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秋家国恨――读《史记.留侯世家》感》忆一楠木南

1、千古谋圣只是个普通人

　　张良者，子房也。五世相韩，为诗礼簪缨之家。一朝国破，弟死不葬，奔走于刀光血影之间，为亡命之徒也。太史公在《史记.留侯世家》道此时“良年少，未宦事韩”那么少年时的张良便跃然纸上。此时，我还看不到后世的那个千古谋圣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的光华身影，唯有那个在暗夜中独自舔舐伤口，吞咽着国破家亡的淋漓鲜血，弟死不葬散尽家财只为刺秦的复仇者而已。这个复仇者，他可能是孤注一掷的，也可能是别无他法的，唯有满满的仇恨充溢在他的心中，扰得他夜夜不宁，于是便有了博浪沙的刺秦。

　　文中是这么说的“得力士，为铁椎重百二十斤。秦皇帝东游，良与客狙击秦始皇博浪沙中，误中副车。秦皇帝大怒，大索天下，求贼甚急，为张良故也。”拿一个一百二十多斤的铁椎妄图砸死秦王，这与荆柯拿一匕首刺秦，最终落了个图穷匕见，国破身死又有何不同。不过值得庆幸的是，张良还年轻。一个人，二十岁左右若无血性，将注定没有出息。而到了三十多岁以后仍只有血性而无深思熟虑审时度势的头脑，同样会没有出息。而博浪沙的刺秦就像我们展现了一个人性化的张良，少年时的他，有血有肉，心怀家国，满腹仇恨，有冲动，有血性。

　　沉淀，沉淀中学习和寻找机遇。苏轼在他的《留侯论》中曾言：“古之所谓豪杰之士者，必有过人之节。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如果说博浪沙的刺秦是张良的孤勇，那么亡匿下邳，遇黄石老人，读《太公兵法》和藏匿英伯都是他的机遇，为他之后的谋划之路埋下了伏笔。但不得不提的是，司马迁对这段历史的记载却是虚虚实实的。所谓实：

　　一在于张良的确救过英伯，这在《史记.项羽本纪》中鸿门宴中有记载“秦时与臣游，项伯杀人，臣活之”，也就是说，在破秦入关之后项羽的宴席之上，刘邦正是凭着张良这样一段故交之事，才得以有一线生机。

　　二在于张良的确是满腹经纶，他之后欲成大事也确实需要通天的才能，而他之所以能够辅佐刘邦成就千秋霸业正是托于自身。但他是否真的读过《太公兵法》是值得商榷的。

　　而所谓虚的部分在于与黄石老人的相遇，再相遇中预见了他的未来，这真是给人一种宿命感。不过对于这段虚虚实实的记载，我更倾向于这只是对于张良这一时期心性改变的侧写：他从一个有冲动有热血的少年复仇者转变为了一个忍辱负重，心怀大志，满腹经纶的历史操盘者。从烈火中涅槃重生的他，终于变得理智而温润。这一点在张良进履中得以充分展现：“‘孺子，下取履！’良鄂然，欲殴之。为其老，强忍，下取履。父曰：‘履我！’良业为取履，因长跪履之。”而后的预言：“后十年兴。十三年孺子见我济北，谷城山下黄石即我矣。”与他之后的“愿弃人间事，欲从赤松子游”“后十三年从高帝过济北，果见谷城山下黄石，取而葆祠之。留侯死，并葬黄石。每上冢伏腊，祠黄石。”相照应。始而复终，这多少带了点悲剧色彩。我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凄凉感，不是所谓的功成身退，而是遗憾，是悲哀，是遗恨。从之后的文中可看出张良“复韩”的理想始终在他的内心萦绕，可面对天下大势，一人之力难以蔽之，灭秦事成，“复韩”终难实现。也因着这个事情，张良实际上一直是为刘邦所猜忌。结合《史记》之外的其他汉史看，这种凄凉还延及他的家族后世：长子张不凝“留侯不疑，孝文帝五年，坐不敬，国除。”次子张辟疆在《吕太后本纪》中也有记载，大体来说，他的结局是这样的，张辟疆在十五岁时即官至侍中，当时汉惠帝逝世，吕后哭而不泣，张辟疆遂建议丞相陈平迎合吕后，拜外戚吕公、吕产为将军、大臣，以免杀身之祸。其后，张辟疆不知所终。

