叹其师皓首穷经，蒋公听罢，一言不发，拂袖离去。

　　1994年的研讨会上，朱东润，余英，周一良三位学者各自发表了自己的疑问，朱东润先生说自己完全不能明白为什么陈先生晚年要为一个风月女子作传，周先生则感叹陈先生纵观博学，最后却“死”于一个明清女子，而余英则更上升到了政治层面，称这是陈先生对没有去台湾的忏悔，与之相对，陈寅恪先生本人在《对科学院的答复》一文中说“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

　　陈先生不要三民主义，不要马克思主义，学术就是学术，不是政治，无论是否符合历史，一样如此，而陈寅恪在《柳如是别传》开篇咏红豆（并序）里说：昔岁旅居昆明，偶购得常熟白茆港钱氏故园中红豆一粒，因有笺释钱柳因缘诗之意，迄今二十年，始克属草。适发旧箧，此豆尚存，遂赋一诗咏之。

　　并以略见笺释之旨趣及所论之范围云尔，可见陈先生推崇钱柳已久，河东君的三年，或许是陈先生的三生，而陈先生回忆他年少时的读书经历时如此说道：“一日寅恪偶在外家检读藏书，获睹钱遵王曾所注牧斋诗集，大好之，遂匆匆读诵一过，然实未能详绎也是后钱氏遗著尽出，虽几悉读之，然游学四方，其研治范围与中国文学无甚关系，故虽曾读之，亦未深有所赏会也。”而因为想借以温旧梦、寄遐思，不惜以重金买得钱氏旧园的一粒红豆的事迹，也让人啧啧称奇。

　　可见，朱余周三人对《柳如是别传》与陈先生本身的看法都是孤陋，甚至是有一些下作的，那么陈先生为什么要为河东君立传？窃以为，是陈先生对王先生的纪念，以及对那个时代，中国文化的思考。

　　陈先生一生注重德义，所以他对王国维先生推崇备至，王国维死后，陈先生曾做过一番解释：当赶上一种文化衰落不可挽回之际，受这种文化影响的人就会感到痛苦，这个人受这种文化影响越大痛苦就越深，到了极深的时候，又看不到任何一点挽回的希望，除了一死之外，已经没有别的选择。

　　至于那些“流俗恩怨委琐龌龊之说，皆不足置辨”。柳如是明亡三年不言，是对故土的思念，王先生的一跳，则是对故土崩塌的绝望，陈先生著述，是对故友的致敬，亦是对佳人的致意，当进化论和科学进入那个时代的中国，华夏的知识分子开始以无比热忱的期待眼光看向欧罗巴的民主大陆，他们以审判的姿态把传统打的七零八碎，他们认为他们拯救了这个国度。

　　但是在文化的角度，他们却是真正的流氓，他们强行地把政治上的保守迁怒到文化上，但真正的文化是不允许的，所以每当“全盘西化”进行的时候，总会有人舍身以对，王国维是这样，陈寅恪也是这样，他用中国特有的“学问”拷打着每个人的灵魂，什么才是传统文化？

　　这个问题，即使在今天，依然有深刻的探讨性，我们虽然得到了民主，得到了安康，但是我们得到了文化吗？显然没有，于是我们中的有些人开始慌了，他们开始在山川人文中虔诚地跪下，探寻那一丝的“中国”，而这一切，陈先生早有预想。

　　在我打开《柳如是别传》之时，发现其繁体竖版的格式，忍不住会心一笑，心想要是那个“干不了”的胡适读了，会是什么感受？由此可见，陈先生为河东君立传，是为死去的那一代作诗，感天动地，惊世骇俗，他们是柳如是，王国维，顾准，胡风，也是他自己，同时，他在为后代传一脉血液，告诉你，什么是中国，什么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至于为什么是柳如是，则又是要细说一番了，而河东君究竟是何许人物呢？顾(云美）传云：

　　河东君者，柳氏也。初名隐雯，继名是，字如是。为人短小，结束俏利，性机警，饶胆略，适云间孝廉为妾。孝廉能文章，工书法，教之作诗写字，婉媚绝伦。顾倜傥好奇，尤放诞。

　　而坊间还有一种说法：柳如是，本姓杨名爱，小字蘼芜，本名爱柳，因读辛弃疾词：“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故自号如是。人评柳如是，其
　　气质慨而言之：才气，狂气，傲气，骨气，侠气。柳如是在诗词歌赋，音律舞蹈，琴艺书画上都有极高的天赋和造诣。

　　“分题步韵，顷刻立就；使事谐对，老宿不如。”独步艺林，堪为翘楚,是为才;柳如是善饮酒，语多诙谐，常常一语惊四座。“凡所叙述，慷慨激昂，绝不类闺房语。”

