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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 1 章 ...

  •   “从今把钟鼓楼佛殿远离却,下山寻一个少哥哥,凭他打我、骂我、说我、笑我……一心不愿成佛,不念弥陀般若波罗!”
      清亮的嗓音从肺叶尖儿窜出来,毫不困难地做真假音转换。长音收尾,莲步轻移,幕头落罢,等满堂喝彩之后,这一曲《孽海记》才算收腔。
      临下台前,我剜了眼座下喝茶的人群,没见着薛将军。
      民国二十七年,长沙,不管是梨园这一方台子还是外面的世道,都不太平。
      二月初,杨小楼先生去世了,所有戏园一时间不知该休台还是照唱,若是继续开台,总有些见不得人的龌龊意味在其中,可非亲非故,为何得全国武生都赔他作孝?
      报纸上说,日本鬼子攻占了厦门,于是长沙也人心惶惶,生怕哪天小日本的刺刀就顶到了自己背心。
      我在后台卸妆,脸上厚重的油彩混了汗往下淌,像是窑里烧透的砖。
      忽的有人叩门,皮手套咚咚地敲着木门,声音沉闷,毫不收敛力道,我还没回他,那人居然兀自推门进来。
      来人是薛将军的副官,手上还捧着个雕花的红漆木盒。
      “军座让我来把这玩意儿交与你”张副官将那沉甸甸的盒子往堆着油彩的桌上放,我忙拢起瓶瓶罐罐给它腾块安逸地儿。
      张副官掀起那刻着盘螭的盒盖,丝绒软垫里躺着一套点翠头面,一旁还横着块不合时宜的东西,我扭头望了他一眼,竟瞧见他一屁股坐在我的戏服上。
      顾不得礼数和礼物,也顾不上脸上只卸了一半的浓妆,我揪着他军装肩缝把他赶起来,捞过搭在椅背上的戏服,理顺了挂在架上。
      刚取了勒头,这人一来,我的太阳穴又突突地跳着疼。
      “军座知道你爱甜食,这是特意从军部储粮里弄出来的……巧、巧古力给你。”他瞥了一眼被锡纸包起来的方块,蹩脚的口音让我不由得皱起眉峰。唱戏讲究“千金念白四两唱”,我最受不了谁带口音讲话。
      “薛将军怎么没来?”我细细打量那套头面,正宗的南派做工,大大小小五十来件,全由上好的翠鸟羽毛制成,想到这价钱,我瞬间震悚起来,“帮我带个话,以后别再送这么贵重的物什了。”
      “军部下了死命令,军座没法脱身,就遣我来了。当初说好了,凡你登台,场场必到的,这算作赔礼,文老板你收下便是。”
      “是要打仗了?”
      “也许。”
      我明白张副官不敢多说,识趣儿没过多追问,他见礼、意都带到了,起身欲走。
      踟蹰半晌,我著好长衫起身送他,听着他军靴蹬地的嗒嗒声出神,反复嚼着那句“也许”,他的语气和神情,还有薛将军的反常——平常他总是泥巴一样粘着我的,再加上煽风点火的坊间传言,我只能相信,长沙要乱了。
      送到大门,见到他替薛将军开的那辆小汽车,我才怯生生地开口:“如果真打起仗来,我会上战场么?”