　　两个儿子，一位因“坐不敬”而“国除”了，一位“不知所终”这位名列“汉初三杰”之首的大战略家，下场还不够悲凉吗？呃，我好像有点跑题了，明明张良的谋士之路才刚刚开始，而我却过早的慨叹他的结局，但是没有办法，有始便有终，若是开了人生的金手指，没有一个人可以抵御这种想要窥探结局的欲望。

　　话题转回来，张良在下邳这个地方一沉淀就沉淀了了十年。不过司马迁还真够简洁的，仅是一个“后十年”便概括了他整整十年的光阴。我甚至难以想像的见，他这十年经历了怎样的磨砺，才造就了如此光华耀目的他。比起少年时期的热血冲动，现在的他，犹如狼群纷争中一旁窥伺的猛虎，淡定从容中有着一击必胜的才干，他在等待秦国大厦将倾，天下豪杰群起而攻之的那一时刻。他的国恨家仇终于要报了。

　　终于陈涉吴广揭竿而起，张良也纠结了百十来号人准备去投奔再留县自立为楚假王的景驹。然后偶遇到了刘邦，便投奔了刘邦。这里值得思考的是张良为何在刘邦和景驹之中选择了刘邦，只是偶遇吗？我们知道，刘邦当时只是一个混混，而景驹是楚国贵族之后，在一开始便自立为了楚王，作为一个谋臣，想要获得一番伟大的功业，一开始选择一个有背景有权势的人，不是更可以快捷的达到目标吗？接下来司马迁给了答案：“良数以《太公兵法》说沛公，沛公善之，常用其策。良为他人言，皆不省。良曰：“沛公殆天授。”故遂从之，不去见景驹。”张良一开始只是被刘邦封为“厩将”，这是个什么官？这只是一个管理马匹的小官。也就是说，这个官也就相当于个弼马温。这说明张良一开始就不受刘邦的重用。但没关系，重要的是刘邦这个人善于听取别人意见。“良与他人言，皆不省”而独独刘邦肯采纳他的意见，这才是最重要的。而脱去司马迁字面上的意思，我的理解是，张良不需要一个君王，他需要的是一枚棋子，一枚可以帮他“复韩”的棋子，那么这枚棋子就不需要给他多大的官职，愿意采纳他的意见便可。而且这枚棋子必不能是任何一个六国贵族的人，草莽英雄最好，这样他便有充足的理由复立韩王，因为这个草莽需要扶持王室使得自己名正言顺。那么这样看来，他必定不会选择景驹。那么对刘邦那还说不定真不是“偶遇”。
　　接下来，“复韩”的道路在一步步拉进。此时的他，骨子里仍是那个背负着国恨家仇的复仇者。

　　第一步，使韩成为韩王，向西收复韩国旧地。随刘邦到薛地，张良对项梁说“君已立楚后，而韩诸公子横阳君成贤，可立为王，益树党。”于是“项梁使良求韩成，立以为韩王。以良为韩申徒，与韩王将千余人西略韩地，得数城。”接着“沛公之从雒阳南出辕，良引兵从沛公，下韩十余城，击破杨熊军。”

　　第二步，巩固建设韩国。这里史记只提到了一句话“秦辄复取之，往来为游兵川。”这句话是说，夺下来的几座韩城，秦国的军队又夺走了了，然后再打，再被夺。张良不得不和韩王将千余人来来回回打游击战。这足以看出此时失地易收，人心难齐啊。旧日韩王回到了今日的韩地，韩国的子民却不再忠贞。张良盼望的一呼百应的局面从来没有发生。他们扮演着真正的群众角色，看着韩王的军队与秦朝的军队往来战斗，无动于衷，冷漠地对待这些逐鹿的政治人物。

　　这里是一个转折点，韩国虽然复立了，但是真正地恢复对韩国故地的统治，彻底失败。张良的复韩理想和热情，与韩国普通人的冷若冰霜，对比太过鲜明。经此之后，张良的复韩之火，逐渐熄灭。但这并不代表他不想要复国，而是面对天下大势，他无能为力啊 。他处于纠结与矛盾的状态。这让我看到，相比于那个后人传颂的千古谋圣，这里的他只是一个普通人，有热血，有冲动，有不得不忍下的千秋家国之痛，有面对天下统一大势，昔日六国难再存的无奈与迷惘。他是真真切切的一个人啊！

　　呃，好像又跑题了，再回来。接下来，熟悉的张良回来了，智谋屡出，刘邦的称王之路以火箭般的速度嗖嗖上涨。但是，在别人的眼中，张良依然是个韩国人。所以说呀，这就是张良虽然帮助刘邦建立千古帝业，仍落了激流勇退，后世无人的下场。

