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素材》墨绾云

34、古代商税

　　（一）历朝商税情况
　　指中国自先秦时期至明清历代政府对商品流通所征收的税。亦称租、课。狭义的商税指市税与关税;广义的商税包括山泽税、杂税课。但对盐、酒、茶等专卖商品所征的专税则另以专项列入国家财政收入，不包括在商税之内。

　　先秦
　　商税始于西周,最早是在市上征收,与使用市中地皮、度量衡器有关，尚非货物交易之税。山泽税亦已征收，但实质上是由使用国有自然资源而征的一种租。

　　春秋时各诸侯国都征收商税:市税中除占用地皮、登记注籍等内容外，按商品交易额的一定比例征税，已成为主要部分。春秋初，在商业比较发达的国家已出现关税;春秋后期更普遍推行，不仅边境有关税，内地交通要道也多设卡抽税。

　　山泽税仍在生产环节征课。关、市税的正常税率为2%,但往往提高，关税更常重征。战国时商税征收如前。唯秦国对外来商人免征关税,以示招徕,并借此换取各国商人对统一事业的支持。

　　南北朝
　　秦统一后，在全国范围内取消关税。汉承秦制，关梁无阻。

　　两汉商税主要是市税(或称市租)和山泽园池产品的征课。

　　东汉末，军阀割据，各地又纷纷征收关税，税率颇重。

　　曹魏时明令皆收什一之税，西晋照收关津之税和市租。

　　南北朝时北方政权重在田租收入，至北魏孝文帝时还未开征商税。

　　北魏后期，始征市税。店舍分五等收税，并设入市税，一入市门就交一钱。

　　北齐时"税关市舟车、山泽、盐铁、店肆轻重各有差"。

　　但关税市租时征时罢，尚无定制。在南方，东晋和南朝政权则十分着力于商税的征收。

　　市税的主要部分即按商品交易额征收之税，称为"市估"，有"输估"、"散估"之分。

　　"凡货卖奴婢、马、牛、田宅有文券者,率钱一万输估四百入官,卖者三百，买者一百。无文券者，随物所堪，亦百分收四，名为散估"。输估兼有契税性质，开后世契税之先例。

　　关税仍课十分之一。在津口渡头，以牛推轴托船过渡或以浮桥过渡者，征牛埭税或桁渡税。

　　隋唐

　　隋和唐前期，国家统一，再次废除关税，只收市卖之税。

　　安史乱后，肃宗时有临时性的征收关税之事，谓之"埭程"。

　　到德宗建中三年 (782)，正式规定"诸道津要都会之所，皆置吏，阅商人财货，计钱每贯税二十文"，关津之税自此固定化。

　　德宗时还征收竹木茶税(1/10)和间架税(房屋税)、除陌钱(一切交易的钱物收付都扣5%的税),后因受强烈反对而不得不停罢。唐后期，地方也自置税场，征收过税。拥兵的藩镇，更设戍逻以征商贾。

　　五代时各地诛求商税，为唐后期情况的延续和发展。

　　宋元
　　宋代商税分为住税、过税两项。

　　住税为坐商住卖之税,税率3%，相当于过去的市税;

　　过税为行商通过之税，税率2%,相当于过去的关税;商税收入除支付地方经费外全数上解中央。

　　北宋前期,细碎物品免税,不准留难行旅，制止官吏勒索，但后来商税日趋苛烦，水产、五谷、竹木、书、纸、漆无不有税。北宋末致激起小生产者的反抗。

　　南宋时，各地以重征为务，斗米束薪、零星菜茄也在收税之列，税额之外浮取更繁，致税场有"大小法场"之恶名。

　　正税之外，还有经制钱、总制钱、月桩钱、版帐钱等杂税，大大增加了商民负担。

　　元代商税,常课税率二十取一,以后提高。另有各种"额外课"，如历日、契本、煤炭、鱼苗、漆、酵、荡柳、蒲苇、牙例、乳牛、羊皮等均有课;江河商船还要收船钞，税负苛重空前。

　　明清

　　明初减轻商税，三十取一,公布征税品名,零星物品和农具、书籍免税，竹木柴薪免抽分。但后来免税范围日益缩小。于关市正额商税外，为回笼贬值中的纸币，于宣德四年(1429)增加"市肆门摊税"，令全国重要城中的店铺,依其营业种类以钞纳税。

