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真的在修仙》蜀山卧月眠霜

7、那些亦正亦邪的历史名人

　　古代的“行状”是叙述逝者生平的文章，为史官立传的重要依据。因为执笔者通常是逝者的门生故旧，所以行状之中偶有隐恶扬善并不奇怪。司马光的个人道德修养几乎完美，照理说，给他写行状是不必闪烁其词的，但接到这个任务的苏轼却感到有点难办——司马光弹劾过张方平啊，这事儿是写还是不写呢？

　　张方平跟苏轼兄弟感情深厚。当苏轼因乌台诗案下狱时，他曾毫不避嫌地上书相救。其后苏辙被贬去筠州做小吏，他送别时，也颇为恋恋不舍，有诗为证：

　　可怜萍梗飘浮客，自叹匏瓜老病身。

　　从此空斋挂尘榻，不知重扫待何人。

　　——张方平《送苏子由监筠州酒税》

　　如此提携和知遇之恩，自然使苏轼兄弟感怀在心。也罢，司马温公一生有那么多光辉事迹可以称颂，何必非在其行状中让老张中一枪不可呢？于是苏轼决定，当然不写啦！司马光因自己被罚铜二十斤，张方平被罚铜三十斤，为了那多出的十斤铜，也不能在温公行状里出卖老张吧。那么问题来了，老张这人究竟怎么样呢？

　　·张方平：亦正亦猥？

　　在《宋史》列传部分的叙述中，张方平既“颖悟绝伦”又“慷慨有气节”，才学和人品都立得住，加上因反对王安石变法而望高一时，怎么看都不像个反派。可是同在保守阵营的司马光同志就是看他不顺眼。

　　司马光：“张方平怯懦轻举。”

　　曾公亮：“兵不出塞，何名轻举？”

　　司马光第一次弹劾张方平应当是在1061年。彼时张方平以工部尚书知秦州，即管辖甘陕一带的边疆地区。当时出的状况是，有情报称西夏人快要打过来了，张方平立即做好应战准备，并奏请京畿禁军发来本路。

　　由于边境谍报的准确度实在太低，在枢密使的阻止之下，中央并没有调发禁军过去，好在西夏的大军也果然没来。

　　张方平的这一次失误难免受到言官的攻击，身在谏院的司马光为此上了三道弹章，批评张方平这人“怯懦轻举”，不是做封疆大吏的材料，应加以窜谪。这话说得不是完全没道理，如果守边大臣总是不能分辨情报真伪而率然兴事，那么不仅劳师动众，而且可能擦枪走火，没事也变成了有事。

　　但言官就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万一情报是真，而边疆守备空虚，那我方岂非必败无疑？曾公亮因此为张方平辩道：“兵不出塞，何名轻举？寇之不得至，有备故也。倘罪之，后之边臣，将不敢为先事之备矣。"西夏人之所以没有犯边，说不定正是因为张方平有所行动呢？如果因此处罚他，以后的边臣还敢在事发之前做好作战准备吗？

　　两边说得都有道理，剩下就凭皇帝定夺了。张方平也不是没有眼色的人，知道言官的嘴巴管不住，于是自请调任应天府，从秦凤路经略安抚使的职位上退了下来。

　　其实张方平自登仕途之后，就对边事十分上心。从他屡次上疏的建言看来，他是决不主张轻易举兵的。还有一个例子可以证明张方平也不算“怯懦轻举”。他徙知益州时，有人说侬智高在南诏，马上就要入蜀为寇了，朝廷也已调发了陕西的兵力过去。张方平认为这传言不可信，半道将戍卒遣回。适逢上元佳节，他命人张灯且大开城门三天，砍了造谣者的头，如此才安定了蜀人之心。镇蜀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如果说张方平的气魄和才干都不足任封疆大吏，那比他还合格的人恐怕也不会很多吧。

　　司马光：“张方平奸邪贪猥。”

　　宋神宗：“有何实状？”

　　数年后，宋英宗即位，想以张方平为翰林学士承旨。对此，欧阳修表达的意见是“方平亦有文学，但挟邪不直”，也就是才学不错，但人品有问题，这就比之前司马光的论点更严重了。不过曾公亮和赵概都表示没听说张方平德行有问题，所以任命依旧。

　　待宋神宗登基，张方平又再次升官，做了参知政事。司马光极力反对，称张方平“奸邪贪猥”。神宗不太高兴，反问道：“有何实状？”司马光于是上了几道折子。他倒是没有仔细说张方平的奸邪事迹，但提供了两个参考文献，一是请神宗去查包拯曾经弹劾张方平的奏章（刘保衡卖房案），二便是上文提到的秦州那件事。

