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普唑仑赌注》厚文

4、第 4 章

　　在去七连任职的路上，龚继红把《指导员的称呼美》在心里背诵了一遍。这是诗，也是职务和职责的政治遵循。他还没有来得及深入开展实践，部队参加南疆自卫反击战的命令就下达了。团里召集连以上干部开会宣布参战命令时，龚继红脑子里闪过的第一个感觉就是，这也太巧合太戏剧化了吧。接下来连队进入备战状态，龚继红忙着进行战前教育，关于他的传言也多了起来。连长老彭性格厚道，表现形式却是阴阳怪气。一天晚上开完支部会，指导员是支部书记，连长是副书记，副书记就问，“听说你要回军宣传处了。”龚继红顿时警觉起来，“谁说的。”老彭斜了一眼说，“传言，不过也正常。你是干部子弟，大学生，本来就是下来镀金的，回去也无可非议。以后当了官别忘了我们就行了。”说完，似乎意犹未尽，又说，“苟富贵，勿相忘哟。”这回说完了，老彭就回屋睡觉了。龚继红却是一夜无眠。过了几日，省政府慰问团来部队驻地慰问即将出征的铁血将士，慰问团团长是龚继红的父亲，新任军政委同龚继红的父亲谈到龚继红的事情，做父亲的毫不犹豫地表态，“不准调回。”慰问演出开始时，做父亲的专门把龚继红叫到礼堂，站到新任的军政委面前，语气坚定地说，“我同政委讲了，战斗一天不结束，你就一天也不能离开连队。”龚继红看着父亲，一句话也没说，庄重地敬了一个礼，又看着新任的军政委，也没说话，同样庄重地敬礼，然后走出礼堂赶回连队。多少年以后，父亲早已去世后，龚继红想了很多，父亲的这一生，不像母亲那样慈祥，无微不至地关怀着他。母亲病重时，躺在病床上，像是预见到正果一样，艰难又虚弱地对龚继红说，“以后没人照顾你了。”龚继红顿时泪流满面，转身疾步走出病房，他害怕母亲看到他的泪水。父亲疼爱子女，是那种带着原则，信念和一点点古板的爱，很多时候龚继红觉着父亲耽误了他，错过了很多施展才华的机遇，令他不满和不解，甚至有些怨望。但那个站在父亲面前和新任军政委面前的时刻，却是永远像刀砍斧斫一样刻入他的魂魄，他为父亲骄傲，也为自己骄傲，而那些不满和怨望，多年以后，他对吴大师讲起时，已经作礼而云，浓缩成了对父亲母亲萦绕永远的怀念。
　　“你过去是个战士，现在是个战士，将来还是个战士。”龚继红时常这样念叨，尽管已经转业离开部队，还是不时这样念叨，如同与研究院一样同属联络部领导的佛学院的吴大师每天念经一样。吴大师不姓吴，是内蒙古一个寺庙的主持，有一个和别的寺庙主持一样的较长的法名。吴大师所在的寺庙是严格按照十方丛林制度管理的，吴大师还担任学院的教务长。龚继红通过佛学院的院长结识了吴大师，吴大师说龚继红有佛相，龚继红就说，“在为人民服务和普度众生上，党和佛教是一致的。”吴大师表示赞同。两个人聊了一时后，吴大师说，“龚书记如有闲暇，可读读楞严经。”“是首楞严经吗。”龚继红问。吴大师说，“是同一部书，也叫开智慧的楞严，主要是释佛对阿难尊者讲的，也就是对见识广者讲的，很适合面对诸多生存诱惑的现代人读。经卷可能长了些，但细致开示，透彻易懂，而且文字精妙，你是政文相通的人，肯定喜欢。” 吴大师退休后，回到了内蒙古他的寺庙。吴大师送给龚继红一个念经用的计数器，不是为了读楞严经，吴大师说，“你喜欢的任何名言，念一次就计一次数。”以后，龚继红每念叨一次“你过去是一个战士，现在是一个战士，将来还是一个战士。”就按下计数器计一次数，时间长了，龚继红就忘了自己已经转业，还觉着自己是一个战士，就真的还是一个战士了。每一株生活的树木，都会生出应该生出的果实。所有的经历都对龚继红说，自然的人是自由的，政治的人和社会的人是相对自由或者不自由的。说“戴着镣铐跳舞”容易，做起来何其艰难乃尔。