　　柳如是与老叟唐叔达谈兵论道，以梁红玉自比。自矜八斗，欲作女中陈思,是为狂;牧斋以为：“人生斯世，情之一字，熏神染骨，不唯自累，又足以累人乃尔。”可柳如是即便是在儿女情长上也从不纠缠，慷慨爽直，性情激烈，“持刀斫琴，七弦俱断”，桥归桥，路归路，大家各走一边。割发抵金，不与俗人为伍，是为傲;国破家亡，轻生死，重大义，是为骨；柳如是卖金售玉，犒师反清，倾囊相助，是为侠。五气集于一身，是为狂女子，奇女子！三百年来，只此一人。

　　柳如是家境贫寒，幼年被卖与官宦人家，后沦落青楼，后经汪然明介绍，与牧斋相识，汪然明这个人，像极了笑傲江湖里的令狐冲，江湖浪子，快意恩仇，他常把自己的画舫无偿地借出去，但所借之人必须为以下四类：名流，高僧，美人，知己。

　　可见其随性大度，但就是因为他过度随性，在把柳如是介绍给牧斋的同时，居然又把她介绍给了谢象三，谢比之于牧斋，年轻多金，同时也擅长诗书字画，但柳如是偏偏不喜欢谢象三，最终选择了牧斋，牧斋得知后当然大喜，为给佳人一场“配得上的婚礼”不惜将自己珍藏多年的宋版汉书卖给自己的情敌谢象三以打造绛云楼，士族不解，说他亵朝廷之名器，伤士大夫之传统”，连当地的老百姓也向他们的新婚画舫抛石扔瓦，牧斋对此一笑而过，坐在画舫之中，依然自得。

　　而就在这个时候，任性的汪公将自己和柳如是之间的尺牍刻印成书作为礼物送了数
　　十册给牧翁，牧斋一看就不高兴了，随即“拉杂催烧之，并求其板毁焉。”

　　可见，河东君风姿绰约，天下无双，能与其在这一段比较的，恐怕也就是金岳霖先生朝思暮想的林美女了吧，而林美女比于河东君，少了狂气，傲气，骨气，侠气，婚后的河东君常衣儒服，飘巾大袖，与牧斋陪四方宾客纵论天下事，牧斋称其为柳儒士，陈先生也在《缘起》中说：“诗固牧斋所擅场，词则非所措意。”

　　“盖河东君所作诗余之传于今者，明胜于牧斋之永遇乐诸阕，即可为例证。不仅诗余，河东君之书法复非牧斋所能及。”

　　如是风姿，可见一斑。有人说陈寅恪著述如此，是为了借柳如是之名，探讨反清复明，以此怀念失去的历史，这点我是不同意的。

　　陈先生之所以为柳如是立传，第一是看中了她的传奇经历，寒门出身，诗画无双，傲骨入魂，才情无限而又不乏侠义，更奇特的是她作为风月女子的身份，若是名门闺秀，则少了一份世俗的豪爽与侠义，若是男性，则又少了一份阴柔与不易。

　　对于此，作为文人，为其立传也无可厚非，第二来说，柳如是诠释了陈先生对民族文化的最好解释，独立，自由，她的一生是顽强的，即使改变不了大的环境，她也从未忘记安放好自身，而当幸福降临，她不拘世俗，积极争取，而对于质疑，对于“妓女”这一天生的限制，她是自由的，是勇敢的，相信陈先生暮年，闭上眼睛，闭上眼睛，看到青丝舒展，着半脏儒衣挥毫的河东君，嘴角也会淡然一笑吧，这便是第三点，柳如是满足了一个文人对一个女人的幻想，在很多时候，她就是他的唯一。

　　与其现实意义相对，《柳如是别传》的艺术造诣一样很高，举两列来说，陈先生开篇所作之《咏红豆》（并序）：
　　东山葱岭意悠悠，谁访甘陵第一流。
　　送客筵前花中酒，迎春湖上柳同舟。
　　纵回杨爱千金笑，终剩归庄万古愁。
　　灰劫昆明红豆在，相思廿载待今酬。
　　以及这首：
　　高楼冥想独徘徊，歌哭无端纸一堆
　　天壤久销奇女气，江关谁省暮年哀。
　　残编点滴残山泪，绝命从容绝代才。
　　留得秋潭仙侣曲，人间遗恨终难裁。

　　既然陈先生推崇王国维先生，那我在此便用王国维先生的学术思想去解读这两首诗歌。王国维先生曾说，做学问要有三种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