      听了这话,张副官竟笑出了声:“有军座在,你别怕。”
      我苦笑,也没做反驳,目送他驱车离开。
      文殊凡,佞幸,娈妾,戏子。我了解不知内情的外人如何指责我,我也只是受着,权当做了乱世里的消遣,供旁人饭后娱乐的笑料。
      民国九年,家父因支持学生运动被捕,得了痨病死在牢里,文家顺理成章中落下去。那年我七岁,被母亲送到了戏班子里,从此“文二少爷”的名号便不再属于我,从小锦衣玉食没受过半点委屈的我,成了师父园里基本功最差的徒弟。
      饿肚子和罚撕腿是常事,最让年幼的我无法忍受的不是失去家人,而是师父那一根带刺的藤条。我有时被吊起来打,有时被几个同门摁在长凳上,光着屁股等那能把风都撕裂的鞭子落到身上。
      十四岁第一次登台,我唱的便是《思凡》。师傅说:“男怕《夜奔》,女怕《思凡》,若你第一曲唱响了名声,日后准能成角儿。”因此对我严厉有加,打我也愈发使劲儿。
      下了台,我连戏装都没褪尽,匆匆洗了残妆,套了件雪色中衣便往外跑,怀里揣着师父特赦的几个钱,想去街市上尝尝传说中的“条头糕”。
      不料,在戏园大门口遇上了周家的大少爷,从小和我一个书院的,仗着比我年长那么几岁,没少欺负我。
      “想不到,花不了几块大洋就能看文二少爷扮成女人团团转。”
      我是读过书的,《论语》里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我也一心惦念那美食,全然不理,只加快步子。
      他怒火中烧,一把拽住了我的头发,看来今天他不尽兴我是走不了了。这长发,其实1919年就该一刀剪去,只是母亲谅我年纪小,况且没剃满洲人的秃瓢,也就免了,之后学了唱戏,想剪也再没机会。
      发丝连根扯着头皮,疼,于是我开始恨这一头的烦恼丝。
      他求的不过是满足低劣的欲望:侵占,施暴,让我屈服。我大度,我君子,我不和他一般见识。
      他拧着我的衣服冲上来揍我,我下意识躲闪,一个趔趄带着他一齐倒地,滚进泥里。身上落下几个拳头,没有师父的藤鞭厉害,忍忍就罢,只是衣服脏了,得想个借□□代。
      这样想时,眼前竟出现一双军靴,帮我赶走了那小霸王,又拉我起身。
      薛临歧那年还不是国民革命军第九战区总司令,三十出头的模样,著着军装,军帽上的白太阳晃得我眼睛疼,随便捡了个称呼一个劲儿拱身道谢。
      我爸是被国民党的警卫队害死的,可我依旧向往着军人;后来进了梨园,成了花旦,还总偷偷摸摸练些刀马旦的唱词。
      薛临歧笑眯眯的,很是和蔼,我心里的恐慌消了大半,于是用泥手摸了把在他身上被展示得笔挺的军装。
      呢子衣料柔软,又偏偏裁剪硬挺,毛剌剌的,但不扎手。
      他问我,“喜欢么?”我痴笑,答,“喜欢。”
      都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果不然。我从小耳濡目染,心里了然这些军爷的意思,我恰好也喜欢薛临歧,他模样好,身量也高,更不像常人那般眼神污浊。
      我踮起脚尖,手臂环住他脖颈,将唇凑了上去。
      说懂,其实也不太懂,只是知道,喜欢一个人就该吻他,也撞见过一次师兄的□□,蒙在被下嗯嗯啊啊地耸动。
      这个吻实在青涩,门牙磕在一起,我嘴里一酸,吃痛想后退,却被一只大手覆住后脑,不容动摇。
      唇齿交缠间,我尝到薛临歧嘴里的烟草味儿。
      后来的事我不方便说,总之是一番云雨,腰酸,屁股也疼。
      薛临歧倒比我实诚,事后光着精干上身就问我:“有什么想要的东西吗?”我咬着下唇,嘿嘿地傻笑,我说:“条头糕!”
      沈大成家的条头糕,软糯不黏牙,绿豆馅,外皮裹着绿茶粉,细腻香甜,那滋味我忆了好久,之后沈大成举家逃命,我再没机会吃到他做的条头糕。
      甜点下肚,嘴边还沾着圈细粉,我伸舌头舔掉,这下嘴里不复烟草的苦味了。薛临歧不吃,手肘撑在桌沿托住下巴,饶有兴味盯着我。我少不更事,不明白那原来是场交易,所以我摸出一直掖在怀里的大钱,拍在桌上,扭身就走,摆手当做告别,穿着他买来的新衣。
      “下次还来听我唱戏罢。”
      我误了时辰,回去已是戌时,蹑手蹑脚从后门溜回房,却在穿堂就被师父抓了个正着。他甩着手上的鞭条,我视线追着那飘摇的鞭尾,这是练眼神的基本功,一旦眼睛没抓住鞭影,下一刻鞭子就要挨到身上。
      “去了哪儿?”师父挎着方步坐在太师椅边沿,放下了藤条,一手托着茶碗,一手用碗盖捋去茶叶。
      “和一个军爷上了床。”
      这话我答的坦然,师父倒是被呛得将一口热茶全喷在了我脸上。
      我分明看见他端茶的手一抖,茶杯碎在地上,和巴掌声同时响起,我只觉得右脸火辣辣的疼,耳朵里嗡嗡直叫。
      跪直被打得歪倒的身子,我静候师父发落。
      “孽障!我收你为徒,竟是为了让你爬别人的床?”我不敢抬头,但我知道师父定是面色铁青,他怒极时总是如此。
      “我教你唱念坐打,却从未教过你这些腌臜玩意儿!”
