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真的在修仙》蜀山卧月眠霜

36、司马光比高晓松还苛刻

　　经常听人说高晓松喜欢道德绑架，为此我特地找了一集《奇葩说》来看，想知道他是如何以“不切实际的过高的道德标准”来强迫对方辩手低头的。看完之后倒没有“绑架”之感，反而觉得他的论调十分熟悉。

　　他说人类为伟大事业献身不能仅考虑生死成本——这不难让人联想到义利之辨。“义”即道德准则，是“应该做的事”。“利”是功效、利益。窃以为高晓松这句话够不上什么“道德绑架”，因为同样的议题若由司马光来点评，他大概会直接说君子应当舍生取义。

　　你讨厌司马光吗？先来看看司马光到底有多“苛刻”吧。

　　·司马光的“苛刻”史评

　　北宋是推崇宽厚长者的朝代，司马光自然也不是削刻之辈，但他在《资治通鉴》中穿插的史评，却常把一些史有贤名的人物说得一文不值。那种“道德绑架”的程度，高晓松根本望尘莫及。

　　且看：

　　叔孙通为汉高祖刘邦制定了与时俱进的礼仪制度，司马迁推其为汉家儒宗。司马光则认为叔孙通因媚俗取宠而没有将古礼完整地保留下来，如此毁坏成规以邀一时之功的行为，令人不齿。

　　傅介子以使者赐金之名得到了楼兰王的接见，席间他让壮汉行刺成功，砍下了楼兰王的人头。楼兰王曾杀害汉朝使者，因而汉昭帝下诏褒扬傅介子“以直报怨，不烦师众”。司马光却说傅介子诱杀楼兰王的行为属于“盗贼之谋”，有失大国信义，不仅不当歌颂他的“奇功”，还因以之为羞。

　　贡禹在汉元帝即位之初上书，反复强调节俭的重要性，这本是一件好事。但司马光指责道：大臣进谏应当专挑难题论述，如汉元帝时的当务之急是屏退谗佞小人；所谓“节俭”，实乃汉元帝向来的志愿，本就不需要多说。若贡禹明明能分得清轻重缓急，却选择了避重就轻，那他罪过深矣。

　　王涯、贾餗为唐朝官员，因李训、郑注发起的甘露之变失败，受到牵连而被腰斩。时人以为王、贾死得冤枉。司马光则说，这二人明知李、郑是奸险小人，与其同朝为官而不以为耻，尸位素餐，偷生苟安，理应为天所诛。
　　……
　　综上，只要是违背原则的事，哪怕实行之后颇有实际益处，也会被司马光定性为错误。只要是符合“义”的事，哪怕实施之后有性命之忧，也会被司马光认为是非做不可的。司马光这种高度理想化的评价标准，是否是对处于具体历史环境中的人物缺乏同理心，有“站着说话不腰疼”的高晓松之嫌？

　　·司马光的“僵化”原则

　　1. 重义轻利

　　司马光的某些原则，今人理解起来确实有些困难。

　　比如叔孙通为刘邦制定宫廷礼仪时，曾说“五帝异乐，三王不同礼”，夏商周三代的礼法也是根据时世人情的变化而不断作出调整的。叔孙通将古礼与秦仪结合，创造了有汉朝时代特色的礼乐，如此虽没有完全遵循孔子维护周礼的复古精神，但到底使得汉朝宫廷井然有序，怎么说都是功大于过吧？

　　司马迁评曰：“大直若屈，道固委蛇”。虽然叔孙通的手段有些“委蛇”，但道非如此不可行。所谓物极必反，真要全盘“周”化，汉高祖未必满意。刘邦若不满意，到头来兴许是一场空。

　　然而计较“空”与“不空”，就是在考虑行为的结果，计算实际的功利。在违背原则的前提下衡量功利，以为只要所得利益足够大就可以跟原则妥协，这是司马光所不能认同的。

　　楼兰王的例子也是同理。

　　在楼兰王事件上，司马光的观点是，如果楼兰王继续杀害大汉使者，那么汉朝就应该陈兵讨伐，“明致其罚”，而不是采取“诱杀”这种虽然轻松但违背信义的手段。

　　司马光不妥协，不管与楼兰交战需耗费多少兵力都不妥协。他自号“迂叟”，大概正有此自知自嘲的意味。人们也许会觉得司马光这样的人太顽固，有点不切实际，但如果没有司马光这样的人呢？

