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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漫谈北宋高官的文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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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高官中，文学家的比例实在太高了。
所谓唐宋八大家，享国三百年的唐朝只占两席，剩下六位密集地出生在（北宋）1007~1039这三十余年间。其中尚书左仆射（王安石）有之，门下侍郎（苏辙）有之，参知政事（欧阳修）有之，礼部尚书（苏轼）有之。说宋朝文治兴盛，绝非虚言。
然而正因为北宋名臣的文学水平极其优秀，后人往往将其视作文坛巨匠，而忽略了他们在世时第一身份是政客、其次才是骚人墨客这一事实。
那么这些被后人钟爱的诗人、词人、散文家，当年到底“顺便”当过什么官，又有过哪些政绩呢？
寇准宰相
“波渺渺，柳依依。孤村芳草远，斜日杏花飞。江南春尽离肠断，蘋满汀洲人未归。”
寇准虚岁十九就考中了进士，年少得志而慷慨自信，优点是直言敢谏，缺点是情商太低，让太宗又爱又恨。
史书记载太宗将寇准贬官后，还蛮想他的，总不时跟人问起他的动向，却被告知寇准日夜纵酒，未必思念圣主……（皇上您这是自作多情啊）。
太宗听了只能无语。
在北宋初年与辽对峙的过程中，寇准是坚定的主战派。他曾促成宋真宗御驾亲征，使之与辽国订立“澶渊之盟”，宋辽两国因之得以相安百年。对寇准来说，这是颇让他沾沾自喜的大功一件。
奇功虽立，但刚愎自用且锋芒过露的性格，却决定了他的仕途不会太平顺。据说寇准的生活十分奢侈，喜欢摆宴席喝大酒，过生日之排场已到了僭越的程度。真宗曾因此大怒，好在同僚王旦用一个“”（呆）字救了他。
真宗意遂解，曰：“然，此正是呆尔。”（没错，他这就是呆。）《宋史》
寇准在太宗、真宗看来是个没眼色的呆子，宰相王旦则极称他的贤能。《苕溪渔隐丛话》说，当寇准身处廊庙，决断军国大策时，是多么意气奋然，有仁者之勇；可写到“江南春尽离肠断，蘋满汀洲人未归”时，又浑似一个优柔寡断的书生——“盖人之难知也如此”。
写诗是北宋进士科的考试项目之一，大臣会写诗并不稀奇。诗庄而词媚，与作诗不同的是，写词纯属娱乐活动。能在公务之余写词自娱并有词作传世，比写诗更能说明寇准血液中流淌着许多文艺细菌。
寇准，一个铁血柔肠反差萌的文艺宰相。
晏殊 宰相
“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
晏殊号称神童，虚岁十四就因宰相的举荐而与进士们一同参加廷试，被赐同进士出身。宋仁宗庆历年间，他拜集贤殿学士、同平章事，兼枢密使，等于掌握军政大权，足见仁宗对其信任之深。
虽然位极人臣，但晏殊的政绩并不突出，最可称道的大概就是提携了范仲淹、韩琦、富弼、欧阳修等人。宋庠、宋祁兄弟也出自他门下。
晏殊的金句有很多，除了曾被王国维引用的这句“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还有“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有“满目山河空念远，落花风雨更伤春，不如怜取眼前人”。
他鄙视在诗词中直白地炫富，但他的词句却有富贵气象，究其原因，大约在于他写的都是富贵闲人拈花饮酒的高雅生活，题材非常小资。换言之，晏殊虽决口不提金玉，但他笔下出现的情境一看就是作者家里有矿。
别人炫富：“轴装曲谱金书字，树记花名玉篆牌。”（≈我手戴绿水鬼喜提爱马仕）
晏殊炫富：“楼台侧畔杨花过，帘幕中间燕子飞。”（≈我闷了就飞去伦敦喂鸽子）
除了存世的《珠玉词》之外，晏殊对词坛的另一巨大贡献，是生了一个叫晏几道儿子。二人合称“大小晏”。
宋祁 工部尚书
“绿杨烟外晓寒轻，红杏枝头春意闹。”
宋祁参加科举考试时原本高中状元，但因他哥宋庠得了第三名，章献太后认为长幼有序，弟弟的名次不能比哥哥高，于是让宋庠做了状元，以宋祁为第十。
宋祁有多有才？据说晏殊当年爱他爱到恨不得天天都见他，甚至在自己的宅邸边上租了房子，邀请宋祁入住。
二宋是一母同胞的兄弟，虽然宋祁因生得晚而错失状元的荣誉，但这并不影响兄弟二人的感情。事实是，宋祁写文章、发议论的能力确实强过其兄，然而生活作风较为放荡。后来宋庠官至宰相，而宋祁只做到工部尚书，时人认为这跟兄弟二人性格的区别有很大关系。
