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杳杳起讫》凌米

2、初见 出现了，该

　　（二）初见

　　下飞机的时候，上海刚好是阴天，天灰蒙蒙的，看不出五米外的景色。

　　上海的深秋不像春天的潮湿，也没有冬天的凛冽。只有沉默，只有无息，没有提示，却入了冬的轨道。拖着皮箱，走出候机室，我压低了头，满眼的人头攒动却没有属于我的等候会迫着我心酸，我只想急速地离开，没有任何目光的围绕。我冲出机场的时候和一个人的皮箱撞了，差一点就站不稳，幸好我右手拉着的行李撑住了我。

　　我没有做一丁点的计较和停留，机场的注目礼实在我的承受范围以外，隐隐地听见身后传来一个声音。
　　重复着“对不起，小姐”。

　　我许久没有回过神来，那是属于一林的声音，从嗓间逸出的沉稳，没有多大的特殊，但在我心中，任何一种声音都会和这个嗓音有哪怕细微的区别。我肯定，是一林。

　　从狂喜到恐惧，回头的瞬间却夹带了太多的思绪。可当我真的回过头的时候，却再也找不到声源。

　　没有一林，没有，没有！

　　我想我还是太想一林，直至连声音都产生了幻觉。我落漠地掉头走出机场，回到上海就应该作好这样的准备，不是吗，程若？我甩甩头，问自己。

　　我回到我的单身公寓，书桌上积起了灰，用手指轻轻揩拭，手指一片灰蒙。

　　我将大包小包整理干净，出门已是晚上六点，大街上灯火格外热闹，闪耀着灼人的光芒，我好笑，上海本来就如此地灯红酒绿，十里洋场，白天的拥挤只是为了衬出夜晚的安逸。我不该失望的，不是吗？我总是这样，将自己的希望强加给根本不可能从本质上无法改变的事，甚至人。然后当断却憧憬，自己黯然神伤。

　　上海只能这样，永不会随我的心愿，变成另一种恬静，她注定喧闹，毫无悬念。

　　在大街上漫无目的地游走遇见我常去的咖啡馆，就自然地走了进去。差不多满座了，老板笑脸如花，这里本不是市中心，偶尔我来，这里的客人总稀稀落落，很少有满座的。

　　老板是个四十几岁的女人，长的并不好看，但有一种独特的气质，可惜她先生并不懂得欣赏，他们三年前离了婚。她就开了这家咖啡馆，打发她多得不知要怎样挥霍的时间。她有一个和我年龄相近的女儿，她送她出了国，只每年暑假回来看看她，所以这家咖啡馆，暑假从来不开门。也许母亲对于女儿的爱上真的永远无法掂量，不只是纳心的心疼，更是全心的在乎。

　　我在斜角的里座坐了下来，点了一杯蓝山，想着瑞士的回忆，听见身后一个声音，“其石集团的草样我画了好久，可老不满意，细胞退化啦！”

　　我的手一颤，咖啡溢了出来，这是一林的声音，一林一林，心底的疼痛又涌了上来，我在座上挣扎了好久，手心全是冷汗。我站起身来，好久了，一林还是沉默吗？

　　“走吧，早点回家睡觉，明天又是周一，奋斗啊！”声音退去，直到消失。

　　原来我和一林就是这样的没有缘分，一天之内在相同的地方错身两次，无缘碰面。

　　我苦笑，结了帐，预备回家，回我的单身公寓，即便再落寞也要去写完瑞士行的最后结稿。我推开咖啡馆的门的时候，一个人慌慌张张地挤了进来。

　　“糟了，去哪里了？”

　　我的心猛地震惊，一林的声音从闪进去的人的口中蹦出来。

　　我僵在那里，那么，今天，我以为是一林的声音，其实是他在我所在的地方发出声来。我回头看进去的人，他微笑地走出来，手中是一个小巧的串链。

　　不是一林，他比一林高，不像一林有着书生气，他和一林没有一点相同。只是声音惊人的相似。

　　我回想起刚才的对话，突然发现自己的迟钝，一林是弄电脑的，而眼前这个人分明是设计建筑的啊。我嘲笑着自己，原来灵巧的程若到哪里去了？难道这几年内心的煎熬已改变自己的心吗？让自己的心变的连这么点的细节也分辨不出。

　　原来我还是很爱一林，即使我知道我和他已经陌路，我还是惦念他，无时无刻，从不停止。进去的人逐渐走近，擦身而过，我几欲回头离去。
　　“哎，早上，你是从机场回来的吗？”

