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对战俘犯下的罪行 两方的对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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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拿这些人怎么办呢？我们枪毙他们。他们撑不了太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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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古典时代开始，虐纛待和杀害俘虏，作为军事冲突中的极端暴力行为简直屡见不鲜。随着现代规模化军队的出现，战俘现象达到了全新的维度。600至800万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身陷囹圄，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人数则达到了3000万。上百万俘虏的食宿问题向来难以妥善解决，一战时已有47.2万同盟国士兵死于俄国战俘营，二战时期死亡人数更是大幅提升。国防军最大的罪行是致使大量苏联战俘死亡。德国控制下的约530万至570万红纛军士兵中有250万至330万人失去生命（45%至57%），统计数据略有波动。他们死在国防军掌管的战俘营中：84.5万在临近战线的军事管制地区，120万在后方民事管控地区的战俘营，50万在所谓的波兰总督府，36至40万在德国境内的集中营。以下两点原因导致了过高的死亡率：一方面，统帅部出于考量，在给养方面毫不未雨绸缪，让俘虏们听天由命。另一方面，人们利用一切机会向本国士兵灌输，他们在和“敌对种族和劣等文化载体”战斗，试图在士兵中唤起一种“健康的仇恨”，让他们战斗时“避免手软和多愁善感”。
前线
1941年6月22日对苏作战开始，要求士兵严酷无情的结果很快显现出来。国防军从战斗第一天起就显得极度残酷。“进军道路边躺着无数（苏联）士兵的尸体……没有武器，明显是高举双手时，在近距离内被枪击头部而死的”，某些地区这样的图景成为了普遍现象。看起来传单上描绘红纛军的残暴战斗手段很快得到了证实，这是这种极端暴力的决定性因素之一：从开战头天起，苏联军队亦在进行一场与国际法和西欧战争惯例背道而驰的战斗。相关故事已经从一板一眼的暴力提升到了想象力层面。“我曾在俄国亲眼见过，”一位少尉说，“六个德国兵的舌头被钉在一张桌上。十个德国兵被挂在Winniza屠宰场的肉钩子上。十二个或者十五个德国兵，在一个偏僻的鬼地方，在Tetiev那里，被塞进一口井，然后从上面扔下一大堆砖头，直到他们那什么——”
和他聊天的人打断道：“那些兵，那些挂在肉钩子上的，他们都死了吗？”施密特回应说：“是的，还有那些舌头被钉牢的，都已经死了。这些事会给人十倍二十倍甚至百倍报复回去的理由，当然不是用这种野蛮的畜生般的手段和方式，而是直接这样：如果一小队人被抓住了，大概十到十五个人吧，对于士兵或者士官来说，把他们往回运100或者120公里实在太困难了。于是就把他们关进一个房间，然后从窗户扔进三四个手榴弹。”
关于虐纛待德国俘虏、肢纛解伤员、杀死德国降兵的报告贯穿了整场对苏战争。这些报道数量过于庞大，细节过于详尽，绝无可能仅仅是基于想象的。基于如今的估计，1941年落入红纛军手中的德国战俘，有90%至95%未能从战俘营幸存，其中大部分甚至直接在前线便被杀死。苏联人对德国伤员和战俘犯下的罪行，进一步加剧了东线部队本就已经无所顾忌的行径。
