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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非典型拘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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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在什么时候认识受害者的?”
“十年前。”
“从什么时候开始拘禁他的?”
“2012年5月。”
“拘禁了多长时间?”
“三年零六个月。”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
摄像机镜头框内,庭审按部就班地进行着。被告人刘伟,戴着手铐、低着头站在被告席前。他穿着橘红的囚服背心,和灰色打底的棉衣棉裤,袖管和裤管都显得空空荡荡。手背和脸上的皮肤都偏黑,双手绞在一起,隐约能看见凸起的青色静脉。
公诉人指控,嫌疑人和受害者高某谦是高中同学,案发前关系融洽。2012年5月,嫌疑人以邀请受害者到家中吃饭为由,将受害者诱骗至家中,并在饭菜中加入乙.醚使受害者失去行动能力,从此开始了其长达1304天的非法拘禁。期间,多次强行和受害者发生性关系。2014年9月,高某谦假装同意与嫌疑人交往,逐步获得了嫌疑人信任。半年后,嫌疑人允许其自由活动,但仍予以密切监视。2015年11月15日,高某谦趁嫌疑人不备,步行至当地海淀区派出所报案,称自己被非法拘禁。案发后,警方予以高度重视,于当晚十七点在嫌疑人租住的出租屋内将其抓获归案。
审讯时,嫌疑人对其所作所为供认不讳。经法医鉴定,嫌疑人刘伟长期患有精神分裂症和控制欲人格障碍,其症状表现为钟情妄想。
据此,公诉人指控嫌疑人犯有非法拘禁罪、强.奸罪,数罪并罚;考虑到在作案期间,其大部分时候为限制性民事行为能力人,应适当减轻量刑。建议判处被告人有期徒刑十年,监外执行。
庭审结尾,法院依法支持了公诉人的诉讼请求。
据法官回忆,当庭审进行至最后陈词环节的时候,嫌疑人刘伟嘴唇翕动,但没有说一句话。
事后,有知情人士透露,受害者高某谦也出席了庭审。在现场,高某谦戴着口罩和墨镜,穿黑色皮衣和牛仔裤,因装束特别引起了他的注意。庭审结束后高某谦走到过道,靠在墙上摸出了打火机和烟,点了三次才点着,然后吸了很久。他也是事后从工作人员的口中才得知此人就是高某谦。据他回忆,庭审时被告人辩护律师曾提到嫌疑人已取得了受害者的谅解。他实在不明白“为什么受害人会谅解这样一个变态”。
经记者走访,同事反映□□时“老实”、“乐于助人”、“不像是会做出这种事情的人”。而高某谦的生意伙伴和下属则反映受害者事发前“精明”、“受欢迎”,事发时“正准备移民国外”。因此,高某谦的失踪在当时没有引起同事的怀疑,直到他的父母找上门。
“好好的这么一个人就毁了。”受害者的父母一边痛哭一边表示,“儿子说,遇到了这样的事,将来没有哪个姑娘会愿意跟他过。”
在我们的前期报道出来后,有邻居反映嫌疑人和受害者其实有两情相悦的迹象。刘伟每天都会去菜市场买菜,回来做饭——他做得一手好菜。在案发前几个月,邻居能看见高某谦在家里插花。邻居去借大豆油时看见,有时候刘伟会躺在高某谦的腿上,两人一起对着笔记本电脑看电影,高某谦笑着往刘伟嘴里塞薯片,感情不似作伪。
但狱警向我们透露,自刘伟被监外执行以来,高某谦一次都没有来探望过。相反,他曾经拒绝了精神抚慰赔偿金,以换取刘伟更长的刑期。
判决后,高某谦继续了自己当时的移民计划,移民美国加州。其在加州的华人朋友向我们证实了这一点。
“Gao在硅谷十分受欢迎。他外表英俊,喜欢和人开玩笑,对技术很在行。看起来不像是经历过那种事的人。”这位朋友这样说。
反观嫌疑人的精神治疗并不顺利,常有反复。
“他多次要求我们给高某谦打电话,不打就不吃药。我们只能给他打吗啡让他安静下来。”狱警无奈地表示。
“那你们会听他的给高某谦打电话吗?”
