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乡愁》伊乡人

12、和父母的第一次探亲

　　提起探亲，耳畔就响起火车车轮轧在钢轨上“卡嗒卡嗒”的声音，脑海里随即出现风沙苍茫的干沟，还有那浓缩了一万多里路的七个昼夜。
　　说起和父母的第一次探亲，那是一九七五年八月底，父母一直计划的探亲假终于批下来，母亲因姥爷姥姥健在，可以享受四十五天带薪的探亲假，但必须在假期内回来，再凭往返车票报销路费，无父无母的父亲只能一切自理，假期内还没有工资。那时人口流动控制的很严，出远门要介绍信，介绍信上要所在单位盖章，户口所在地派出所盖章，没有这些，吃饭住宿都成问题，还有遣回原籍之虞，所以从申请到审批下来经过了不少时日。
　　听说探亲假批下来，家乡的人和事一件件一桩桩都是父母的话题，越说心里越不平静，毕竟十多个年头没有回去了，结果一宿没合眼，第二天还精神抖擞的去上班，到决定走的那晚又是一宿没睡。
　　那时我们还小，大姐不满十岁，小弟不满两岁，这么远的路途，准备工作是必不可少。
　　首先是旅资，这对父母不是问题，他们靠平时的节俭已小有积蓄，不用像支青那样靠借贷探亲，用回来报销的路费还帐，这也是父母比较自豪的；其次是筹备全国粮票和布票，除了路上的用度，也是回去馈赠亲友的最好礼物；最后是准备干粮，当时副食品供应不足，只有逢年过节凭票定量购买，父亲担心路上食品紧缺，特意准备了好存放的大饼、炒米和干炒面。
　　当时团场还没有长途客车停靠的站点，从连队到长途客运站，要到离连队五六十里以外的沙井子或阿克苏等车，到了那里还未必能买上去大河沿的长途客运票。我们都还小，为了尽可能减少路上的磨难，父亲托人找愿意搭人的顺风货运汽车，在等待消息的日子里，出发的日子拖了又拖，在朋友的帮助下，终于找到了顺路的解放牌货车，总算定下行程出发了。
　　我们当时的运力主要靠畜力，见到放电影的小四轮拖拉机都当稀罕事，谁家来个开汽车的亲戚，这家人就成了我们崇拜的对象。现在我们也能坐上汽车了，而且是第一次坐汽车出远门，我们既新鲜又兴奋，还自豪，毕竟这里大多数孩子连队都没走出过，他们的父母因为没有探亲假，无法像我们这样风光，何况还要坐火车回内地老家呢！
　　汽车开离团场就在荒原里奔跑，我们透过篷布的缝隙向外看，路边除了零星的碱嵩就是鹅卵石累累的戈壁荒滩，让我们的好兴致无处安放，但我们也没其他可做的，就那样扒着篷布呆呆的看向远方。
　　第一天我们在新鲜兴奋自豪中度过，第二天便觉着无聊。司机开车也很随意，朋友也多，他能半夜出发，也会天大亮着就收车，一路上不断停车访朋友，一耽搁就是小半天，根本不理会父母的归心似箭。他去的都是小地方，有时还走小路，遇着路况不好的地段，肠胃颠成一锅粥，好半天都不觉得饿。虽然还是九月，半夜起来穿了夹衣还听见上下牙磕在一处，天上的月亮亮汪汪的，特别清冷明亮，车子跑了很远，它还跟在车顶照着我们。
　　假期的时间有限，在路上多耽搁一天在老家就少待一天。父亲心里很着急，终于在司机访友彻夜不归时找他谈话了，司机也觉得自己做的过分，在父亲的催促下，于第四天上午赶到大河沿。
　　大河沿的车站不大，候车厅里挤满了来自全疆的各族人民，大家手里都拿了介绍信排队等售票。我很好奇，硬要随了父亲挤到售票窗口看热闹，当我费力的踮起脚，才能从一个很高很小的木板窗洞里看见售票员小半边脸，结果这一踮脚不要紧，售票员看见我了，父亲不得不为我买了一张儿童票。