　　刘保衡卖房案是这么回事。仁宗年间，京城有一个叫刘保衡的富商开了一个酒场，也许因为经营不善，欠了官府许多钱。三司使派人去催他交钱，刘保衡只能变卖家产以偿所欠。身为三司使的张方平居然就在这时买下了刘保衡的房子，于是包拯称张方平“乘势贱买所监富民邸舍，不可处大位”，张方平因此被罢免了三司使之职。

　　这件事可大可小，往大了说是“奸邪贪猥”，利用职权强买民宅。往小了说，其实张方平出的价钱也未必不公道，他可能只是正好想买房养老而忘了避嫌而已。但不管怎么为他洗白，这件事始终是做得不妥的。

　　宋人笔记中的一则记载也显出张方平在个人修养上没有司马光那么完美无瑕。据说他在益州时与一个名叫陈凤仪的妓女有情，离蜀之后还有书信往来。后来王素（字仲仪）守蜀，找到陈凤仪，把她与张方平往来之书信付之一炬，以免张方平为此所累。王素烧信之事大概是自作主张，并非出自老张猥琐的授意。不过老张因此“甚感之”（《墨庄漫录》），显然也有些畏惧人言的自保之心吧。

　　大节不亏，但在小事的处理上有欠考虑，甚或有贪小便宜的嫌疑 ，我想张方平这样的人实在算不上“邪”，至多也就是不能免“俗”而已。都说任命大臣得要求才德兼备，包拯和司马光认为他不宜处高位，也许说得并不过分。但人无完人，人主在权衡才德之时，或许并非不能忍受一点这样的瑕疵。毕竟其他选项可能更糟心。

　　·李清臣：亦曲亦清

　　另一个受到苏轼“乌台诗案”牵累而被罚铜三十斤的人叫李清臣，他后来跟苏辙闹得有点僵。

　　1056年，苏轼兄弟初到京城，年方二十五的李清臣是他们在帝都最先结识的人物之一。年轻人相交，自然不比拜访师长那般拘束。李大哥和两位苏姓小弟的一场风雨夜剧谈，是这段友谊的开端。

　　1077年，身为京东路提点刑狱的李清臣于沂山祈雨有应而作诗，苏轼兄弟都有诗和之。同年，李清臣邀请苏辙在南城亭终日对卧，两人互相次韵来次韵去，作了不少诗。可见当时关系还不差。

　　然而时光就是如此飞逝，政治就是这般无情。等翻过几页纸后，再看到这几个名字出现在同一篇幅中时，便已是剑拔弩张。

　　神宗晏驾于1085年，次年司马光与王安石这对老冤家也相继离世。即位后的哲宗因年幼未能亲政，宣仁太后便“以母改子”，着手变更熙丰法度，也就是废除新法的诸种举措，史称“元祐更化”。苏辙等旧党因此得到起用。

　　1086年，苏辙上了一道《乞选用执政状》，称李清臣、安焘等是“斗筲之人”，器量不大又才疏学浅，所做的一切不过是为了“持禄固位”，简直可有可无。又将宋神宗比作汉武帝，称武帝必以霍光辅佐少主而后可，若神宗自知天不假年，也不会让王珪、蔡确之流做顾命大臣。结论是，请罢黜韩缜、蔡确，别择明臣执政。

　　苏辙这道折子一口气得罪了大半个朝廷，不只抨击韩缜、蔡确，连吕公著、司马光也被说成是“有忧国之志而才不逮心”。相比之下，对李清臣的”持禄固位“的谴责，倒也不算太严重。那么苏辙的说法有没有依据呢？

　　御史中丞傅尧俞曾弹劾李清臣在开会时“饱食危坐，若醉若梦”，《东坡志林》里也说李清臣自称“多睡善饭”，看来这人平时可能真有点不够勤于公务。

　　李邦直言：周瑜二十四经略中原，今吾四十，但多睡善饭，贤愚相远。（苏轼《李邦直言周瑜》）

　　李清臣的“可有可无”还有一项旁证，那便是自他1083年除尚书右丞（后转左丞）以来，至1086年苏辙上疏说他的坏话，在这3~4年之间的《续资治通鉴》（毕沅）篇幅中，竟完全没有他的名字，可见他虽身居执政但没上什么有分量的折子，很有点混年资等升官的意思。

　　虽然没有明显的罪过，但尸位素餐也是一种错。王安礼曾经这样自嘲：我们今天说“诚如圣谕”，明天说“圣学非臣所及”，怎能不说是小人？以这样的道德标准去衡量李清臣，他可能确实不算是合格的执政大臣。