1941年7月初，戈特哈德·海因里希将军给家人写信说：“有时真的完全不存在怜悯了。俄国人残忍地对待我们的伤员。现在我们的人也把周围一切穿着棕色军装的家伙揍死或者枪毙。两方的对立不断升级，后果就是无数人的生命为之献祭。”在国防军部队的工作文件中能找到无数类似的佐证。第61步兵师的战地日志中记录着，1941年10月7日发现三具被杀的国防军士兵遗体，为此师长在第二天不假思索地下令枪毙93个俄国俘虏。很多情况下这种事根本不会被记录下来，因为正如施密特少尉所说，士兵们已经在最下级的层面上，自己把这些事“处理了”。
无数红纛军在最前线被杀害，与报复和“以牙还牙”有很大关系。此外战斗本身的性质也与在波兰、法国或者南斯拉夫时截然不同。红纛军出乎意料地进行了顽强抵抗，许多苏联士兵宁可战斗到最后一刻也不愿被俘。艰难推进的白刃战一再导致沉重损失和暴力升级。二级下士法勒这样回答了一个问题：
施密特：“你们对那些家伙做了什么？”
法勒：“我们把他们干掉了。大部分人都是在战斗中完蛋的，他们也没有投降。我们经常遇到一些人，我们想抓俘虏，但他们在毫无希望时拉响手榴弹，把它举在自己胸前。我们有意没开枪，因为我们想抓活的。女人也疯狂地战斗。”
施密特：“你们又怎么处理女人？”
法勒：“我们把她们也毙掉了。”
法勒的叙述进一步证明，在德国士兵的认知领域里没有出现过战斗的女性，所以红纛军中女性成员面临更大的危险。她们被蔑称为“拿枪的娘们”，其作为战斗人员的身份常常得不到承认，而和“女游击队员”同等论处。和男性的红纛军相比，她们更易沦为过激行为的牺牲品。
除了许多红纛军战士战斗至死的决然之外，其作战方式也使得德国士兵十分苦恼。他们佯作受伤或者装死，以便重新进行伏击战。这对于德国士兵来说极大地违背了战争惯例。阴谋诡计在海牙陆战法规里虽未被明令禁止，却依然是一种对正面作战中不成文规则的违反。俄国战役前夕，统帅部的传单就对这些诡计进行了预警，而德军部队则用极度的残酷来防患于未然。1941年6月底，第299步兵师的一个团报告称：“被敌方阴险的战斗方式激怒的部队不再抓俘虏。”埋伏起来以进行火力打击，让敌方走到近前并在极短的距离内突然开火，让进攻的前锋通过后从背后发动攻势，虽然是普通的作战方式，仍然让德国人很不习惯。所有这些被下以如下方式解读，并怪罪到的红纛军头上。士兵赫尔舍从一个朋友那里听到了这样的事情：“‘俄国人打起仗来，’他说，‘真是令人毛骨悚然。他们让我们进入三米之内，然后割草一样把我们干掉。你能想象吗，’他说，‘他们让我们到近无可近的地方。如果被我们抓住，’他说，‘这个人我们马上就搞死，直接用枪托砸在头上。’他们藏在地里，每一寸土地都要下苦功夫打……他们坐在树上向下射击。他说，没人相信那些狗东西能这么有想象力。在俄国就是这么可怕。”
在士兵们眼里，自己对待红纛军的行为无可厚非，即使这按照国际法毫无疑问是在犯罪。俘虏们的所作所为给枪毙提供了充分的理由。士兵们显然并不会想到，用其他方式去对待他们。
一种全新的、与所有国际法规则相反的战争惯例在对俄作战的最初几周里建立起来。暴力的实施并不固定，而是按照结构、人员、情境等总体条件持续变化。极端暴力行为在1941年夏末至秋季不断减少。当1941年至42年的冬天，东线军队在局部的混乱状态中回撤，一排排枪毙战俘的事情又频繁出现，因为人们无法把他们运走。直到战争结束，冲突升级和降温的阶段不断交替。
在监听记录的一些段落，也出现了人们讲述他们拒绝对战俘犯下罪行。党卫军三级突击队中队长瓦纛尔纛特·施莱伯讲了他拒绝杀死战俘的事，以及直面战俘被杀给他带来的震动：
施莱伯：“有一回我们抓住了一个人，是杀掉他还是让他跑掉，这是个问题。我们把他打发走，想从背后打死他。他有45了。他划了个十字架，然后一通‘呜哩哇啦’（模仿对方嘟嘟哝哝的祈祷），好像他已经什么都知道了一样。我没法开枪。我想着，这个人，大概也有家有孩子。然后我在办公室里说：‘这我不干。’我就走开了，我没法再看下去。”