每天面对着机关党建，纪检，人事繁杂的事务，龚继红的个人爱好将因此减低很多，对于这一点，他并不在乎，即使有了解他的朋友对他说你的创作已经荒废了，这也没使他感到不安。“我能应付自如，能适应所有的工作。当舞蹈家越早越好，当作家越晚越好。自己当然当不了舞蹈家，也当不了作家，舞文弄墨，自娱自乐吧。”他想。繁杂的任务和工作中遇到困难从没有吓倒他，相反，倒是吸引了他。对于这点他甚至总结了自己的一套理论，他认为，一个人应该经常体验工作中的困难，最好能适度地换换岗位，探索一些自己不熟悉的工作，让自己的能力与从事的工作要求有一点不适应和不相称，这样自己就能有再学习再努力再加把劲的必要性和紧迫感，就不会变得性情懒惰，筋骨松垮。当然，楞严经也要读一读，在与宗教有关的研究院工作，不熟悉宗教就没有朋友，就没有发言权。新中国的开国领袖一直赞成执政党人研究各种宗教的经典，他的理由是，这是个群众问题。
　　龚继红准备去一楼的卫生室测量血压，拉开办公室的门，惊异地发现机关党委副巡视员郝学忠站在门前，右手掌心搓弄着两个乌黑油亮的健身核桃，他的嘴跟着开门发出的“吱呀”声，条件反射似地叫了一声，“书记。”一瞬间，龚继红怀疑郝学忠是否早已站在门前探听屋里的动静。他没有让这种怀疑表露出来，亲热地招呼道，“来，学忠同志，请坐。”办公室里有两张单人沙发，没有摆放在一起，一张摆放在办公桌里面一侧，一张摆放在办公桌外面一侧，郝学忠右手搓弄着健身核桃，抬起左手熟稔地卡住头部左侧的分发线，先左后右地理了理头发。郝学忠保留着中年公职人员通行的偏分发型，龚继红正好相反，剪得像刚入伍新兵一样的短头发总是那么引人注意。郝学忠坐到外面一侧的沙发上，笑着说，“书记，老一套，早请示，晚汇报，没有什么事情吧。”龚继红站在沙发前，说，“没有什么事情。”心想，“倒是有一份文字材料需要撰写，可是你早就说了，文字工作是你的弱项。”郝学忠和龚继红是同年出生的人，年龄比龚继红大两个月零八天，五十六岁了，郝学忠身高一米七十三公分，比龚继红的身长高出五公分，他长着一张马脸，宽肩膀，直腰板，头发灰白，脸上的皮肤已经显现出枯树皮粗糙的纹理和阴阳，宽绰的嘴巴说明他善长演讲，更加说明他容易口无遮拦，实际上郝学忠自我评价也是“能说会道胜过实际操作”。“这棵树皮粗糙的大树有一点松树的风格。”龚继红认为，这是同郝学忠较长一段时间共事后形成的认为。龚继红和郝学忠的职级是一样的，不一样的是郝学忠没有职务。郝学忠是联络部派下来的干部，来研究院之前，是联络部机关党委宣传处处长。国家部委下派干部的做法，通常是提拔式下派，郝学忠却是一个例外，职务不动，平级下派到研究院，担任人事处长，中间做过一段研究院党组书记的秘书，这次异常的调动赋予研究院善长研究的人员极大的负面想像空间，乃至几年过去，郝学忠的职务始终原地不动。龚继红机关党委任职后的第三年，郝学忠才提拔为非领导职务的副巡视员。在联络部干部局同意启动副巡视员推荐工作后，龚继红以人事工作负责人的个人名义向干部局推荐郝学忠，并在自己认为适宜的场合，开会呀，与人商谈工作呀，涵蓄策略地，有选择性地向具有投票资格的人员宣传郝学忠的人品和业绩，“郝学忠同志从联络部不动职务地平调到研究院工作，这在联络部的历史上也是罕见的这充分说明郝学忠同志的党性强，组织观念强，不计个人得失。郝学忠同志调到研究院以后，工作任劳任怨，中间过几个岗位的锻炼，任职时间和年龄也足够长，足够大，为了研究院事业的发展，还请同志们站在讲政治，讲大局，讲规矩的高度，对他多多爱护关照。”郝学忠列入考察人选后，举报信像几片雪片似地从研究院飞往联络部，又从联络部飞往研究院，飞回研究院的举报信附上了干部局要求调查回复的函件。郝学忠的罪状一共有两条，一条是玩政，上班时间几乎都在电脑上玩游戏。