　　妥协太容易，死磕太困难。一旦允许妥协，人很容易接连面临失去底线的原则大溃败。所以我们大概必须仅能在司马光的指责声中战战兢兢地妥协，才不至于在轻松的道路上沦陷得彻底。

　　2. 重义轻生

　　司马光认为王涯、贾餗活该受死，不是因为他们做了什么，而恰恰是因为他们“无所作为”——与奸臣同朝而没有与其斗争到底，该死。

　　只因不想祸及自身而选择了苟且于世，就遭到如此严厉的评价，冤枉吗？是否在坏人当道的年代，所有不与其抗争的人都是罪恶的帮凶？

　　其实司马光的史评并非没有给怕死的人一条退路，那就是“邦无道则隐”。如果正道难行，你又自认无力与邪道抗争，那你就别高居庙堂吧。

　　如郭泰，如申屠蟠，灭迹山林亦可，优游下僚亦可，只要不是身居高位，司马光都不会对你进行“道德绑架”。

　　·司马光的道德歧视

　　不难发现，司马光的史评看似“苛刻”，但其严格的程度与被评价者身份的高低有很大关系。他对士人的要求高于匹夫，对宰臣的要求高于下僚，对君主的要求又高于臣下。

　　平民百姓，不违法就可以了。下僚要清介自守，独善其身。高官必须重义轻生，极言人主之失而不怕人头落地。人君呢，不只动静举措不可离正道，而且头脑还非清明不可。所谓风成于上，俗化于下，司马光的讽谏，是以圣贤为标杆，让90分的君子自知不足，80分的士人争取优秀，60分的庸人慕君子之风。

　　你可以永远达不到这个标杆，但标杆必须崇高地存在着，这或许跟高晓松口中“人类的底线”意义相近。不是让你成为“崇高”，而是请你尊重“崇高”。

　　为什么司马光满口君子道德让人觉得理所当然，而高晓松的论调已经下调了宋人的标准，却还会令部分观众感到不适呢？

　　也许是因为，我们觉得在北宋时把人分为三六九等是稀松平常，以不同的道德标准去要求不同等级的人也很顺理成章；但如今的我们不想再被划去“下人”那一档次，却又承受不了“上人”所需承受的道德压力。

　　我们想要平均，在自己舒适的范围内划一条线，称其为合格线。合格线越低，自我感觉越良好。抬头一看，怎么神坛上还有君子，君子身上还贴着不可企及的“崇高”的标签？只要还有那个标签在，我就感到有压力，我就得承认自己道德有瑕疵，我就不能不在稍微逾矩时战战兢兢，我就感到了仿佛被“绑架”。

　　有人说高晓松的曲高和寡来自于阶级优越感，其实我的观感恰好相反，我以为他是在看了太多的“司马光”之后，比一般人先低下了谦卑的头。他明确地知道自己和圣人君子的距离十分遥远，才像个旧文人般心无芥蒂地去维护圣人君子存在的价值。他一边歌颂诗和远方，一边不还苟且地打着各种广告吗？他本人并没有假装进入不食人间烟火的境界，他只是想提醒人们在“利”之外还别有乐地而已。

　　是的，不是司马光像高晓松，而是高晓松身上有旧文人的影子。普通人要仓廪实方知礼节，君子则“一箪食、一瓢饮”不改其乐，这是旧文人头脑中的双标。高晓松对《金瓶梅》中卑污猥琐的众生态展露了极大的包容，却不厌其烦地对衣食有着落的读书人谈“诗和远方”，不正是这种双标的表现吗？

　　高晓松当然不是旧文人，他已经很不“司马光”了。但因在史家生动的描述中端详过伟大人格的模样，就不总能视庸俗的世界为当然。遗憾的是，当他想把书中的崇高与平庸世界的人们分享、以为至少读“书”人会有认同感的时候，却发现中间的断裂如此严重——

　　我们看的是《XX学的原理及应用》，你怎么看了那么多阳春白雪的童话？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