“不,不。怎么可能?”狱警连连摆手,像听到了什么好笑的事情,“我们不会允许他继续骚扰受害者的。他这样,反而是浪费了给自己减刑的机会。”
由于记者一直未联系上本案当事人刘伟和高某谦,为深入调查,记者电话采访了两人的高中同学张亮。
记者:刘伟和高某谦在高中关系很好吗?
张亮:是的。他们是舍友,经常一起打球。
记者:他们的关系是不是有点不一般?和正常的朋友比起来?
张亮:没有的事。虽然刘伟有时候补作业来不及吃午饭,高某谦会给他带饭;刘伟打球买水时也会给高某谦带一瓶;但这些都是同学间很常见的事。
记者:他们之间发生过什么特别的事情吗?
张亮:特别的倒没有。但我记得的有两件。一样是高一刚开学的时候,他俩刚认识,刘伟就打量了高某谦好久,说自己好像在哪见过他。毕业聚会的时候高某谦还拿这个来开玩笑。另一件是刘伟被老师怀疑作弊,高某谦自愿替他作证,免除了刘伟的处分。
记者:哦,了解了。那刘伟和高某谦以前谈过女朋友吗?
张亮:高中没有。大学不清楚。不过我觉得高某谦应该谈过,因为他长得帅成绩又好,追他的女生很多。
记者:差不多了。谢谢。
电话采访结束后,记者来到了案发的出租屋。这里曾经被法院贴上了封条,然后依法被房东收回。在记者出示了工作证件并同意支付一定费用后,房主答应让记者进去看看。
记者注意到,受害者曾经被拘禁的房间位于六楼,一侧有阳台、单面玻璃和防盗窗,另一侧有卫生间,房间门可以从外面锁上。这里的书架上放了很多书,大概有好几百本,书页里写了很多笔记——房主解释说,这些书是受害者留下的,是嫌疑人买来给受害者打发时间用的。书桌抽屉里有数百张电影光盘,不远处还有一个跑步机。房间很开阔,据说是两个房间打通以后再装修的。
房主回忆收回这间房屋的情形时表示,房屋里闻不到异味,干净整洁,但是装了很多信号屏蔽仪。据法院工作人员透露,因为受害者对信息工程知识颇有了解,嫌疑人丢弃了受害者手机的电话卡和家中电脑的网卡,还在家中装了迷你摄像头提防受害者破坏信号屏蔽仪。在头两年,家中所有的尖锐物体也被丢弃了,吃饭全靠打包回家。
但受害者的华人朋友向我们反映说,高某谦对房间里的书很不满意。“技术更新很快,那些算法书早就过时了,刘伟也不知道哪些是新出的。”他模仿着高某谦的语气如是说。
在刘伟、高某谦的家乡——一个小县城,乡亲们表示没有想到刘伟会是个变态。
“他们两个成绩都不错。刘伟和高某谦大学毕业后都去了北京打拼,虽然只租得起很小的房子,但在我们看来都是成功人士。刘伟在一家新媒体做编辑工作,高某谦去了互联网企业,两人都在中关村,所以经常往来。”
但也有乡亲表示,刘伟家境不好,事发前母亲刚刚去世,“可能加重了他的疯病。”
“但无论怎样,他的罪行都是不可饶恕的。”这位乡亲补充说。
本通稿发出前,记者终于被允许探视在海淀区服刑的刘伟。
记者问:“你后悔你做的事情吗?”
刘伟因为长期服用精神药物而发胖,但因为接受了几年改造,精神头还好。他苦笑了一下说:“这个是肯定的。但当时发病,控制不了自己。”
记者又问:“你有什么想对高某谦说的吗?”
刘伟沉默一会,肩膀微颤:“不说啥了吧。免得又骚扰到他。”
记者向他播放了高某谦在加州接受记者采访的视频。
高某谦在镜头里耸了耸肩,轻松地回答:“我希望警察能收走他的手机,拔掉他的网卡,让他在家不得走动,也不能和外人交谈。等他接受了十年这样的惩罚,我想我和他就扯平了。”
刘伟睁大眼睛,呼吸急促,惊讶地问记者:“他没有提强.奸的事?”
记者摇了摇头。
刘伟像是明白了什么,掩面痛哭。
“你觉得你们可以重新开始吗?”
“不能。但生活总要继续吧。”镜头里,高某谦如是回答。
(文中刘伟、高某谦、张亮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