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耽美》冉乐

1、浑然难分

　　其实看法并没有什么。第一次看耽美小说应该是追了玄色大大的哑舍，找了作者的其他书后无意入坑。

　　大多数耽美小说看过后，也许第一遍是笑，第二遍是哭，第三遍是思考。长的是苦难，短的是人生，遇到一个喜欢也喜欢你的人，在漫长而又苦难苦难的人生中何其珍贵，如果在其中再加上性别，就太过残忍。

　　暑假时候看了柴静的《看见》，有一句话很令人伤感。‘我可以和别人说我得了艾滋病，但我不能和别人说我是同性恋’。医生会给妓女治疗，但他拒绝同性恋，只因为在大多数国人看来--同性恋是病。

　　在我们的性文化里，把生育当做性的目的，把无知当纯洁，把愚昧当德行，把偏见当原则。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蓝天之下，没有什么给喜欢同性的人安慰。

　　一份报道曾这样描述同性恋的共同点，他们普遍收入偏低，文化素质不高，对社会责任感不强，性病的高发人群。我当时愣住了，这和我的认知是不同的。当时15岁的我看来，不论是杂志还是电影，小说。那些出柜的人，他们不说有多英俊，但每一个都面容干净，苹果ceo库克，大哥张国荣，以及那么多欧美国家的明星和政客。他们的事业已经无需其他人再过多着墨，他们也是社会中不可缺少的支柱力量。于是我认为，这是偏见。

　　后来我看了更多的书，成为一个所谓别人家的好孩子时，我发现世界远比想象中可怕的多。张北川教授是这样描述同性恋的：他们和其他人一样工作、上学，努力活着，但他们不能公开身份，绝大多数不得不与异性结婚，大多建立情感的社交场所是在公厕或是浴池，但那样的地方不大可能产生爱情，只能产生性行为，而且是在陌生人之间。和陌生人发生性关系，对于同性恋者来说有巨大的好处，这个好处就是安全。看完这些文字后，我不得不告诉大家，张北川教授是中国对同性恋研究最早、最有成绩的学者。

　　一个母亲带着刚刚二十岁的孩子来找张北川，她的孩子是同性恋者，那个母亲说：“早知这样生下来我就该把他掐死。柴静在青岛见到一个男孩子，他说他有过两百多个性伴侣，患性病后从外地来治疗，当地医院的医生知道他的同性恋身份后拒绝医治。医生说，妓女可以治，就不能给你治：“你不嫌丢人啊，你这种人在社会上将来怎么办？”

　　在中国，拥有超过3000万的同性恋，或者站在2018的角度上说，叫7500000 。在此之前有机构公布一项对中国3万同性恋群体的调查发现，他（她）们的月薪平均为15589元，是全国平均水平的5倍。他们对品牌的消费意识一直保持着坚持，而且有更多的可支配收入，这很大程度上源于他们大都没有子女抚养，所以经济压力可以大在减少。其实我更想知道，还有那么多的未知数据，过着怎样的生活。

　　“我不相信，有谁能作为同性恋真正安心地活在这个世上。”这是倡导性取向转换疗法的心理学家Joseph Nicolosi最为著名的一句话。数十年来，无数的同性恋——他们大多数是儿童——被迫到Nicolosi接受治疗，受尽折磨。2017年3月8日，70岁的Joseph Nicolosi因流感去世，不幸的是，对性取向的暴力转换疗法如今依然盛行，他的遗产并没有随他一同灰飞烟灭。

　　“我不相信真的有人是同性恋，”2012年，Joseph Nicolosi告诉《纽约时报》，“我相信所有人都是异性恋，但有些人有喜欢同性的问题。”

　　有个朋友说过，我父母宁愿相信河水倒流，也不相信有同性恋这个事情存在。我在她身边突然不敢接话，我知道在网络上可以站在所谓道德高地大放厥词的自己，没有勇气跑去认识同学的家里，对着一位熟悉你周围事物的阿姨说出你的看法。你看，用词都变了。我连叙述这件事情最中立的观点都不敢。
　　。教育的人，对这个社会不会有责任感。对于同性恋，至今还有人喜欢在他们后边加上患者这个后缀。他们活得太累，也太狼狈。他们身上承担着家庭的责任，社会的压力，牺牲的，只有，也只能是他们自己后半生幸福的能力。

　　对的人，住在一个寝室又能怎么样？
　　错的人，一个相框里也未必会幸福。
　　他们，和正在追求幸福的我们 别无二样。
　　而我们终将浑然难分，像水溶于水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