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不知羞耻的狗血故事》纯脑瘫

42、42

　　这群人并没有真的接纳我，我知道他们是排外的，毕竟我的身份的确尴尬。再加上我的俄语实在过于蹩脚，安娜在我的身边，时时刻刻地陪伴着我，亦或者是在监视着我。
　　他们的人其实分布的很广，我所接触的这一小队只是其中的一支而已，他们还有很多同伴，而且身份隐蔽的很好，在城市里，在森林的深处。他们知道如何巧妙的传递情报，又如何逃脱掉德国人的搜查。
　　他们自然是不会让我深入了解的，我其实也不甚太想知道。知道了又如何呢？
　　我心如死灰，比以往更沉默，只要能不说话我就不会多说一个字。或许我天生长着一张不苟言笑的脸，尽管我时常告诫自己要乐观开心，但是安娜不止一次说她已经习惯了我的少言。
　　她不一样，她会和我说一些乐观的话，会和我在寒冷又漫长的冬夜里安慰彼此。我们也会偶尔谈论起罗西娜，我说罗西娜已经快要做妈妈了，不知道我还有没有这个幸运抱抱好朋友的孩子。
　　安娜满脸羡意，说她总是最幸运最好命的。
　　我想是的，因为她很善良又乐观。没有人不喜欢这样的女孩儿。
　　我看着安娜，再也找不到那个曾经在我家里泣不成声的女孩。她变得这样安静又淡然，坦荡地接受不幸，却也在努力地抗争着。她这样努力地活着。我曾经有过许许多多关于一死了之的念头，但现在我想活着。我从来没有自由过，但现在我是的，自由又不安，失去了全部也没有什么好顾忌的了。不幸让我们卑微，也让我们平等。只有死亡才是公平公正地对待着众生。
　　在一次外出巡逻时，亚历山大要带上我，我不想去，我告诉他我讨厌战争。
　　没有人喜欢战争，除了疯子。他这样回答，我的消极让他发怒，他不喜欢我无差别的悲悯，他把我拎了起来，态度强硬。安娜没有阻止他发火，她看着我的神情只有安慰，她知道亚历山大不会伤害我。
　　我就这样跟着去了，我跟在队伍的末端，后面还有个盯着我的游击队员，他们是这样的不信任我，所以我也不可能分给我任何一把枪或者刀。毕竟我是一个女人，而且还是个德国女人。这些游击队员在战争前，大部分都是农民，他们的生活很朴实，有妻子儿女，还有与生俱来的大男子主义。我的手不自觉地会摸一摸大腿外侧，我的裙子下藏着那把□□手枪，海因里希给我的那把。我曾经悄悄检查过，弹夹里还剩三发子弹，或许在危难关头这三发子弹可以救我的命。我的脖子上还缀着那枚洛可可式的婚戒，上上个世纪的老古董，浮夸的风格只适合贵太太，我的手指头在这个严寒的冬天也生了疮，我的无名指不再纤细，有时到了晚上睡觉时会发涨发痒，我再也配不上这枚戒指，我只是还没来得及把它还给海因里希，现在它被我藏在高领的毛衣之下，在针织物下悄无声息地停泊在我的心口。
　　我摸上胸口，隔着衣服摸了摸那枚戒指。我想到海因里希，我时常想着他，只是我难以启齿，像是罪孽生了根交错地扎在灵魂深处，一想到他我就会感到悲哀和可耻。我曾自负地以为他是神明赐给我的救赎，现在他只是我心上得又一道疤痕。但我并不觉得他可耻，他应该就是这样，他生来如此。我知道，我一直知道，我知道却无法自拔，我就是这样迷恋着他。我是觉得自己可耻，我可耻的是，我对他的爱大于对他的恨。
　　恨是狠狠地，猛烈的，晕眩的，那样一瞬间剐心的痛；爱是绵绵的，细细的，慢慢的，日日夜夜里长久的悸动。有时候我分不清这两者的区别，亦或是这两者本就难舍难分，这两者的差别本就细瘦，仿佛掌心里浅浅的纹路。
