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一页》蓝宝石别墅

9、Ｂ章 猫说（一）

　　这段时间，睡眠不好，半路醒来，天半明半昧，人似梦非梦，会想起《长恨歌》里那句“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也会更多地忆起年少时光。
　　总是我们三个人在一起，我，培丽，采薇。
　　我们在西藏路天桥下的光明咖啡馆吃一角钱一杯的的清冰霜，采薇说她请客，培丽说不要，大家自己买自己的。
　　清冰霜里没有色素，洁白如雪，清爽而微甜。
　　吃完了，我们三个人又一起朝淮海路方向走了大约一刻钟，来到嵩山电影院，那里在放映黑白片《复活》。我们三个人都看过托尔斯泰的这部小说，于是怀着敬仰的心情买票观看。
　　银幕上是流放西伯利亚的洪大而苦难的人群。小小的电影院、黑暗的空间里银光辗转，充斥着管弦乐的恢宏而悲壮的旋律。
　　我们三个人神情肃穆，陶醉在圣洁的艺术氛围之中，沉默无言。
　　那是在我们读高中的时候。
　　十六岁的花季，十七岁的雨季。
　　那情景如在目前，生动而清晰，一转眼，已经三十多年过去了。
　　蓦地，我好像从梦中醒来，那一切消散了，我一时想不起自己身在何处，今夕何夕。
　　微明的光线中，我环视自己所在的卧室，看到天花板上一条一条贴角线的繁复花纹，还有大衣橱顶部伸出的檐角，过了很久，才慢慢有了熟悉的感觉。

　　真的像做梦一样，那一切，已经如此久远。
　　光明咖啡馆、嵩山电影院、一角钱的清冰霜、《复活》黑白片……
　　所有的一切，都已消散无踪。
　　房子拆掉了，物价已飞涨，世界早已变幻了模样。我记忆中的一切，如今，也仅仅只存在于我的记忆中，而已。它们跟我长在一处，活在一起，也终将与我同逝。

　　近来，我总是如此，控制不住地回忆过去，也无法遏止地思量生死。据说，这就是衰老的表现。
　　是啊，怎么能不老呢？那么多人事都已变迁，小猫，都快要大学毕业了。
　　小心翼翼地托着小猫的头颈，把她软软的身体当宝一样捧在胸前，喂她吃奶、哄她睡觉……这种种情景，我忽而记起，明明白白地如在目前；但更多的时候，我好像把这些都忘了。无暇忆及之际，这一切便都远得好像不曾存在过一样……

　　接到培丽断断续续的求救电话，我无比凄惶，却并不讶异。“耳畔频闻故人死，眼前但见少年多”，形容的，就是我这种略带麻木的心情吧？
　　呸，呸！我应该拿张草纸擦擦嘴，培丽还没有死呢！老天保佑，她也不会死的。
　　更确切地说，我对培丽境况的担心，有点像读书时坐在教室里看着吊扇在某个人头顶不停地转啊转，想象它会掉下来，一边掉，一边依然转着，终于像铡刀一样削掉下面人的头顶；又或者，像以前看小猫坐巨大的流星锤，总不免害怕它会松散、掉落，把上面的人甩到空中、砸到地上……
　　这些阴暗恐怖的想象无由隐现，在一些模糊的念头里出没，按下葫芦浮起瓢，却又难以启齿，不可告人。并且，那种恐惧并不尖锐，反而是很钝很钝的。
　　那些可怖的情景，通常不会发生。只不过通常不会，不等于永远不会……当一直担心的事情猛然成真，突如其来，我的心便一下子被抽懵了似的，那种痛、慌和恐惧，仍是钝钝的、广漠的，它们渐次苏醒，此起彼伏，起聚越沉，令我感到一种充满宿命感的悲凉。

　　并不是觉得培丽可怜。不是独居，身边有人又如何？病、痛，乃至死，都是自己的，无人替。人生终有一些境遇和时刻，唯有独自承担。
　　我又想起跟家俊谈恋爱时的那件事，那根我心底小小的刺。
　　那一点踅痛的感觉，犹如微小而无声的提醒，要我看淡并包容某些人间的真相。