　　前面我们说张良与韩王同秦军在韩地打持久战。及至沛公率军西进，途经韩地，“张良为韩王送沛公”然后“沛公乃令韩王成留守阳翟，与良俱南，攻下宛，西入武关。”采取避难就易的战术, 不走从正面经过函谷关的险路, 而取道南阳入武关。由于秦南阳守固守宛城, 刘邦欲舍宛西进。良谏曰:“今不下宛, 宛从后击, 强秦在前, 此危道也。”收到了不战而下城的功效。也最终使刘邦迅速破秦入关称王。

　　鸿门宴下，刘邦生死一刻得复生机。（这就不细写了）等到刘邦回蜀地称王，“遣良归韩。”从这段文字看，张良跟随刘邦一直属于“借调”的临时状态。如今天下已定，君臣各领名分，而张良是要回到韩王身边的。当然，张良还在为刘邦认真打算，“明修栈道”的缓兵之计又出自张良，这为后来刘邦暗度陈仓，出其不意攻击项羽打下基础。

　　张良虽然回了韩国，“良至韩，韩王成以良从汉王故，项王不遣成之国，从与俱东。”“项王竟不肯遣韩王，乃以为侯，又杀之彭城。”所以到最后，韩成也死了，这算是张良复韩的最终幻灭。韩王因张良而被推到台前，也因张良而最终死去，始终是张良复仇之路上的道具。此刻，随着韩成的死去，张良心中最后的故国情思也破碎了。不被仇恨萦绕，脱去了复国责任的外衣，现在的张良是真正的向时代而生了。所以说，项羽还是将张良推向了刘邦，真是个笨蛋啊。

　　接着帮刘邦劝以权宜之计驾驭韩信、彭越等人。张良是这么说的：“‘九江王黥布，楚枭将，与项王有郄；彭越与齐王田荣反梁地：此两人可急使。而汉王之将独韩信可属大事，当一面。即欲捐之，捐之此三人，则楚可破也。’”最终“然卒破楚者，此三人也。”由此可知刘邦之善于驭将,大业将成，张良参谋之功, 实不可没。
　　“汉四年，韩信破齐而欲自立为齐王，汉王怒。张良说汉王，汉王使良授齐王信印，语在《淮阴》事中”在《留侯世家》中只有这仅仅一句的解释。但在《淮阴侯列传》中却有了详细的答案“汉四年，平齐，使人言汉王曰：‘齐伪诈多变，反复之国也。南边楚，不为假王以镇之，其势不定，原为假王便。’”当时，刘邦被项羽围困在荥阳，韩信在东边打下了齐国，不但不来增援，反而派人来向刘邦提出要求，希望同意他自立为“假齐王”。刘邦大怒，骂曰：“吾困于此，旦暮望若来佐我，乃欲自立齐王！”，并想马上派兵去攻打韩信，张良和陈平在桌子底下“蹑汉王足”，附耳道：“汉方不利，宁能禁信之王乎？不如因而立，使自为守，不然生变。”刘邦醒悟，立刻改口骂道：“大丈夫定诸侯，即为真王耳，何以假为！”并立刻派张良带上印信，前往齐国，封韩信为齐王。