另一条是懒政，“这个老郝，上午练习书法，中午第一个去食堂吃饭，叼着牙签，边剔牙边咂摸滋味地回到办公室，凑上四个人打牌‘斗地主’，之后浅浅地睡一觉，下午四点钟准时就回家了。研究院养了很多不作为的人，郝学忠首当其冲。”龚继红充当了回复联络部干部局函索情况的执笔人，那时，还没有明确用信件的方法进行查询称为函询，一年后，函询已经成为纪检部门常用的一种问题线索处置方式。龚继红先后写了四封关于郝学忠举报问题的调查回复件，经党组会审定，党组书记签字后，及时无误地向联络部干部局做出反馈汇报。而这一切举动，郝学忠都是一无所知，就是说在选拔任用的提名阶段，酝酿阶段，推荐考察阶段，直至联络部的任命张贴在办公楼门厅告示版上，进行不少于五个工作日的公示，之后正式任命，在郝学忠由正处级干部提拔为副局级干部的一系列流程中，龚继红所做的一切，都没有对郝学忠透露一丝信息，像瓶口塞紧了一般。龚继红这样做的缘由是出于组织人事工作的守口如瓶，防意如城，也是出于汉宣帝时已经位列三公的张安世的举贤达能，岂有私谢。龚继红曾经向联络部干部局已经退休的老局长敷陈自己的观点，“向组织推荐干部，是为了党和国家事业的需要，怎么能接受你跑过来感谢我或某个人呢。你得到了提拔，应该感谢的是组织，而不是哪一个具体的人。如果我今天接受你的感谢，明天接受他的感谢，久而久之，这个帮派，那个团伙，岂不就悄然生成。还有，要在这个‘还有’下面加一道下划线，你接受了别人的私谢，等于把自己当成了‘组织’的‘化身’，等于和‘组织’分庭抗礼。在新时代，最高的选人用人权是‘组织’，无论什么人，无论多高的职务，最高的职务，都不能和‘组织’划等号。对吗，老领导。”“没有一个错别字。”老局长揉揉眼睛和眼睛下面悬挂的眼袋，慢条斯理地说，“你说的张安世也有这样的记载，有人跑到张安世那里絮叨，拿着一堆荣誉证书和一叠体检报告，对张安世说，看到了吧，贡献也有了，身体也垮了，就是看不到提拔，组织在哪里，春天在哪里。张安世是怎么回答的，他说，你的功劳和苦劳，组织的心里都明白，我们出来为百姓做官的，哪能自己处处说长道短的。但是，没多久，这个人居然真的提拔了。您说，龚书记，被提拔的人最感谢的是谁，最怨恨的又是谁。”“管吏莫如张安世啊。”龚继红感喟。间或有被提拔的干部顺口顺手地谢忱，还是没能发狠地绝弗复为通。在龚继红眼里，副巡视员品质很好，让他拿一瓶酸奶，他会捎带一片面包过来。他的缺点也是显而易见，懒得写字，除了练习书法写毛笔字，除了动嘴说话，其它都不愿意动，更不愿意写公文。对此龚继红从没有责怪，人有长短，不一而论，毕竟自己是做文字工作的，知道写文字材料的艰苦，因此也从未难为过郝学忠，偶而还会代替郝学忠起草文书。郝学忠会说，“惭愧呀，书记，本末倒置了。”龚继红就说，“收起你那假惺惺的嘴脸吧。”两个人在工作中合作得很愉快。“那几封告状信怎么处理呀。”郝学忠右手掌心搓动着核桃问。郝学忠说的几封告状信，是前几天机关纪委陆续收到的，龚继红已经看过，对郝学忠说，“就按驻部纪检组的要求办，你带个人找他们谈话，做纪录，按手印，这些规定的程序不要漏掉。”郝学忠有些受窘又有些怨艾地说，“这下子可把人都得罪光了，天天见面打招呼，突然变成了面对面的问讯，还真有点拉不下脸来。”龚继红说，“不拉也得拉呀，干什么吆喝什么，咱们板不起包拯的铁面，板个树皮面总可以吧。纪检工作本来就是得罪人的差事，纪检战士注定就是开顶风船的艄公，中流击水，浪遏飞舟，退休了再去找一只油锅烹炒炸袪邪吧。”“纪检人都是开顶风船的角色。”郝学忠苦笑着说，“不用板了，本人原本就是树皮面。好吧，明天我就带一个纪检委员找他们谈话。”龚继红看着郝学忠，想着是否把林组长来电话的情况告诉他，又想想，终究没开口，林组长在电话里专门有交待，电话里说的内容不能对任何人透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