邦格：“然后你把他杀了吗？”
施莱伯：“是的，他被杀了，但不是我干的。这让我大为震动，之后的三个晚上都没法睡着。”
人们可以看到，海军少尉邦格预期的是故事的另一种发展，而且非常自然而然地认为，施莱伯把俘虏“杀掉”了。在这类对话里，俘虏被杀并没什么稀奇，如果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才是不同寻常的。格吕希特下士讲述了一个类似的故事：
格吕希特：“当我在里加的时候，那我需要一些俄国俘虏来打扫卫生，那我就去领了几个人——五个。那我就问那个当兵的，若果我用不着这些人了，我要怎么处理他们。那个人说：‘直接统统毙掉扔那好了。’那，我可没这么做，我又把他们交回了我领他们过来的地方。这事我可干不出来。”
对于此类故事的真实程度我们一无所知，它们也很少出现在我们的史料中。这也不能作为证据，去证明对待战俘和占领区人民时的人道行为在普遍意义上实属罕见。它仅仅表明，人们如今评价为“人道”或者“人性”的行为，几乎不会出现在当时的交谈中。相比于以现在的标准看来“好”的东西，大行其道的却是讲述着按照今天的尺度反人类行为的故事，通常是以第一人称视角。这暗示了上述对话其实并不怎么受人欢迎：如果杀戮是普遍经验和社会信条，那么对犹太人、俄国战俘和其他劣等人的友善行为则违反了标准。直到战争结束很多年后，这些故事与士兵们一般在窃听记录里讲的那些相比，才更多地得到了正面评价。只有那时，这些细枝末节才会被写进故事。在此之前缺失的那些关于同情和共情的故事，甚至只是正确地对待俘虏，在那个时代均会受到蔑视。它们也正是因此未被宣之于口。或者它们本来就很少出现，因为在认知领域里，共情不适用于被归入“他者”及其行事方式的东西。故事里的不人道行为没有受到惩罚，也几乎没有负纛面纛评纛价。因为它们恰恰是战争中的正常状态，而非与之相反。
战俘营
大部分红纛军从他们被俘的最初几天幸存,但去往战俘营才是地狱之路的开始。
格拉夫：“步兵们说，他们往回运送俄国人的时候，不会给战俘食物，三到四天，他们就爬不起来了。然后哨兵就过去，给他头上来一下，他就死了。其他人围上来，把他肢解然后给啃了，他就那样了。”
食人这种不同寻常的事，总是被特别强调。“如果其中一个翘了辫子，还没冷透，俄国人就把他吃了。这不是说笑。”克莱恩中尉说。
格奥尔格·诺伊弗上校和汉斯·莱曼中校目睹了1941年的俘虏运输。
诺伊弗：“把俄国人从Vyasma运回去什么的真是太恐怖了。”
莱曼：“是恐怖，真的——我亲历了从Korosten到接近Lemberg的运输。他们像动物一样被用棍子从车厢里打出来，以便能保持队列，被带去喝水。在火车站那里有些水槽，他们像动物一样扑到上面往肚子里灌水，然后只能拿到很少一点吃的。然后他们被重新赶回车里，而且是六七十个人挤在一间装牲口的车厢！每次停靠他们都能拖出来十个死人，都是缺氧窒息的。我听到这些，我和看守一起坐火车。他是个大学生，一个戴着眼镜的知识分子。我问那位军士长：‘您做这个多久了？’‘我干了四星期，但我忍受不了多久了，我得走了，我真受不了了！’在车站时俄国人通过狭窄的窗口向外看，像动物一样用俄语对周围站着的俄国居民大吼着‘面包’、‘上帝会保佑你们’之类之类的，把他们的旧衬衫和最后的袜子鞋子扔出去，就有孩子跑过来给他们南瓜吃。南瓜扔进去之后，人们只能听见车厢里一阵大声咒骂和野兽似的咆哮，他们可能互相打死了几个。我简直垮了，我坐到一个角落里把大衣拉过头顶。我问看守的军士长：‘啊，他们难道一点吃的也没有吗？’他对我说：‘中校先生，我们从哪弄东西呢？根本什么也没有准备！’”
诺伊弗：“没有，真的是没有。这简直可怕到无法想象。单说Vyasma-Brjansk战役之后的的俘虏队伍，俘虏们是步行被带回去的，要经过Smolensk。我经常乘车经过这段路——路边壕沟里堆满被枪毙的俄国人。车开过去，真是太可怕了！”