　　第一境界重在探寻，胡适曾说，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做学问，探索是第一位，第二境界则是磨砺，为得伊人而不惜穷己身，而第三境界，则是随性，胸中墨点江山，信手拈来。而陈先生毫无疑问达到了第三境界，两首诗歌看似信手拈来，细细品味，却无论是从格律还是情感，都透出一种美来。

　　在此不得不庆幸自己拜读过赵元任先生的一些作品，不至于像一些自作聪明之人，乱谈韵律格律之腔，而王先生在其代表作《人间词话》中所说诗词的最高境界造境，以及其深受叔本华影响而注重悲情为主的强烈情感之美的主张从这两首诗中也足以看出，如《咏红豆》四联前四句，均是造境，而每境又不同，由后四句抒情得以串联，最终又归于一种思想；再如第二首，首句定基调，此后将造境之景，物，人，杂糅于感情中，一脉抒发而出，大师之作，读之，更深觉自身学识简陋。

　　而整体而言，《柳如是别传》则像一部长诗，之所以说是诗，是基于其诗歌穿插的美感以及主人公传奇悠长的经历。《缘起》一章开篇，清婉脱俗，写如是之开端，如秦淮烟柳，常青而告春，《河东君最初姓氏名字之推测及附带问题》一章入情，在烟波浩瀚中寻如是真相，过千帆而挽佳人，《河东君与[吴江故相]及[云间孝廉]之关系》一章洒脱，桎梏如秦淮烟波，一曲琴音，一点黑白，一纸花鸟，让人醉在哪一抹谈笑风姿，《河东君过访半野堂及其前后之关系》记事，佳人之奇，词句无所以表，举一二事已见，闭书叹气，世上百载岁月，怕不及河东君一年春秋，《复明运动》一章豪情，轻衫碧眼，故土山河，丈夫况且难为，一女子三年不语，风流文采，乃不世出之奇女子。

　　最后，我要说的是《柳如是别传》中所用的以诗证史的方式，到底是否合理。这个问题一直众说纷纭，“以诗证史”在陈寅恪那里得到了最大的发挥和应用，但这种治学的方法也不是完美无缺的。

　　陈寅恪自己就坦言：“若有以说诗专主考据，以致佳诗尽成死句见责成，所不敢辞罪也”杨绛先生对此却不以为然，她的理论依据是文学真实与生活真实既有关系又相区别，实际上这种观点也代表了她丈夫钱钟书的观点。

　　钱钟书认为：“以诗证史有时也陷于烦琐，甚而以诗代史”，也是间接地批评陈寅恪，但陈寅恪自己却毫不违言地宣称：“寅恪释证钱柳之诗，于时地人三者考之较详”，孰是孰非？

　　历史自有公论。非不佞可以揣度的。那么至此看来，这种方式到底是否可以，我本人持一定的反对观点，这也是我读柳如是别传，对陈寅恪先生唯一不明亦是不懂的地方，历史是人的历史，诗歌是人的诗歌。

　　但是诗歌究竟是不是人与人的历史，这点谁也无法言明，钱穆同样作为一代豪儒，他所著的《国史大观》纵然有言论佐以历史的方式，但那也是上得了台的，真正的历史，而非一种艺术形式，正如陈寅恪先生自己所说，这便是以诗证史的不便，历史应在于时，地，人，而非几纸诗书，几幅字画。

　　但这种方法却不是应该被完全否定的，纵观《柳如是别传》，其中不乏事迹与关系的考证，在一定的关系下，通过诗书来明确事迹的方式有其可取之处，而在钱，杨二人看来，“诗歌”是艺术的，而历史是现实的，即使有客观说明，艺术也无法全面说明现实，这一点我是同意的，但是相比于刻板严肃的研究，源于生活，感情的诗歌，往往可以在关系明确的情况下反应一种情感和需要，历史不仅仅需要年表和战绩，它更需要一个理由，一个人们爱上它的理由，而这种方式，可以给予人们这样一个理由，以此看来，倒也不是不可。

　　在我看来，史诗的作用，应当介于一个平衡点，即各取所需，以河东君为例，史书和记载的历史依据可以提供其大的环境已经生活经历及人际关系和时间轨迹，而介于此之上的诗歌研究，则可以丰满人物，填充历史所需要的人文情怀，从这个角度说，学贯中西的陈寅恪先生着实开创了研究，丰富历史的新境界。

　　至此，这荒唐之词也到了结尾，我本着仰望之意，自负半点才学，以半万字句表达我对陈先生的敬仰，对河东君的追念，这或许只是一个少年对老师的敬重，又或是一个男人对一代佳人的思念，无论是哪一种，这种感情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那就是追求，追求前路，追求未知，登高楼为鞠躬于大师，立枯荣为倾倒于美人，我爱的是陈寅恪的河东君，亦是河东君的陈寅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