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材》关山难度

1、武汉会战 武汉会战，

　　武汉会战，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军队在武汉地区同日本侵略军展开的一场会战。中华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6月至10月，中国第5、第9战区部队在武汉外围沿长江南北两岸展开，战场遍及安徽、河南、江西、湖北4省广大地区，是抗日战争战略防御阶段规模最大、时间最长、歼敌最多的一次战役[1][2][3]。
　　此战，中国军队浴血奋战，大小战斗数百次，以伤亡40余万的代价，毙伤日军25.7余万，大大消耗了日军的有生力量，日军虽然攻占了武汉，但其速战速决，逼迫国民政府屈服以结束战争的战略企图并未达到。此后，中国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4]
　　名称
　　武汉会战
　　地点
　　安徽、河南、江西、湖北
　　时间
　　1938年6月11日－1938年10月27日
　　参战方
　　中国，日本
　　结果
　　日军获胜，战争转入相持阶段
　　战役背景
　　国民参政会召开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6月中旬，国民政府军委会制定了保卫武汉的作战计划，也规定了战略方针，[5]其中心思想是立足外线，保持部队高度的机动性，利用地形和工事，逐次抵抗消耗日军，以空间换时间，最后转变敌攻我守的战争态势。按此计划，□□自任总指挥，调集第五、第九战区全部兵力和海空军各一部，沿大别山、鄱阳湖和长江两岸，组织防御，准备持久作战。主要目的一在于以空间换取时间，内、外战线结合，消耗、挫败敌人；二是及早内迁工厂、内运物资、整备军队、加紧生产，作长期抗战准备；三是争取国际上同情和支援，期待国际战场的开辟以彻底战胜日军。[6]

　　武汉会战前夕
　　这时，国共两党为了抵御民族大敌，进一步加强合作。7月6日，在武汉召开了国民参政会第一届会议。大会庄严宣告：“中国民族必以坚强不屈之意志，动员其一切物力、人力。为自卫，为人道，此穷凶极恶之侵略者长期抗战。以达到最后胜利之日为止，”要求全国军民“一切的奋斗，要巩固武汉为中心，以达成中部会战胜利为目标” [7]中国人民要保卫武汉，坚持抗战，日本侵略者要夺取武汉。结束战争，这就构成了当时中日双方在战略上的一场决战。
　　日军战略企图
　　武汉地处江汉平原，是平汉、粤汉铁路的交会点。1937年11月国民政府部分机构由南京迁至武汉后，该地实际成为中国军事、政治、经济的中心，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日军大本营陆军部在日军占领南京后，就开始研究攻占汉口的作战，但由于各方面条件的限制，暂时搁置。1938年4月初，日军大本营决定实施徐州会战时，亦决定实施武汉作战

　　1938年10月24日，长江北岸日军进占黄陂，逼近汉口；长江南岸日军推进到距武昌仅30公里的葛店附近，逼近武昌。日军已对武汉形成了东、北、南三面包围的态势。
　　大势已去，□□正式下达命令放弃武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武汉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郑重宣布“我军自动退出武汉”。汉口市长吴国桢宣称：“保卫大武汉之战，我们是尽了消耗战与持久战之能事，我们的最高战略是以空间换取时间……我们于人口的疏散，产业的转移，已经走得相当彻底，而且我们还掩护了后方建设……”。
　　当晚,□□和宋美龄乘飞机离开武昌飞往湖南衡阳。临行前，蒋下令：“将凡有可能被敌军利用之虞的设施均予以破坏！”这道“焦土抗战”的命令，使武汉整整燃烧了两天。
　　因此，国民政府留给日军的武汉，已是空城一座，只剩下来不及撤离的大批平民。
　　1938年11月1日，日本陆军大将冈村宁次以胜利者的姿态进驻武汉，住进第9战区司令长官兼湖北省主席陈诚的官邸。李德福著《冈村宁次》一书描述了冈村一路所见：“武昌为政治、军事的中心地，大街上商店的门窗都用砖堵死，值钱的东西都已搬走。我司令部住的省政府大厅，也空空如也。”
　　日军带着同伴的骨灰进入武昌市区。墙上为抗日杀敌的宣传壁画。
　　设立宵禁时间发现行人当场枪杀
　　据《武汉文史资料》记载，武汉沦陷的第二天，日军就将江汉关钟楼的时钟拨快1小时，改为东京时间，称为“新钟”。并强行规定每天下午5时至次日上午7时为宵禁时间，发现行人即当场枪杀。
　　1939年2月8日的《新华日报》报道称，“下午5时以后戒严，路静人绝，大有深山幽静之态。华区无电灯更可怕。”
　　日军把武汉划分为军事区、租界区和难民区。如今的汉口三民路至桥口、中山大道以南地带，以及武昌城外八铺街一带，都是当年所划分的难民区。难民区进行监狱式管理，四周都用铁丝网圈起，在各个水陆要道设置武装岗哨，在难民区街道两端设立木栅栏，每天上午9时开放，下午3时关闭。进出都要接受严格的搜身检查。中国人进出还要向日本士兵鞠躬敬礼，并出示他们签发的“良民证”。如果稍有怠慢，就会遭到拳打脚踢甚至有杀身之祸。
　　后来宵禁虽然解除，但行路必须携带“安居证”，每经过一道哨卡，必须鞠躬，然后立正听任检查。
　　日军华中派遣军司令官畑俊六（前）率部进入武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