　　但不得不说的是，汉六年三月封功臣的时候，刘邦封张良为留侯这件事。刘邦是这么说的，“运筹策帷帐中，决胜千里外，子房功也。自择齐三万户。”瞧瞧，前面韩信自立为齐王不到四年，你刘邦就要张良在人家的地盘上自择三万户，你说这流氓安的什么心？这是想用一笼锁二虎。把他和韩信封在同一片土地上，无非是想在他们两人之间制造一点不大不小的矛盾，达到“以张制韩”、“以韩制张”的目的。
　　这说明，刘邦不仅对韩信不放心，骨子里对张良也有些信不过。张良对此心明如镜。不过，张良觉得回绝得过于简单了也不好，总得给刘邦留点面子。张良道：“始臣起下邳，遇上会留，此天以臣授陛下，幸而时中，臣愿封留足矣，不敢当三万户。”刘邦“乃封良为留侯”。张良为什么要向刘邦重提留城，愿封留侯？他是想借此提醒刘邦，我们相遇在留县，当时的你是草莽土匪，我是无家无国的流浪者。留县是我们君臣之间起事之初最纯朴的记忆。回想打天下之初，大家忙于杀伐征战，纵横捭阖，何曾斤斤计较于一得之功、一己私利？可是一旦得了天下，为了争夺各自利益，宫廷内外已是剑拔弩张。
　　围绕“封功臣” 这件事，宫廷内爆发了一场大风波。“上已封大功臣二十余人，其余日夜争功而不决，未得行封”刘邦面对这种情况一脸茫然“此何语？”然后张良就说“陛下不知乎？此谋反耳。” 那该怎么办呢？张良针对这件事提出了俩点建议：一方面，他巧妙地点了一下萧何、曹参的名。“今陛下为天子，而所封皆萧、曹故人所亲爱，而所诛者皆生平所仇怨。今军吏计功，以天下不足遍封，此属畏陛下不能尽封，恐又见疑平生过失及诛，故即相聚谋反耳。”另一方面，提出分封刘邦最为厌恶的雍齿，以堵住悠悠众口。最终“群臣罢酒，皆喜曰：‘雍齿尚为侯，我属无患矣。’”巧妙的化解了这场危机。
　　我想，今此一事，张良的心估计是真的凉凉了。他看到了朝廷内各个利益集团、各个门派之间的矛盾已暴露得异常尖锐，自己在刘邦心目中仅仅是—位谋士而已，并非信可托国之重臣。
　　可不是吗！我们上面也提过，现在梳理梳理 ：
　　五世相韩，弟死不葬，散尽家财，只为刺秦。
　　扶持韩成，复立韩国，以韩申徒，佐刘入关。
　　献计刘邦，明修栈道，暗渡陈仓，被遣归韩。
　　韩成身死，投奔汉王，汉成大业，试探不止。

　　张良的以上经历，说明了一个问题：他在刘邦阵营内前期“借调”后期“友情客串”，刘邦虽然重其才，用其计，但对他的信任度一直有所保留，始终没有达到倾心相依的地步。刘邦对张良的态度也说明了这个问题，彬彬有礼的喊着“子房，子房”“为之奈何？”相敬如宾，但又何尝不是一种疏离。分封时，看似第一个提到张良，给人以错觉，张良是第一大功臣。但在《史记·萧何传》中提到，最后正式排列位次时，关内侯鄂君揣摸到了刘邦的心思，挺身而出，力排众议，发表了“萧何第一，曹参次之”的意见，刘邦立即表态：“善!” 加封萧何“父子兄弟十余人，皆有食邑”，赐萧何“带剑履上殿，入朝不趋”，恩宠无以复加。

　　因着这些考量，张良在迁都事毕后，称病涌退。之后在太子危机中，张良请来商山四皓辅佐太子，解决了这最后的危机，彻底退出了政治舞台。“‘家世相韩，及韩灭，不爱万金之资，为韩报仇强秦，天下振动。今以三寸舌为帝者师，封万户，位列侯，此布衣之极，于良足矣。愿弃人间事，欲从赤松子游耳’乃学辟谷，道引轻身。会高帝崩，吕后德留侯，乃强食之，曰：‘人生一世间，如白驹过隙，何至自苦如此乎！’”

　　在这看似轻松的话语中含着有深刻的兔死狐悲、祸福不测的凄凉感。这不正是当时那种“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的血腥现实的反映吗？司马光曾在《资治通鉴》中说:“以子房之明辨达理, 足以知神仙之为虚伪矣。然其欲从赤松子游者, 其智可知也。夫功名之际, 人臣之所难处。如高帝之所称者, 三杰而已。淮阴诛夷, 肖何系狱, 非以履盛满而不止也故子房托于神仙, 遗弃人间,等功名于外物, 置荣利而不顾, 所谓明哲保身者, 子房有焉。”

　　纵观张良的一生，他虽雄才大略，能屈能伸，胸怀宇宙，但也曾年少轻狂，深陷复仇的泥淖不可自拔；他虽洞察时局，拿捏的当，但却一直在“复韩”与“一统”中徘徊不定，使他的个人使命，家国情仇难以完满；他虽指点江山，运筹帷幄，成汉大业，但却君臣相疑，不易守成，只得激流勇退，“羽化登仙”。天下汹汹，各为其主，他是一代谋圣，也是一个无可奈何的普通人，有着他的遗憾与悲凉，随着时间的倏忽而过，最终化作一抹风沙，淹没在历史前进的滚滚车轮之中，成为史书上的寥寥几笔。徒留后人怅惘难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