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苏鲁]寻踪》ww38do

2、回忆

　　二、回忆
　　杨冬卉看着丈夫吃完晚餐，然后送他下楼。刘建刚就带了几件随身衣物，箱子里装了一堆匆匆买好的帝都特产。在小区门口，他们等来了叫的出租，刘建刚轻轻吻了她的脸颊，又结结实实拥抱了一下，然后头也不回地跳上车走了。

　　杨冬卉看着车尾灯消失在初起的夜色里，心里不由自主地产生了一种荒谬、不真实的感觉——有谁会因为一个噩梦远奔千里呢？而随后，这种乖张的感觉自然而然地又变成了寒冷——杨冬卉甚至不禁打了个寒战——她看着自己在路灯下的长长阴影，感觉到这种孤独而生的冰寒：她似乎要永远失去他似的。

　　刘建刚当然不会感觉到妻子的心绪。他坐在后座上，看着灯光在窗外飞过，脑子里则是在想自己的家乡，和消失的过去。

　　刘建刚的老家在黔滇两省交界的附近，是一座在大山深处的小城市。绝对和一般人想象的不同，这座十来万人的城市，其实并不算封闭落后。洪山市是它现在的名字，在改开以前，这里只有一个数字代号：“770”。是的，它的历史很短暂，这座城市是在上世纪50年代末，在这大山里拔地而起。它是预备核大战的三线工程的一部分，整座城市，实际上就是三家工厂和它们的家属区的集合——三家生产武器部件的工厂。

　　城市里的居民来自天南地北，所以这里的通用语言与周围的乡村完全格格不入——他们从小说的都是普通话。刘建刚的家庭就是一个典型，他祖父一家来自沈阳，而外祖父一家则是江苏人。

　　整座城市的建筑风格也是和周围极具民族特色的山寨格格不入。早期的办公楼和家属区都是红瓦屋顶的砖楼——这样的建筑风格出现在同一年代的所有国营工厂里，刘建刚在帝都也见过一模一样的老旧住宅区。住宅区以数字区分，叫做一街坊、二街坊等等等等。而刘建刚也知道，这样的称呼也出现在一切同年代的国营工厂的家属区里，以至于任何一个去另一家工厂出差的人，都会觉得毫不陌生。

　　他的父母一辈生于斯长于斯，基本的出路都是继续进厂工作。他们带着那种老式工人阶级的莫名自傲，大多看不起周围村寨的农民。而那些农家子弟，也往往以能进厂被招工为人生目标。

　　刘建刚兄弟俩生在史无前例大事件闹剧一般哄然结束的那一年，渡过了可以说是无忧无虑的童年。他还记得每年夏天父母发的福利——厂里自制的橘子汽水和雪糕冰棍儿。那时候所有都是厂里自己办的：副食店（主要卖江米条、桃酥和生硬的月饼，成缸的酱醋和黑黑的咸菜头），理发店（嗡嗡响的老式电推子，总是卡着头发），粮油店（老爱生虫的米面和黏糊糊散发着菜籽油味道的大桶），澡堂子（总是能遇见裸体的同学或是邻居小孩儿），甚至连公安消防这些也是厂里自办。

　　而这一切美好的回忆，在小学四年级刚开学不久忽然变得灰暗起来。刘建刚还记得，那天放了学，轮到他和其他几个同学值日，他兄弟建毅则是高高兴兴地，和他的好朋友王安林几个人，跑着出了教室。建刚打扫完卫生，他就赶紧回家了，家里的米饭得早点蒸上，再把菜洗好，父母六点下班就只需要炒菜就好。

　　那天和往常一样，他蒸上饭，洗好菜，坐在厨房的饭桌上写今天的作业，等着比他活泼、也更加贪玩的建毅回来，好给建毅指导（抄）作业。这得赶在爸妈回来之前，不然俩人非得挨训不可。

　　然而那天直到父母回家，建毅也没回来。刘建刚还记得，他爸让他去王安林家找找，可是王安林家也在等他回家。王安林他爸大手一挥，大声说着等安林回来非得揍他屁股不可，引得他妹妹咯咯直笑。刘建刚的父母也干脆不等这调皮的儿子，直接和建刚吃了晚饭，等着建毅回来再收拾他。

