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点心一点久》王圣圣

23、何处是归程 2008年

　　你只比我大三个月，我们一起携手走过了66个春夏秋冬。曾几何时，我们讨论究竟是谁要先离开这个世界。你总是让着我，说：“还是你先走吧，我怕我先走了，你自己一个人寂寞。”可事情往往事与愿违，你还是离开了我，在今年的端午。

　　记得初出见你，也是端午前后。牛津与剑桥的划船比赛每年都在伦敦泰晤士河段举行，不知是谁的提议，清华和燕大也要在什刹海比试一回。因我所在的辅仁大学离那里很近，便被在清华上学的表兄拉去助威。于是，就认识了在燕大读书的你。

　　你我虽同年，可你却比我高两个年级，18岁时在北平加入了地下党。那时的你□□且激进，拥有着壮怀激烈的感情，放弃了你父亲为你安排的出国留学，而在北平参加了学生救亡活动。

　　我的表兄问我对你的印象，我说：“他有火热的正直和奔放的才华，只是太‘飙’了。”你听后，未置可否，你只说：“我喜欢她。”不过此后，你的确收敛了许多。

　　在你我的本命年时，我们结婚了。那时解放战争刚刚打响，你正负责着共产党的地下刊物，处境危险。可我的父亲并没有阻止，而是郑重地把他的女儿交到了你的手上。我们也发誓不论健康还是疾病，幸福还是灾难，都不离不弃，始终如一，直到生命的完结之时。

　　在国民党即将溃败的前夕，我也加入了共产党，从此把我一生的命运和你联系在一起。那是黎明前的黑暗，国民党进行了疯狂的屠杀，北平的上空笼罩着浓重的血腥之气。许多人都没有等到他们为之奋斗的新中国的到来，就撒手西去了。

　　在日后的日子里，每当我几乎快要丧失了活下去的勇气的时候，我总是回忆起那段岁月，我总是用我那死里逃生的幸运来勉励自己，仁慈而智慧着，坚持活下去。

　　新中国被我们等到了，我们唯一的孩子也来到了这个世界上。第二年，北京所有的地下党要重新登记，我却没有去。当初加入的时候，并不是为了吃饭，不是为了逃避包办婚姻，也不是为了与红色恋人长厢私守，更不是为了出人头地。只是为了一个在心目中自由富强的中国，一个理想世界。我从没有想过要从党龄里获得什么物质上的好处，我觉得自己什么也不缺。

　　于是，我去做了一名教国文的老师，恪尽温柔，相夫教子。那是黄金的五十年代，许多知识分子出身的共产党员意气风发，你也没有例外，你傲岸、激情、有才学，你跟着新中国一路慷慨高歌，锐不可当。

　　每当你两颊发红，侃侃而谈的时候，我只好对你竖起拇指来，道：“好，好，好，你不得了了，你是最好的。” 你好像听懂了我的微讽，便也住了口。多少年过去了，你说：“你的话像是一盆温凉的水。”

　　后来我们的家被抄了，我被学生用书打脸，他们说你是□□，后来连你的下落我都不知道了。你患上了严重的肝病，被释放回家，那时介绍我们认识的表兄，已经自杀。

　　慢慢地，你的病情有了好转，那是个没有思想的空间，也没有鸡蛋的年代。我俩缩在我们的小天地里，渡过了最艰难的时刻。我们偷偷找到喜欢的书来读，偶尔做些读书笔记，你后来说：“那是我一生中美妙的回忆。”是的，我们共同创造的精神生活，的确是一笔财富。

　　但是，更大的不幸还是来了。七十年代初，我们的儿子死于农场的田野里。我因为是你的夫人，拒绝和你划清界限，也被隔离审查。那是看上去没有尽头的日子，你说你遗憾蹉跎了时光，那是你一生中最年富力强的好光阴。

　　我仍旧在每天清晨，把家中院子里种的丁香，折下来放在你的书桌上。找遍北京城，买来你喜欢的爆肚、玫瑰糕，用酱油把鸡蛋炒过之后，夹在棒子面的饼里。

　　北京，这个我生活了一辈子的地方，承载了我无数的欢乐与哀伤，笑容与泪水。后来，我们都老了，生活又恢复了往常。每年的五月，依旧是这座城市最美的时候，我俩总是到中山公园或者太庙去散步。

　　“怎么没有卖芍药花的了？”你问。

　　“都九十年代了，怎么会还有当年时兴的玩意儿。”我答道。

　　“那天，我带的博士生在我的书柜里看到了你的照片。”

　　“脸上的皱纹像花瓣的纹理一样多的老太太？”我笑着打趣他。

　　他拉起我的手：“他们说，现在哪里去找这样的女子。”

　　我只是笑，我们对望的时候，我还能感受到我们的眼睛里，仍旧闪烁着爱情的光。那么，这些坎坷的过往，我们也会甘之如饴。

　　“人生是一个苦难的过程。”你说。

　　“夸张了。”我说。

作者有话说

　　北京，这个我生活了一辈子的地方，承载了我无数的欢乐与哀伤，笑容与泪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