　　然而勤快与否其实根本不是重点，苏辙后来说得很明白，李清臣等人“非有大恶”，只是“意思与今日圣政不合”，也就是他支持变法，所以不宜在朝。

　　1087年，李清臣终于因反对废除新法而出知河阳，离开了权力中心。

　　七年后，宣仁太后辞世，刚刚亲政的哲宗很快就恢复了章惇、吕惠卿等变法派的官职——新的政治风向已然很明确了。

　　1094年，已起用为中书侍郎的李清臣在给进士出考题时，称近年来“复词赋之选而士不知劝，罢常平之官而农不加富”，一看便知是在否定宣仁太后废除新法的举措。苏辙指斥李清臣所撰策题为“邪说”，再次上疏以汉武帝作比，希望哲宗能救父之失，罢去新法苛政，保卫“元祐更化”的成果。

　　李清臣可算逮到了机会。史书称其“先媒蘗之”，大概是在苏辙以汉武帝比宋神宗这句话上做了点文章，以激怒宋哲宗。等到几人在哲宗面前争论时，哲宗愈发恼怒，于是罢了苏辙的门下侍郎，让他出知汝州。

　　风水轮流转，李清臣和苏辙这回可算是调了个个儿。不过除去了苏辙这个障碍之后，李清臣离相位依然遥远，因为苏轼的另一个老朋友章惇回来了，挡在了他前面。

　　史书评价李清臣因太想做宰相以至于“操持悖谬”，那他有何自相矛盾之处呢？一般的说法是这样的：

　　李清臣是首先倡议恢复新法的人，用计谋排挤了苏辙、范纯仁。等到章惇上位，他又因为自己没当上宰相而故意跟章惇作对。章惇要重贬司马光、文彦博等旧臣，李清臣对哲宗说，这些人虽然有错，但毕竟是累朝元老，处罚过重，可能使得舆论哗然。

　　“更先帝法度，不能无过，然皆累朝元老，若从惇言，必大骇物听。”

　　也许是因为变法派得背北宋亡国的黑锅，以至于李清臣向皇上建议轻责旧党都被说成是“操持悖谬”。客观说来，他这一次进言，还是积了点功德的。《宋史》说李清臣“性宽洪、不忮害”，不仅不是睚眦必报的人，还有几次以德报怨的事迹。所以他为旧党求情，也算是与他向来的行事风格一致吧。

　　据说章惇当政之日，民间有“惇贼邦曲”的说法。李清臣字邦直，“邦曲”讽刺的就是他。李清臣一度为“公议”所抑，又与章惇并称，又政治不正确地支持了新法，离“奸臣”之名仅一步之遥。但若细究下去，一身污名的他却实在还有不少优点。比如除了宽宏大量之外，他还比较节俭，且“居官奉法，毋敢挠以私”。可以想象，若是北宋变法成功，没有落得南迁的下场，李清臣在史书中的面目也会有所不同。

　　把哲宗恢复新法的由头归咎于李清臣的教唆，认为他这是通过首倡新法来获得人主的倚重，从而登上宰相之位，这套说法也许有点“欲加之罪”的意思。少了一点鲠直的李清臣自然够不上正人君子的美称，但他既不贪财好色，也不妒贤嗜杀的品行，却好像流露出了一股清气，所以暂且称他为“亦曲亦清”吧。其实党争中的是非对错实在太难分明，无非是互相指斥为小人而自诩正确，区别在于苏辙起头搞事情的时候手段比较温和，而章惇等则是恨不得将元祐旧党诛杀殆尽。李清臣算立在中间，不上不下吧。

　　饥不从猛虎食，暮不从野雀栖，爱惜名节的君子也许会在这种难免惹骚上身的时局里急流勇退，但也总有人选择在浑浊的洪流中蹚到底。至于他们的执着是为了自己心中认定的“正确”，还是渴望功名利禄荣身，还是兼而有之，还是先有济世的理想而后迷失了本意，还是怀抱着世俗的目的上路却在其间受到过高尚的感召，还是骑虎难下随波逐流，恐怕没有人能真的知道。

　　历史上像李清臣和张方平这样三言两语说不清楚究竟是正是邪的的人物还有很多。在正与邪、清与浊、雅与俗之间占据一个暧昧的坐标，如此模糊的面目也许比纯粹的君子更接近真实，也因此而十分受到影视编剧的钟爱。