宋祁曾上疏指出北宋有“三冗三费”的问题，这固然是宋朝国库空虚的症结所在，但前人已有论及，不算他的独创。后仁宗求直言，宋祁指出宋仁宗优柔寡断的毛病，说仁宗的三个缺陷在于“与贤人谋而与不肖者断，重选大臣而轻任之，大事不图而小事急”，可以说是非常犀利地切中仁宗要害了。
“红杏枝头春意闹”是宋祁所写的名句，王国维曾称赞这个“闹”字使得境界全出，宋祁也因这句词而被人称为“红杏尚书”。
他一面上安国御戎之策，一面写艳词传遍京师，博得一个“红杏尚书”的风流称谓。活的时候追求享受，死前告诫子孙务必将之薄葬，不要忌讳什么阴阳流俗，坟头上栽几棵树就行了。
人真的可以很复杂哦。
范仲淹副相
“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1027年，晏殊被贬为应天府知府，当时范仲淹正因丁母忧而去职闲居，晏殊听说过范仲淹的贤名，便请他来主持府学。
据宋人笔记记载，范仲淹为学生们制定了严格的作息时间表，夜里偷偷潜入学舍，看有没有人提前睡觉……
每次出题，范仲淹都要自己先写一篇范文，以把握题目的难度，更好地指导学生写作。他最擅长的是《易》学，同时泛通《六经》，俨然一时名师，使得四方学者辐辏而至。此后位居庙堂者，有不少曾是他的学生。
范仲淹的身世相当曲折。他两岁（虚岁）时父亲便去世了，母亲带着他改嫁朱氏，所以范仲淹一度姓朱名说，长大成人后才知自己不是朱家亲生。震惊感泣之下，范仲淹决定离家出走，去到应天府求学。直到考中进士，他才将母亲接来与自己同住，并改回本姓，光耀范氏。
极重名节的范仲淹，在守丧期满、被晏殊举荐为秘阁校理之后，便开始了他不计个人荣辱的怼天怼地之路。他反对群臣向太后献媚，反对宋仁宗废后，反对宰相吕夷简越次进用私人。把当权者得罪了个遍，贬官也就是在所难免的了。
范仲淹的际遇引得同僚纷纷上书相救，但这却更犯了当权者的忌讳。优容如宋仁宗，也认为这是“朋党”，不得不下诏书警告这帮人——别太崇拜范仲淹，朕才是本朝唯一的爱豆好吗。
范仲淹存世词作仅五首，其中《渔家傲》颇得唐代边塞诗雄浑苍凉的神韵。需知所谓“词”，在北宋初年仍是以花间月下的艳情为主要歌咏题材的通俗文学。而范仲淹写下“将军白发征夫泪”的时候，豪放词派的开创人物苏轼还没上小学呢。
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
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
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
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范仲淹之所以能写出这样的词，是因为他有过以文臣戍边的经历。他为将号令严明，爱抚士卒，与韩琦二人守边数年，大大加强了大宋西北边境的武备，终于逼得西夏请和。
“出而为将”的才能得到证明之后，便是“入而为相”。
宋仁宗以范仲淹为参知政事（副相），将他召还京师。以为自己终于有机会改革弊政的范仲淹，立即提出了十条措施，得到了仁宗的认可，史称“庆历新政”。然而大国改革从来都不是件容易的事，改革亦必会损害既得利益者的好处，所以自古改革家若非身首异处便是毁誉参半，范仲淹也因此受到了许多攻击。
戍边的功业，改革的功过，都已随历史风烟消散。但《岳阳楼记》永不朽。
欧阳修副相
“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
范仲淹被贬官时，为他说话的人中就有欧阳修。后来范仲淹在外戍边，也是欧阳修提出他有当宰相的才能，应该让他回来做参知政事。所谓范仲淹的“朋党”，欧阳修毫无疑问名列其中。为此，欧阳修专门写了一篇《朋党论》。
此论虽是因特殊的政治背景而发，但在文学上也有很重要的意义。当时读书人的文风艰涩，而欧阳修认为语言应当平易流畅，重要的是将“道”表达清楚，就像他那篇《朋党论》一样。
1057年，欧阳修担任礼部主试官，把那些写文诘屈聱牙的考生全刷了——考中的人有谁呢？除了欧阳修的学生、唐宋八大家之一曾巩之外，还有苏轼、苏辙兄弟。
欧阳修长期做谏官，因论事切直而颇遭忌恨，屡受污蔑。不过他的生活作风恐怕也确实不大检点，野史中有一些关于他的风流传闻。
不管这些传闻是否属实，他很喜欢女人这一点绝对是真的。这在他正儿八经的论文中是看不出来，全靠词作暴露。