　　到了岔路口，亚历山大叫我们蹲在草丛之后，不久之后这里会有德国士兵经过，我们可以得到重要的情报。我不知道这条情报又是从何而来，但是没有人有异议，亚历山大把我拉到他的身边，我们埋伏在半人高的灌木丛里。
　　我感到有蚊虫在爬我的背，我已经很久没有好好地洗个澡，衣服自然也许久没有换过了，现在的我是从未有过的邋遢和肮脏。如果我挠挠头，会摸到我的头发已经变成一团团，我曾引以为傲地漂亮黑发成了一道包袱。等我回去之后，要把它们全部剪掉。我这样想着。
　　在我还在整理着这些漫无边际的思绪时，有马达声从道路尽头传来。这些游击队员很聪明，它们仅靠耳朵就能分辩许多东西，什么枪，什么子弹，什么轰炸机，它们都能听得出来。
　　但我不行，我只知道来了辆摩托。狙击手已经就位了，他趴在地上，打开了倍镜，眯起了一只眼。蜿蜒的林间小路的尽头，来了一辆摩托，的确是两名德国士兵，我还没来得及看清德国兵的脸，“砰”的一声枪响，子弹精准地穿过了一位德国兵的头颅，刹那间，血肉飞溅。我闭上了眼，我虽然在战地医院里见过不少比这更为残忍的画面，但我还是不忍去看。
　　摩托车失了控，车上的另一名德国士兵惊叫着从车上滚落了下来，在地上翻滚了几圈。紧接着，他分滚着抬起手中的枪，可同一时间，他已经被七八个游击队员包围了。
　　他跪坐在地上，抱着枪，浑身发抖。
　　紧接着，他看到了我，诧异道，“是你？弗林斯小姐？”
　　亚历山大看了我一眼，我用余光感受到了他的视线，但我没有回应那位德国兵。或许他只是曾经在战地医院被我救治过的伤员吧。
　　“真的是你？弗林斯小姐？你怎么会在这里？”他脸上的惊喜稍纵即逝，因为他看见亚历山大递给了我一把枪。那是一把冰凉又陈旧的左轮手枪，有些年头了，但是杀伤力依然不小。
　　我手里握着那把老旧的左轮手枪，面无表情地看向亚历山大，亚历山大只是挑挑眉，严肃道，“杀了他。证明给我们看，你是我们合格的伙伴。”
　　那名德国兵瞪大了眼，惊恐地祈求道，“不要杀我不要杀我，我还有孩子！”他举起了枪，想要反抗，不过只是徒劳罢了。又是“砰”地一声，子弹没入血肉，一发子弹打穿了他的手腕。他发出一声惊呼，接着只能把求生的希望放在我身上。
　　他苦苦哀求道，“求求您弗林斯小姐，我的儿子只有三岁……我不想死，我不能死……”
　　我感到颤抖，呼吸变得困难，那么多双眼睛在此刻盯着我，与此同时，还有几管黑压压的枪口也指向了我。
　　我也不想死。
　　我的手心里已经全是冷汗了，我的肢体也变得僵硬。我抬起了手，将枪口只想德国士兵心脏处。我闭上眼，在心里默默地道了句抱歉，在他近乎绝望的嘶吼声里，一声枪响划破空气，与此同时他倒地了，我感到对着我的枪口也不见了。
　　有寒鸦鸣叫着划过天空，盘旋在不远处的树梢上，这些年，他们一定吃的很饱。因为这片土地上，到处都是死尸，亦或是即将成为死尸的濒死之人。
　　我放下枪，看着那位不幸的德国兵，他瞪大了双眼，表情定格在死亡前的那一秒绝望里。亚历山大拍了拍我的肩膀，点头道，“你做的很好。”
　　他收走了左轮，可我的手依然在发抖。
　　游击队员搜刮走了一起可以带走的东西，枪和子弹，食物和水壶，包括两名士兵脚上满是泥泞的靴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