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纳粹的心脏地带》多年前的余音

6、民族、信仰之间

　　四年前我在康沃尔大学攻读艺术专业硕士时，班里有个“super star”，是个印尼女孩，漂亮，性感，一头褐色长发，人很热情，人人对她印象都好。住在研究生宿舍我隔壁的希腊男生却不这么看。那个男生是读商的，家里有产业等着他毕业回去继承。他原不住我们这个区，而在海景房。可他和隔壁的威尔士女孩交上了朋友，而且他也很会交际。他们这一大票人，都是读完语言班才升入硕士阶段的，所以彼此关系都很熟稔。

　　他神秘兮兮地对我说，什么super star，印尼女孩会交际不假，可他住在海景房时，经常看见她来到与他住同一幢楼的印尼男生这里。他们关上房门，头戴白布，点着蜡烛，嘴里念念有词，举行非常神秘的仪式。我不知道这个希腊男孩是怎样从门缝里窥见这一切的，可他似乎无所不知是个事实。而且他虽然贪恋着威尔士女孩的□□，却不怎么欣赏她的灵魂。他常常抱怨：我在希腊读大学时交的女朋友比她漂亮多了！有一天早上我在厨房做饭，他坐在桌边吃面包，忽然说：你们为什么不把威尔士拉进来！我受够了！

　　印尼女生的信仰是什么？我半知半解。我很感激在我刚搬到研究生宿舍，来不及去超市买食品时，她送我一个鸡蛋。虽然我是犹太人，我也不认为他们举行一些其他宗教仪式就有妨碍他人之处。倒是这个希腊男生和威尔士女生每天晚上利用大家分摊的电费大肆烧菜（英国厨房用的都是电磁炉），灯火通明地举行各种晚宴招待对他将来的事业可能有帮助的官员或商人的子弟，使我感到势利和过于精明。

　　一次在课堂上，讲到文艺复兴，有着法国血统的来自爱尔兰的女老师不知怎的谈到了信仰问题，她慈祥地问到了印尼女生，女生坦率地笑着告诉她自己是□□，这当然没错，印尼有很多□□，她又补充道是“original”，原来是“原教旨主义”。当时在场的同学里有很多天主教徒、新教徒，还有我这个犹太人。但所有人的共同身份都是学生，而且和睦相处。我还想起一个粗壮的黄头发青年，长着一双好色却天真的眼睛。一个来自纽卡索的严肃男生带几分奇怪的神情称他“那个爱尔兰人”。此外，我们的副系主任是信印度教的。这是印尼女生问出来的。奇怪，他们两个总是很谈得来，而且似乎有惺惺相惜的味道。

　　其实许多像我这样从小生长在英国的犹太人，包括美国犹太人，许多已经已不太遵守犹太教规，第一次世界大战这场历史巨变对西方传统社会秩序和生活观念造成根本性的颠覆。虽然整整20年过去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对西方人精神世界的压抑和哀伤、惆怅却仍然如阴影般流连不去。

　　我们国家笼罩着理智有节制，却潜在着深刻矛盾的伤感却质朴的氛围，那是一战后贵族子弟对自己这个夕阳西下的阶层旷达疏淡的告别情绪，甚至还有一种英国人特有的自嘲风范。然而即使在优美的校园里，那些经历过一战又回来读书的汉子心理上也逃不开战争阴云的纠缠，处处弥漫着战争后遗症给人们精神及身体带来的沉重哀伤和绝望，同时对战后社会面貌热烈的理想信念与冰冷现实间巨大的差距也构成这些老兵共同面对的生存困境，这正是渐渐地但不可挽回地不再属于他们的国家带给他们的困惑。

　　而在我们这一代，也有无数曾满怀希望后来却变得相当消沉的乌合之众。犹太人的富有，又为我们招来了妒忌。这又使我想起前年登上回英国的飞机后，黄头发的空中小姐问我喝什么东西，我随口说了个“juice”（与犹太人jews谐音），她那大惑不解中又有一丝戒备、冷意的神情。好在我赶快加了一句”orange”，空中小姐的神情才缓和下来，递给我一杯橙汁。很长时间以来我都认为这个乘务员的神情是种族主义情结在作祟，后来才恍然意识到我是犯了一个危险的语言游戏。从此每次在飞机上我都说“orange”。

　　从点滴生活中，我越来越感到、意识到人与人的差距，地区与地区的隔膜，文明与文明的亟需互通是多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