一句“纵使花时常病酒，也是风流”，是他甘做牡丹花下鬼的宣言。一句“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将怨妇因丈夫在外玩乐而寂寞伤春的情态描摹得淋漓尽致，堪称北宋的李宗盛（跟我唱：“如果女人~总是等到夜深~无悔付出青春~他就会对你真~~”）。一句“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与月”，还成了《金枝欲孽》的经典台词。
司马光宰相 & 王安石宰相
司马光：“相见争如不见，有情何似无情。”
王安石：“念往昔、繁华竞逐，叹门外楼头，悲恨相续。千古凭高，对此漫嗟荣辱。”
司马光二十岁考中进士，性情肥肠直男，参加“闻喜宴”时就他不戴花，旁人对他说“君赐不可违”，他才勉强簪了一枝。王安石比司马光小两岁，司马光只是不爱戴花，王安石更夸张，据说连脸都不洗，堪称北宋官场的泥石流。
司马光和王安石虽然因为“要不要变法”的问题争了多年，但其实二人有不少相似之处。比如寇准晏殊热衷开party，欧阳修和宋祁喜欢女人，司马光和王安石就跟这些不良嗜好完全绝缘。司马光没有亲生儿子，王安石的独子先他而去，即便如此二人也不纳妾……两位宰相真的一点也不自恋且没有生育癖。
都不自恋，但都顽固得像牛。
宋神宗虽然认可王安石的新法措施，但也想重用司马光，就让他去做枢密副使（中央军政长官）。司马光说，我是反对变法的，皇上不肯听从我的意见，只用高官厚禄来打发我，如果我接受了，就是“盗窃名器以私其身”。他为了拒绝这项任命，上了七八道奏章，最后神宗拗不过他，才把他派去做地方官。
王安石也一样。当时开封有个小伙子，得到了一种叫斗鹑的鸟。有基友向他索要，他不肯，基友仗着跟他关系好就把鸟抢走了，他为夺回斗鹑赶紧追上去，结果把基友打得一命归西。开封府认为杀人偿命，此人该判死刑。王安石驳斥道，抢人东西就是盗贼，追上盗贼并杀之，属于正当的捕盗行为，应该无罪释放，开封府断错了。开封府的官员不服，这个案件就上诉到了审刑院和大理寺，上头都觉得开封府断得没错，要王安石谒阁谢罪。王安石说：“我无罪。”于是拒不谢罪——骨头硬到这种程度，换作别的朝代你看你能活几集哦。
王安石不仅性格强势，而且善于辩论，反对变法的朝臣根本就吵不过他。其实他本身是个君子，只是同时代的君子都跟他唱反调，而依附他的多是小人，这是他的悲哀。
王安石辞世后，司马光写信给吕公著说，王安石“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现在我们正在逐步废除他的新法，而不巧他去世了，肯定会有很多小人趁机诋毁他，（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发生），朝廷应该给予他更多荣誉，“以振起浮薄之风”。司马光的考虑真让人感动。
王安石是唐宋八大家之一，其散文成就高于司马光。但是司马光有《资治通鉴》。
苏轼 礼部尚书 & 苏辙 副相
“这两人作品太多选不出来”
司马光与王安石同年离世，之后扛起旧党大旗的是范纯仁（范仲淹之子）、苏轼、苏辙等人。
关于北宋的新旧党之争，概括如下：
简单来说，支持变法的是新党，反对变法的是旧党。（但其实苏轼兄弟并不完全反对新法中的所有内容）
宋神宗在位时新党得势，史称“熙宁变法”。
宋神宗死后，宋哲宗即位，高太后当政，旧党得势，史称“元祐更化”。苏轼、苏辙兄弟就是在这段时间回到中央的。苏轼官至礼部尚书，苏辙则从户部侍郎、吏部侍郎一步步被提拔成了门下侍郎，相当于副宰相。
宋哲宗亲政后，再度起用新党，并开始打击所谓的“元祐党人”，苏轼兄弟首当其冲。
宋哲宗英年早逝，宋徽宗即位。1102年，宋徽宗以“崇宁”为年号，意为“追崇熙宁”，于是对“元祐党人”的迫害加剧。已死的要追贬，塑像要毁坏，著作要烧得一干二净。
崇宁年间被列为“首恶”的苏轼，更是连其生前所撰碑刻都不能留下。但在全国“禁苏学”的法令之下，文人士大夫心中真实的倾向是什么呢？
事实是，崇宁、大观年间，东坡谪居海南时所作诗文流传天下，虽然朝廷明令禁止，但东坡诗作的黑市价格却已经炒到了八十万钱。拥有东坡真迹，无疑是一种对人夸耀的资本。而文人士大夫若不会背几首东坡诗，便“自觉气索”矣（《风月堂诗话》）。
连统治阶级内部都无法抑制对苏轼诗文的喜爱之情，所谓禁令自然也就成了空文一具。
一千年后，谁还记得苏轼当过什么官？只知“四海文章慕东坡”。
作者有话要说： 为了写这文，我的小说停更了好几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