　　以下开始跑题讲一部二十年前的电视剧。

　　·常言笑：亦正亦邪

　　96版《新龙门客栈》在塑造反派角色时颇费心力，比如剧中先借许显纯之口奉承了魏忠贤的“率性”和“真情”。

　　又让魏忠贤似褒又贬地说手下贾廷“根性过于厚道”。

　　然后干脆使常言笑直截了当地自称“亦正亦邪”。

　　常言笑是孙承宗将军麾下的密侦，潜伏在东厂里，又被魏忠贤派到龙门客栈接近男主角周淮安等人，是为双面卧底。他刚出场不久就串通客栈老板娘金湘玉干了一票杀人越货的买卖，所以正派代表周淮安跟他喝酒时，很不客气地叹息道“只可惜你作奸犯科”。

　　电视剧里的坏人为自己辩白的理由通常有以下几种：

　　一、宁使我负天下人，不使天下人负我；

　　二、人不为己天诛地灭 / 人为财死鸟为食亡；

　　三、他对我不仁，我就对他不义；

　　四、窃钩者诛，窃国者诸侯。

　　《新龙门客栈》的故事背景是东厂番子横行天下，所以最后一种理由是最为应景的。果然，常言笑也这么说了。

　　常言笑：“杀人放火，打家劫舍，是为恶贼。危害苍生，误国败家，是为枭雄。反正世情就是如此，倒不如让我亦正亦邪吧。”

　　按说小常既是孙将军的人，那在正式黑化以前，也该算是正面人物才对。而且他如此忍辱负重地为正道办事，比一般只会喊口号的正派人士更了不起，可他身上的邪气又是从何而来呢？

　　原因之一当然是他的双手早已沾满鲜血，而这种身不由己的作恶经历，也许会越发促使他在正邪之间摇摆，惹得他怀疑正邪对错之间的界线是否真有那样明朗——有些正义的目标必须走非正义的途径才能达到，那是君子不愿做的脏活，得由黑暗中的人来完成。他就是黑暗中的人。

　　身心俱苦的常言笑总是笑脸迎人而独来独往，倒是周淮安很喜欢抱团。他曾对常言笑说：“我要走的路虽然艰难，但并不孤独。”还在离别时祝福常言笑找到一个可以“风雨同路”的人。然而常言笑却说，“什么样的人自有什么样的路要走”。他的路注定是不能有同伴的。

　　君子抱起团来容易占据舆论高地，和魏忠贤对立的清流们就是这样一股势力。然而如前文所示，在历史的舞台上，如此“正邪”之争早已不是第一次上演了。欧阳修在《朋党论》中说，君主只要“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就能治理好天下。可君主讨厌的难道不正是那种手里攥着唯一真理的“君子之党”么？黄河不会因为伦理道德的辩明而减少泛滥，正邪之名通常会沦为政治斗争的工具，而“君子”之间旷日持久的互相攻讦和轮番得势，可能正是酿成国破家亡这悲惨结局的罪魁祸首。

　　周淮安等人经常得依靠彼此鼓励才能坚持斗争下去，而在无边黑暗中独行的常言笑，显然更难对光明将至抱持信心。他曾一再向信王等人确认：你们是否真能带给苍生一个清明盛世？信王是满口承诺下来了，然而信王就是朱由检，崇祯帝，所以这故事的结局已不用多说了。

　　常言笑不看好、也看不起朱由检。他知道这一路的辛苦大抵白费——这叫人如何甘心？！既然本就没有光明，那不如干脆走向黑暗的极端。

　　小常黑化的结局令人唏嘘，因为当观众为“亦正亦邪”的人物眼前一亮时，是并不希望他们丧失这个特点的。

　　想象中“亦正亦邪”的角色，好像应该既不认为君子所坚持的东西绝对正确，又不能对小人的贪婪感同身受。欲多一分，他们就是邪。痴多一分，他们便成了正。智慧多一分，他们就成了能厘清芜杂的圣哲。聪明少一分，他们便不过是高不成低不就的俗人。正因他们不偏不倚，落在了中间，所以无法融入任何人之中，所以好似有一种永远在“旁观”的清醒。

　　他们或许会用自己掌握的力量来襄助君子，但偶尔还会嘲笑君子的愚和痴。他们也可能因一时兴起而倾向于狂夫邪佞，却也难免冷眼他们的贪和执。仿佛一阵无形的风拂过清水与浊流，然后不露痕迹地离去，无所谓是否在史书上留下清晰的面孔。

　　可惜常言笑没有在正邪之间优游取舍的幸运，危机四伏的环境，必须随时改换面具而彻底丧失本心的表演，和一次次赌中求胜的搏命之举，已使他忘记了开始也不再在乎明天。他没能清醒到最后。

　　多希望他能一直在大漠中独行，等到同样正邪莫辨的枭雄于乱世中开创出新的局面，再回他的故乡浙江度过桃花树下的余生。

　　应笑我曹身是梦，何妨沉醉一千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