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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何以为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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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8年的山阴城里,六月的天气闷热不堪。雨水落在炽烫的地面上滋起的阵阵热气,城北市集上卖西瓜的老头也耷拉着眼睑,一只手以一丝极慢极慢的节奏扇着蒲叶扇。到一丝风也没有。蓦然的,一声婴儿的响亮啼哭从丁家弄里传来,弯弯绕绕过家家户户,搅动了这座城市唯一的一丝生气。城中央的戏班子刚好准备就绪,锣鼓声响起,大红的戏幕缓缓拉开,一场好戏正将上演 。
我是朱家的嫡女,生在了一个没有风的天气,父亲说,我这一生定然无风无浪故家有此女即便是安,我名朱安总该是如此罢。我原以为我该平平淡淡的过完一生,像城里大部分的女子一样,嫁人,生子,相敬如宾,举案齐眉,儿孙满堂。却不想命运往往最是造化弄人,父亲那时的话竟成了一个极其可笑的讽刺。
1901年的春天。那天下午我记得父亲额头上的汗珠终于不负众望的落下来。
我从未见过他甚至不知他姓甚名谁家住何处,就这样贸贸然的,婚事被订下了。母亲同我说他是周家的大公子,读书人,清漠寡淡,定会好好待我的。我也觉得却是如此,且我大他3三岁,本是一桩极好的姻缘。却不想临着婚期要定下来时周家人去改口道大公子要去日本留学。父亲本是极好面子的人,始终是觉着女婿是个留学生便体面了许多。于是不顾全家人的反对硬着头皮将这事应承下了。就这样,我又等了四年。
一年又一年,院儿里的海棠开了又败,窗外青石巷的一棵桃枝芽也渐渐渐渐长到了我的窗前,原本仔仔细细绣了又绣的嫁衣早就被堆在箱箧里积了一层灰,陈旧的红色便是对我这个老姑娘最大的嘲讽。可我会一直等着他,就像少时等着院儿里的海棠花果落下来一样。
大先生终于回来了。父亲忙置办我俩的婚事,听街坊巷里闲谈说是娘娘骗着大先生回来成亲的。我自然是不相信的,娘娘和大先生都是那么好的人,我信他。
母亲嘱我呆在闺房里万万不要出去,我听着门外下人们来来去去的脚步声抱着从箱箧里翻出来的嫁衣望着窗外傻笑。红木酸枝的窗棂衬着窗外的桃花灼灼,新子将嫁,花开半夏,转瞬间,便生得满心欢喜。
大先生托人偷偷塞给我一封信,我受宠若惊的捧着那封信不禁偷偷笑出声来。拆开来看却是嘱我放脚认字的字句。我刹然想起年幼时被母亲骗至房中裹脚的场景,那时的痛感仍旧钝钝的锤击这我的大脑,撕心裂肺的疼。母亲却一改往日温和的面容,对我说好人家的女孩都是如此的,三寸金莲是再好看不过的了。那时的母亲站在窗前,正午的阳光凌厉而杂乱的从她身后射出来,我看不清她的脸,只得默默的盯着替我缠脚的嬷嬷那双不足三寸的小脚死死的咬住嘴唇不叫出声来。而如今我年已二十有八,先生竟嘱我放脚,谈何笑话。不经觉着手上这封盼望多时的信竟格外烫手。
近日,山阴城的妇人们多了些茶余饭后的笑料,这笑的便是我了。说来也甚是可笑,母亲命我万万不可放脚可夫命难违,我两头为难,不知所措,只得堪堪的往那如船一般大的婚鞋里塞棉花。却不想,下花轿的时候竟掉了下来,人声,敲锣唢呐声,一时间都消失去了一般,只有无法阻止的鞭炮声依旧噼里啪啦的烧着这可怕的寂静,我只看见大先生站在堂屋的尽处皱了皱眉头背过身去。是啊,那样可笑的一场欲盖弥彰,确实不堪入目。
酒席散了已是半夜了。我那时坐在床头听见大先生上楼的脚步声,一下,一下,又一下,刚刚好的,和上了我的心跳。我透过纱红色的盖头向外望,朦朦胧胧的看见他坐在椅子上看书 ,大红色的喜烛将他的影子隐隐绰绰的投在斑驳的土墙上,他始终是没有动过手边那柄秤杆。我呆坐在床头,和着他的翻书声见证了一轮朝日升起接着照耀了整片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