　　我漠漠地转身轻轻出了声“是”。

　　我记得那张绽放的笑脸，心情仿佛突然好转。我知道了他的名字，肖岩，似乎是为了纪念什么，又也许只是一种希望。我以为生活就该如我所想，以落漠的轨迹静静地旋转。原来生活愿意再一次地同我玩笑。

　　我回到杂志社，社长含笑地看着我，说：“程若，你告别记忆了吗？”

　　我怔在那里，许久没有回过神来，社长在我去瑞士的这段日子里，就是这样隐隐地惦记着我的心情，然后一直担心着直到我回来吗？我一直想是我把社长当成我的父亲般尊敬，因为我的亲父亲在天台老家，离我有上万里的距离。直到现在，我纳心地知晓，在社长心中，我一直是想见却无法见到的女儿。一股暗涌在喉咙中久散不去，原来除了心痛，我依然还会感动。

　　后一个星期，我的工作重心完全转移，瑞士的闲逸和新的文案形成强烈的对比，其石的建筑招标在建筑行业掀起了很大的风浪，自然也影响了新闻业。

　　社长说，这是个大案，其石是个大集团，也是个家族企业，早在上海形成规模的开端，就挺立起来了，董事长杨起澜前不久刚离世，为纪念父亲，新任的董事长也就是杨起澜的长子杨天昭招标新建起澜大厦。

　　这就是外界追捧的大案内容，而社长交给我的任务是抓住起澜大厦的招标权花落谁家。原本我也格外奇怪，这根本不需要我的追踪，迟早就会揭晓的答案还需要花大力气去追访吗？后来我明白，社长的用意是“独家”，我想这也是我们这家杂志社一直前进的一个必杀技吧。

　　我匆匆赶到南圆饭店的新闻发布会，门口早被围得水泄不通。上海近五分之四的媒体都前往了现场。在上海这是空前的记者招待会，从我开始做记者开始，我头一次了解到，原来在上海有这么多人和我靠一样靠同一种行业生存。我早知道上海的繁华注定了她的故事纷繁，但我还是低估了她该有的能力，那么多的同行挤在一起，我就发现自己的渺小，在上海的光芒掩映下什么都是微弱的。

　　我发现我低估的不止上海的花枝招展，还有其石的影响力。当杨天昭戴着黑框眼镜从里间走出来时，全场的震动远远出乎我的估计。我记得那天的杨天昭是落寞的，不自信的，由衷的让我同情，死了老父的儿子怕就只是他这样的吧。我自信我看人总是准的，哪怕不是全中，但起码能分出一个人整体的倾向，然而那天我的眼睛穿上了我自己都不愿承认的裤子，居然全身心去相信杨天昭没有所谓的少爷的架子，而沉寂于父亲去世的沉重伤痛中。

　　我也深深明白那天的相信注定了我今生又一次的擦身而过。

　　我在那么多记者中被杨天昭挑中向他提问，我从座位上站起身来，隐隐的告知自己，他已经没有精力来抵御我很冲的问题，当一个人极端的疲惫或是哀痛时，他就不可能再有什么招架能力了。但我的心破天荒地同情他，发自底里，没有任何原由。我惊恐，然而作为记者，我别无他选，从我挂起记者证起，我早已身不由己。

　　“杨先生，有人说以您父亲来命名起澜大厦是其石公司刺激市场的极端方式，您是怎样对待这个问题的？”

　　我清楚的记得起杨天昭脸上复杂的表情变化，那种瞬间的落寞和不相信的感觉让我对自己开始怀疑，是我太过分吗，连喘息的机会都不给他留下。他直视我的眼睛让我生平第一次觉得自己的残忍，我怎么对一个死了父亲的人再提得出这样让人心慌的问题？！

　　杨天昭笑笑，“也许是对父亲另一种的纪念，就算是一种刺激吧，那也是父亲意愿看到……..”

　　那说不出的痛楚在我心底一遍一遍地敲打，我的狠心造成他多大的伤楚。

　　我回来很快的交了稿，社长很满意，因为这是独家，也是我亲身的体验，他含笑地看我，对我鼓励地点头，我想我是对得起这个父亲了，然而想起杨天昭的眼神我有一种由衷的寒冷。

　　在从杂志社回来的路上，一辆车在我身边飞驰而过，我匆匆一瞥，看见端坐在后坐的人，杨天昭！目送车子离开，心头愧疚又开始泛滥。我突然发现我还是没有坚强自己的心脏，当一些事情来临，我还是不知道要怎样去面对，面对自己的失神，面对自己隐隐后悔的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