从1941年夏末开始，俄国俘虏就因为缺乏给养大量死亡，这一情况在冬天时达到顶点，直到1942年春季才短暂好转。至此已有约200万被俘的红纛军死去。战俘政策某种程度上在1941年秋季才迎来转折，此时德国战时经济的劳动力缺乏状况日益严重。人们意识到了这些人作为生产工具的价值，而他们本会被活活饿死。即使有个别人为了俘虏的生命而抗争，或者抗议其可悲的待遇也毫无意义，国防军领导层仍没有从根本上转变政策。
在窃听记录里,俘虏营的糟糕状况比前线处决出现得更多。上万人的大量死亡，即使对于东线的战士来说显然也是不同寻常的事件：
弗赖塔格：“5万个俄国俘虏被送进了Dblin的堡垒，把那里彻底塞满了。他们只能站着，几乎没地方坐下，就是这么满。我们11月去Templin的时候，他们还剩下8000人，其他的全都已经被埋掉了。那时候恰好爆发了斑疹伤寒。哨兵说：‘现在我们有斑疹伤寒，也许再过14天，这些俄国战俘就完蛋啦，那些波兰佬也一样。那些波兰佬——那些犹太人。’如果他们发现谁得了斑疹伤寒，马上就会把这个角落全部清干净。”
许多德国军人对这上百万人规模的死亡知之甚详。1942年6月，空军军士长弗赖塔格认为：“到圣诞节的时候我们抓了350万俘虏。那些俘虏，如果有100万人能熬过冬天，这就已经很多了。”第272炮兵团的费尔贝克中尉和一位战友怒道：“您知道41年到42年的冬天多少俄国俘虏死在德国吗？200万，真正地玩完了，没有一点吃的，他们运屠宰场的动物饲料到营地给战俘吃。”
东线军队中笼罩的种族优越感，也为消灭俄国俘虏、在战斗中杀死对方士兵以及作为复仇的大量枪毙提供了便利。毫无疑问，将俄国人看做“□□”、“动物”以及“俄国人是完全不同的人，是亚洲人”的态度，促进了暴力的发生。然而关于战俘营中大量死亡的故事，并非完全不能引起共情。有时背景音里有声音说，这样的对待不公平而且太残酷了。在多方面的观察中，红纛军与宣传煽动中的犹太布尔什维克形象逐渐脱离，俄国士兵取得的军事成就常常受到的尊敬。这都在其中起了一定作用。在当地的生活也改变了德国人对于俄国文化和在恶劣气候下平民的生活方式的看法。这些想法变得越来越不同，并且已出现了部分正面的认知。此外很快就有大约50万俄国人作为志愿者与国防军并肩战斗。这种情形长远地改变了对于“那些”俄国人的印象。
说话者自身的处境也使他们产生共情。他们虽然被俘，待遇却要好上许多。在这方面，德国人对付俄国战俘和盟军对待德国战俘的方式，形成了最强烈的对比。
然而在英国审讯营里，仍然有人认为对待俄国战俘的方式太过人道。马克西米利安·西里中将在1945年5月6日明确表示：
“虽然不能明说，但我们其实还是太仁慈了。反正已经担了残暴的名声，如果我们做到百分百的残暴，让那些人全部消失，就没人会说什么了。只做到一半，这永远是错误的。
“在东线我向军团建议——那里的事情是这样的：上千的俘虏下来了，没人看管他们，因为没有人在那。在法国没什么问题，因为法国人已经堕落成这样了，只要和他说：‘你去那里的战俘集合点报道。’这傻猴子就真的会去。可在俄国，装甲先头部队和后续的封锁线之间隔着50到80公里，中间地带也许有两三天的路程。没有毛子会跟在后面，每个都会在背后开溜，往左往右钻进树林，在那里不需要带任何东西就能活下来。我就说：‘这样不行，我们得搞掉那些人一条腿，打断一条腿或者右前臂，让他在接下来的四周里没有战斗能力，这样才能收拢他们。’而代价仅仅是收获一声惨叫，正如我所说，应该直接用棍棒打断那些人一条腿。那时我当然没有完全意识到，但今天得承认这点。我们已经看到了，如果不够无情、不够野蛮就不该发动战争。毛子可是除了这些再没别的了。”
作者有话说
第6章 对战俘犯下的罪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