　　可是直到深夜，他们还没回来。

　　王安林的爸爸找来了，和他爸爸一起出去找这俩孩子。他们后来说，他俩跑了各个常去玩的地方，都不见这俩孩子的踪迹。那晚快12点，爸爸急匆匆回来，把妈妈也叫了出去一起找。后来刘建刚知道了，那晚他叔叔姑夫舅舅姨夫全都出去找建毅了。

　　他们一直找到第二天天亮，建刚的爸爸赶紧托人请了假，跑去派出所报案。他家派出所的所长，是他爸妈的同学，有这层关系，自然也就不管24小时才能立案的规矩了。

　　然而三四天各路亲戚朋友和公安的搜寻，仍然还没找到两人的下落。唯一的线索是和他俩开始在一起玩的陈斌说的：他说他们开始是在十一街坊里玩捉迷藏。然后陈斌的哥来找他，因为他父母留了字条让去（拿粮票）换一袋米，他就告别伙伴先回去了。临走时，他听见王安林对刘建毅说：

　　“我知道有个地方很神秘的，咱俩去探险吧？”

　　他很想知道王安林说的神秘地方是哪里，可是他哥拽着他走了。陈斌边走边冲王安林喊：“明儿带我也去！”

　　王安林冲他挥挥手，回应说：“好的，我俩先去探探路！”

　　警察由此猜测这俩孩子会不会是钻到了附近山上哪个洞里。要知道，这一地区是颇为典型的喀斯特地貌，溶洞众多，甚至厂子有很大一部分生产设备就设置在经过人工改造的几个巨大洞窟之中。而且，以往也出过小孩子跑入野洞里迷路、受伤甚至死亡的事情。

　　但是之后对附近山上和几条山谷的排查，并没有找到任何有人进洞的迹象（以前出过事儿后，这附近的洞口都加了铁门并挂了大锁），大家只能猜测他们跑进了哪个不为人知的洞里。

　　当所有人都几乎放弃希望时，刘建刚记得，应该是建毅和安林失踪的第十二或者第十三天，那天他放学回来，还是像以往做上饭，当他回过头来，却看见建毅悄无声息地站在家门口，眼光呆滞地看着屋中。

　　他父母回来时，发现和之前刘建刚一样，他们无论怎么呼喊，建毅都痴痴呆呆地毫无反应。送到医院检查时，医生说他身体严重虚弱，精神也似乎受了极大的刺激。安林的父母和警察也来了，一样没法能让他说话，从而得知安林的下落。

　　建刚和父母轮流陪了几个晚上，他兄弟建毅一直就睁着眼睛，不吃不喝，也不睡觉。终于，在一周多之后，建毅开始偶尔说话了——确切地讲，是一些惊恐的喊叫和哀鸣，中间交织着“快跑啊！”“救命！”一类的话语。

　　父母们和警察都因此猜测建毅大约看见了安林的死亡，因此受到了过大的刺激。他们试图唤起他的记忆，好知道安林失踪在哪里。然而每当他们快要让建毅说出点什么的时候，他就抱着头哀嚎起来。

　　“这孩子完全傻了。”建刚记得有个警察说道。而可怜的建毅，在住了一个多月，身体上的伤痕和虚弱似乎都好得差不多的时候，突然毫无征兆地撒手人寰。那天晚上建刚在家里做了那个毫无征兆的噩梦，而之后就得到了他兄弟离世的消息。

　　这之后剩下的八十年代，一家人几乎是在愁云惨雾里悲哀地度过。建刚还记得，他母亲几乎不再收拾屋子，每次给他拿更换的衣物，老是拿出不合身的旧衣服；他父亲则是几乎天天夜班工作，等他回家时，和母亲也几乎不说话，只是蒙头大睡。

　　这日子直到九十年代才恢复了转机，厂里几乎发不出工资，人人都心惊胆战，担心自己被划到下岗的队列里。而他父母却在这时恢复了活力，努力想改善自己的生活。他父亲干脆直接申请了停薪留职，跑到深圳去打工，就这样支持他在九四年考上了帝都的大学，从此后基本离开了家乡。

　　刘建刚想着这些伤心或者快乐的过往，不觉车子已经到了机场。他拖着行李，就继续想着，步入了候机大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