　　同年开始,在运河沿岸设立钞关，以钞征收船料税(按船大小计征)，又称钞关税。其后纸币继续贬值，由收钞而来的这两种新税都改收银两，不予取消。

　　此外，各地还设河泊所征收鱼课。

　　明中叶在北京九个城门征收门税，并设工关收税，恢复竹木抽分。

　　开矿则按三十分之二或按承包额纳税。至万历中更派出太监为税监矿监，于各地密设税卡，重征叠税，乱指矿脉，横征敛，以致酿成连绵不断的城市民变。

　　清初一度减轻商税，禁止各关违例征收及迟延勒索之弊，乾隆时还整顿税关，多次减免关税，减轻市税性质的落地税。

　　但中叶后吏治大坏，贪污盛行，税官胥吏需索，花样百出，杂敛多于正课。

　　商税的变化及其利弊 在中国历史上，商税由征于市而税及关，而且关税愈益受到注意，这是地区间贸易日益发展的反映。

　　市税则由征于城而税及乡，并且后者数额愈益增多，这是商业向农村深入发展的结果。

　　由轻而重，大凡各王朝新建，商税一时能有所减轻，尚有利于中小商人的经营和商业的发展;以后政治腐败，财政困难，商税日益加重，阻碍了商品正常的流通，以至加剧社会矛盾。

　　这已成为一种有规律的历史现象。

　　其他

　　为征收商税，历代都有专设的税务机构，对收税官吏"悬之利禄，许以功报"。奖惩之制，比较之法，也益严密。

　　有时更实行包税制，由私人以家财作保，立额包征。

　　如南朝的市估津埭税以至鱼税都有由包税人征收的。

　　包税人相互竞争，增额求包,将负担转嫁给商民,更加重了商税的弊病。

　　宋代在农村征收的商税占到全部商税收入的半数。这部分税收(坊场钱)也包给私人，称为"扑买"，其弊亦很严重。

　　宋以来商税在财政收入中占重要地位。

　　北宋仁宗庆历五年(1045)，商税年收1970万贯，大于盐课和酒课收入。

　　元天历时诸路商税(不包括额外课)收入共达93.9万余锭(一锭合银50两)。

　　清中叶常关税定额 400万两，工关税40万两，落地税85万两，再加芦课、鱼课、矿课，契、牙、当税等，共收入580余万两,但实际征收远远超过定额，有人估计不下六七千万两。

　　（二）逃*税的惩罚

　　1.各朝概况
　　历史上每个朝代对于偷漏行为都有不同的惩罚机制。

　　汉朝时期，奖励举报，凡查实偷税者，除没收其全部钱财外，还要罚戍边一年。

　　到了唐朝，凡是隐瞒房产不报者，隐瞒一间杖60；偷逃市场交易税100文，杖60，罚2000文。

　　官员监禁失职者，处以笞刑或杖刑，违期不缴或擅自赋敛，利不归国家者，也要处刑.

　　宋朝打击偷税更为严酷，贩私者根据数量处以相应杖刑，超过一定数额处死后示众。

　　元代对偷漏税严重者，除杖刑外兼处两年刑期，财产一半充公。知情不报杖打100。

　　明清时期主要以罚款为主，但清朝只要偷税，就要处以偷税额3倍～5倍的罚款。

　　2.以宋朝为例

　　宋代对于偷税漏税的打击力度还是不小的，而且设有专门的税务机构。《宋会要辑稿》记载：“都商税院在义和坊，掌京城商贾廊店市收。并以京朝官、诸司使副、三班三人监，所领有拦税数钱之名。

　　宋代查税的比较严的有银器和马匹，因为这两种东西与国家边防息息相关。而且，宋代还设立了举报制度，不仅有官员监督，也受理民间举报，举报者能获得相当丰厚的奖赏。

　　比如，臣僚随行的银器行李可以免税，但是不得夹带客旅银器，否则夹带之物两份官府没收，一份给纠告者作为奖赏。如果将银子寄与藩部首领，事情就比较大了，犯事者的家财尽数没官，犯事儿的脏物则奖给举报者。不想受罚就要老实交税，获得凭证才行。

　　景德三年诏令：“以银出入，并每两税四十钱，出引放行。若卖马蕃部，带银向西者，券内具数，验认施行”。

　　一般的漏税货物则不至于全部没收，通常是三分抽罚一分，罚金一半没入官府，一半作为奖赏。

　　需要称重量的货物，商税院有专门的量具，想少报数量可不容易；买卖牲口的，如牛、驴、骡、马、骆驼等动物，当日就要登记，纳税印契，超过时间就要罚款。

　　如果在屠户在城外私自宰杀猪羊，只要查出来，也要按照偷漏税来判，还要“追毁宰杀什物”。

　　如果商税院的官吏敢于同流合污，查出来也要受到惩处。

　　看起来收税的项目有些多，还要专门跑一趟都商税院，是不是进城卖什么都要收税。

　　其实不然，制定者也增加了许多人性化的规定。比如，货物价值在一千钱以下的竹木、席箔、簏物等小本生意，在城门处查验交税就可以，一千钱以上则是在商税院交钱。

　　村民进京卖东西，货物价值在百钱以下的，也免税。官员出行带了很多行李衣物的，只要不是用来售卖的，依旧免税。因此，古代偷税漏税的惩罚措施还是很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