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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一封匿名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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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晨的阳光透过纯白的窗帘照在我身上,没有温度却十分刺眼,我皱着眉头试图用手挡住光线。
 每天都是这样。
 我从床上坐起来的时候叹了口气,又骂了自己一句。
 每天都嘟囔着要去换个遮光的帘子,但每次都忙到忘掉量一量窗子的大小。就在我这无药可救的拖延症的见证下,我终于打定主意下次路过超市的时候还是买个遮光眼罩把,别管什么帘子了。
 慢腾腾地爬起来,洗漱,冲牛奶,把面包塞进嘴里,腾出手来去翻门口的信箱。
 又是满满一箱的信。
 可又有些不同。
 在清一色的工作用的白色或褐色信封中,夹着一封格外醒目的黑色信封——不同于我想换成的遮光帘的黑色——那黑色深邃到看不透底细,却像是洞穿我所有的心思一般透着寒意。
 我想都没想就直直地把没有拆开的信封扔得老远,滑到地板的角落我看不见的地方。平复了一下有些紧张的心情,伸手打开手边那些读者来信和杂志社的合同,却一个字也看不进:那不同寻常的信不仅只是在我家里的某处,更是躺在我心里。
 如鲠在喉。
 我打开电脑,对着光标闪烁的空白页面呆呆的坐着——那和我现在的大脑一般的空白页面也似乎白得不那么自然,就连屏幕都有些刺眼。
 起身走到角落里,背靠着墙壁坐在地板上,构成一个对我无害的死角,以满足我极度需要的安全感。
 不过是封信罢了,又不会吃人,再不打开看看我怕是要被逼疯了。
 我咽了口口水,拾起地上的信封:信封是硬纸壳做的,正面一个字也没有,反面是复古的火漆印章封口。暗红的火漆像凝固的鲜血,摸上去的凹凸感饱满而冰凉,印章没有冗杂的花纹,只是一个简单的圆圈里一个粗粗的叉。
 不知为何,这些毫无指向性的标志亦或是一个字也没有的信封表面让我感觉到难以平复的心悸——时隔一年之后第一次熟悉而又陌生的悸动——以至于我揭开火漆的时候想竭力控制的完整性也未能做到。
 里面是薄薄的一张纸,打印出来的。
 
 “尊敬的杨明熙大作家:
 您好!
 希望您看到这封信的时候能回想起两天前发生在你家附近的凶杀案,有一个中年男性死在了自己的家里,他是中毒而死的,但凶手仍逍遥法外。我拜读过您的著作,十分佩服您缜密而又环环相扣的思路,我认为您能帮忙破解谜题。
 我是死者的哥哥,因为一些个人原因不方便透露更多的信息,不过如果您可以帮忙找到凶手,我可以支付您很大一笔酬劳。
 当然,您也可以拒绝我。
 只不过,我想这后果您可能承担不起。
 我会再联系您的。”
 署名是“人”,但不是打印出来的汉字,更像是用黑色签字笔话的建粗的一长一短的两条线。
 看完信后我长长松了口气,大约是悬而未破的暗自亲属急不可耐,打听到我曾经用在国外留学修的犯罪心理学帮警察描绘过杀人凶手的侧写加快破案,就把我当成了破案的救命稻草了。
 我轻蔑地笑了笑,把纸揉成一团扔进纸篓里:我可不是什么心地善良好管闲事的人,况且我最不吃的就是威胁这一套了。
 再说了,人一旦过上安逸的生活,谁会再过上担惊受怕的日子?
 纸团扔进纸篓,我心里的石头也随之荡然无存,晃晃悠悠地站起来,轻轻拍了拍裤子上的灰,走进书房坐到电脑前,立时思如泉涌。
 果然是自己多心了,那有什么心悸,都是自己吓唬自己。
 
 两个小时后,我满意地看着满屏的成果,通读一遍改掉几个错别字保存文档一气呵成。耳边突然响起电话铃声——宛如卡着时间的精准——我刚点下关掉文档的叉,手边的座机就响了起来。
 我打了个激灵。
 书房的窗帘没有拉开,等也没有打开,有些昏暗的房间里浅绿色的座机一下一下地闪着红色的提示灯,在白色的桌面上映出一丝诡异,“叮铃铃”的声音一声接着一声,短促而有力。
 我伸过去想接电话的手在脑海里划过一行“这后果您可能承担不起”的字之后又缩了回去,可电话依旧不依不饶地响着。
 要知道这个固话已经一年多没有响过了。
 毕竟这是个手机广泛应用的时代,我之所以还留着固定电话纯粹是因为恋旧,我从来没有给任何杂志社或是读者留过我的固话号码。
 等等。
 我的脑海里闪过一个名字。
 与此同时,电话依旧是不停地响着,我不接,它就不停。
 我颤抖地伸过手。
 “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