      我知道我也许是做错了,难道我和爱人寻欢也是错事?虽然这爱是一时的鬼迷心窍,是我见色才动心。
      师父拎着我的衣领提起来,边骂边扔出了大门。
      “你母亲把你托付给我,可不是想要你这样活着。”
      当晚我找了个抗风的桥洞睡了一觉,第二天卯时未到,天还暗着,我就跪在了梨园门口,日里奔波的人还没起,我试图造出一种,我已跪了整晚的舆论氛围。
      我在喧腾的人群中跪了一天,褒扬没有,闲言碎语倒是收获不少,好像有人说我和官员私通,更离谱的是,有人说我强要了李家那年青的寡妇。
      我这心,是越跪越凉,膝盖反倒渐渐没了知觉。夜色四合,人群隐去,师父才将我领了回去,再没提过这事儿。
      我依稀记得,当年我喊薛临歧是“将军”,最后他果然坐上了将军的位置,我也从那个小屁孩儿变成了长沙的名角儿。
      民国二十八年,小日本开始攻打长沙,我依旧唱戏,台下依旧热闹。长沙城,会逃的早就到了安稳的西南,中国人讲究安土重迁,留下的也是些熟面孔。在那个精神生活极度匮乏的年代,来听戏的人只多不少。薛将军偶尔来,但更多的时候,戏台正对着那个二楼厢位都是空的。
      戏班子里日子很容易消磨,练功,教新的门生,唱戏,同师父聊天——他早不再打我。只是没想到,这仗,一打便是五年。
      其间我极其郑重地向薛将军请示,我说我想上战场,我给他讲儒学的“舍生取义”和“杀身成仁”。薛将军抽着纸烟,神色淡然地听我的长篇大论,末了一句话回绝了我。
      “我薛临歧一介粗人,只懂用兵打仗,你说的什么鬼东西我听不明白。但我知道你上了战场只能送死,长沙不缺你一个野兵蛋子。”
      “凡儿,别再总想着战事了,再给我唱一曲《思凡》罢。”
      于是我妥协。
      我虽唱戏,但我绝不做戏中人。从小我便厌恶那句“奴本是女娇娥,又不是男儿汉”的念白,连带着也憎恨有二心的小尼姑色空。“既来之则安之”,已经遁入空门,为何总想着“下山寻一个少哥哥”。
      之后,鬼子打到哪里,我的我的戏班就随着薛将军退到哪里。
      民国三十三年,我在长沙资兴县唱戏,薛临歧循命撤退长沙,走前我们最后吃了一次条头糕,外皮裹着的绿茶粉换成了抹茶粉,听说是日本的货色。
      师父染了风寒,腿脚不利索,戏班也散得差不多了,我们不再搬台子,在资兴县扎稳了根。
      我也想通了,我并不是想为国捐躯,小时候的理想早变了味儿,我不过是一心求死,希望能借此为我贫瘠的生命留下些值得纪念的。我打心眼里不愿意成为后人口中的“长沙第一名角儿”,或是“薛临歧床上的兔儿爷”。
      资兴县沦陷时,我仍在台上唱戏,只是可惜薛临歧送我的那套点翠头面不合这出剧。师父帮我配着锣鼓,我怀里揣着薛临歧留给我的手枪,我只要了两颗子弹,一颗给师傅,一颗送自己。
      台下空荡荡一片,戏唱到正酣,搁三五年前应是满堂喝彩。如果薛临歧不是劳什子的总司令,他肯定还坐在上座,手边摆一碗滚茶,笑吟吟地望着我,遑论家国要事。他的确不懂“舍生取义”,但他懂我。
      日本人冲进来时,我正唱至“下山”。
      “一心不愿成佛,不念般若弥陀波罗——”
      我多年来隐忍惯了,我麻痹自己,我是君子,偶尔也威胁我蠢蠢欲动的内心:我只是个戏子。但我这次要在他们面前堂而皇之地死去,只留下尸体余温。抢到了半个中国又怎样,总有不属于你们的东西,譬如“民族节气”,再譬如“杀身成仁”。
      我拔枪,曲子终了,戏只唱给中国人听,畜生不配。
      《孽海记》这便是最后一曲,薛将军无福,文某从此也不再唱了。
      谢幕罢。
note 作者有话说
第1章 第 1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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