　　那天本来是极快乐的。
　　我跟家俊相识半年，已十分投契，想要结婚。我们下班后约了见面，在德大西餐社吃了晚市套餐－－炸猪排、罗宋汤、炒饭、意面，随后就从云南路逛到了淮海路，温馨自在。并不想去哪里，也不想买什么，只为两人可以挽手而行。
　　不知逛了多久，来到到香港广场那里，看见一只大钟，时间是十点十分。我们觉得还早，就又瞎逛了一圈。等我们再次回到香港广场前面，看见那只钟还是十点十分，于是惊觉被骗：那只钟原来是假的。它只是一只钟形的雕塑，时间永远停在十点十分。
　　家俊拿出手机看时间－－记得那时，他用的手机是摩托罗拉，我的是诺基亚３２１０。那种手机除了打电话、录音、看时间，不记得有其他功能。
　　家俊一看时间，笑道：“十一点多了，末班车都要没了！”
　　于是，我们慌忙朝人民广场赶，那里有两路车，一路可以坐到他家里，一路可以坐到我家里。
　　两个人正跑着，下起雨来。是夏末秋初的夜晚，白天仿佛预报过有个台风与上海擦肩而过，夜里会有风雨，但我和家俊忙着恋爱，不可能因为天气预报说要刮风下雨就不出来约会了。好在我带了一把伞，家俊却连伞也没有带。
　　雨越下越大，风也越吹越冷，一把小伞根本没用。我们俩拥在一起跑到车站，浑身湿透。
　　车站空无一人，不知道末班车还有没有。雨横风狂之中，也看不清站牌上写的末班车的时间。
　　家俊说：“要么，还是站到马路当中去一点，看能不能拦到一辆出租车。”
　　正说着，一辆公交车破雨而来，看那车头亮着的橘黄色灯牌，是家俊可以坐回家去的那路车。
　　我和家俊虽然都住在浦东，却完全是两个方向。那时的浦东比浦西空旷很多，不同的街区相距甚远，这么晚，换车几乎没有可能，所以，我们谁也没打算不管来哪路车先一起坐上去再说。至于去对方家，这么深更半夜的，老派的我们，在刚刚确定恋爱关系的阶段，连想也不曾想过。
　　家俊一看自己能坐的车来了，一边激动地叫着“我的车来了”，一边就从我伞下钻出去，朝车子狂奔。
　　奔了几步，他又一下子顿住 ，回头看我，嘴里乱七八糟地喊着：“我，我先上去了，啊？你去叫差头！啊，撑好伞，去叫差头！我先上去了啊！”
　　好像只有几秒钟，我的男朋友和那辆令人惊喜的公交车全都不见了，我一个人站在黑夜的暴雨中。
　　我清楚地记得当时心口被狠狠顶了一下的感觉，很闷。惊慌霎时腾起，有一瞬间，我脑子是空白的，不知如何反应。
　　但我也很快镇定下来。我想在车站再等等，看我可以坐的那路末班车会不会来。如果等到十二点还没有，我就准备去打的。那时候雨也许会变小，也许会停，人民广场附近出租车还是很多的。
　　然而，没过多久，我坐的那路车的末班车就来了。我爬上车时那种谢天谢地的欣慰，似乎轻易就冲散了之前说不清楚的郁闷。

　　如果我二十岁，我会跟如此这般把我一个人丢下的男朋友分手吧？
　　我想会的。
　　但那时候，三十三岁的我，却很快排解了郁闷，也很快体谅了家俊。他只是做了一个正常人在当时的情况下会做的正常事。
　　而那时的我，既不是小孩子，也不是家俊的孩子妈，我是一个跟他差不多年纪的成年人。如果他放弃那辆末班车，除了多一份麻烦，又怎么样呢？
　　是的，他好像不怕我生气，不怕我因为生气而分手。
　　我想，他的确是不怕的。
　　那时候的家俊，是一个辛苦辗转之后而终于在上海站稳脚跟、考虑结婚的三十五岁男人，他想找的，只是一个可以跟他同甘共苦的、体贴他的妻子，而不是一个会因为在下雨的晚上独自回家便哭哭啼啼的、娇滴滴的小姑娘。

　　事实上，家俊事后还是很慌的，第二天下班就急急地赶来接我，看我的脸色。但我好像只把脸板了几秒钟，就恢复如常了。想来，那时我的，真的已经过了对爱情和男人抱有幻想的年纪。
　　是的，我记得那件事，但不是记恨家俊，只是记住了一种懂得和释然的感觉，记住了我自己在选择这段婚姻时的平和而现实的心态。
　　托付终身，本来就不是单方面的事情，是彼此托付。
　　这辈子，如果找不到可以托付的人，像培丽，像采薇，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