　　剪过票进站还要等很长一段时间，这段时间到底有多长谁都没个准，只要是进站的人都是一副箭在弦上的架势。因为上海知青探亲时发生诸多亲人走散的传闻，为防止类似事情发生，大姐被安排抱了熟睡的小弟倚在墙根那儿等待，妈妈牵了小妹，让我跟了父亲。大家在站台上徘徊，同是团场出来的男人们商量着如何把小孩子送上火车。
　　父亲跟临战似的没心思管我，我成了散兵游勇，东瞅瞅西看看，却并不敢跑远，总是在人群外围转悠。那天也是个有月亮的夜晚，不知为什么，那天的月亮却不是很亮，车站似乎没有电灯，蒙蒙胧胧月光使整个车站蒙蒙的不太明亮，四周围的景物影影绰绰，走动的人们感觉是在梦游，我几次从大姐身边走过都不知道她是谁，竟然没敢靠近。
　　当火车拖着长长的吼声进站，等在站台的人们像是听见开战的冲锋号，人群一下炸了锅，乱成一团挤成一团，事前商量的那些章法都在火车进站的那一声吼叫中支离破碎。
　　这是我们第一次见到火车，所有印象都被挤车的紧张和慌乱填满，我不知是被父亲递上车的还是被别人当作自己的孩子挟上去的，总之我是全家中第一个上的火车。从黑暗中一下来到灯火通明处（那时候我们还没有见过电灯），又看不见家人，我有些不知所措，傻傻的站在拥挤的门道里被人挤挤抗抗，更不知到车厢里找座位。一个女孩哭着喊着“让我们上去，让我们上去”，车门口静止了一会儿，在大人们的嘈杂声中，只见一个八九岁的女孩背着一个六七岁的双脚裹着纱布的男孩从人的缝隙里哭着挤上来，等他们上车后，车门口随即又陷入一片混乱。
　　终于，我看见父亲背着行李挤上火车，又在窗口找到抱着小弟的大姐，火车已经启动了，还不见母亲和小妹，车厢里到处是人，座椅上，地上，座位底下，这是我长这么大见到过最多的人，也是我第一次到过的最狭小的公共空间。父亲根本顾不上安顿我们，又急着去找母亲和小妹。
　　火车开动了，车厢里人头攒动，到处是人和行李，有小孩哭着喊“爸爸”“妈妈”。他们的哭声让我们感到害怕，就在眼泪几乎掉下来时，看见母亲领了妹妹回来，而父亲帮别人找孩子去了。直到下半夜，车厢里才逐渐安静下来，爸爸回来了，和另一家人家商量，一起挤在车厢衔接的过道里。事后听母亲说，那背着弟弟的姐弟俩只找到他们的妈妈，他们的爸爸因为找不到他们留在大河沿了。
　　我们一家六口就这样挤在火车门道狭窄的空间里，父亲在地板上铺了床被子，我们忘了挤车的一幕乐不可支的在上面蹦蹦跳跳。乘务员虽然再三说这里不许住人，但并不认真执行，那年月，火车里挤得寸步难行，能呆人的地方都挤满了，连硬座下躺的都是人，就是卫生间也被逃票的占着，谁还能容忍浪费这样的空间？这些他比谁都清楚。
　　第二天下午，和我们一起挤在过道里的人家到站转车，下一站，从一个不知名的小站上来一对母子，母亲三十多岁，背个黄军包，拿个小板凳，牵着一个五六岁的男孩挨着我们坐下，分享我们并不大的空间。这妇女包里带的是小画书，安定下来她就拿出来讲给男孩听，我们因此也借光，听她讲故事。晚上，母亲看她抱着孩子睡觉，就让她把孩子和我们挤在一起，她自己陪着那妇女一起坐着打个盹。
　　以后相熟，得知这妇女也是上海知青，她带着儿子回去找女儿的。女儿从小在上海长大，对外婆感情很深，常念叨着去看外婆；她家就住火车站附近，随时都有可能跟火车走；这不孩子都不见好几天了，才好容易请假回去找找。她拿出一张姐弟俩的合影，相片中的女孩带着红领巾，很秀气的样子，是我们印象中知青们在上海长大的儿女的模样。这位母亲没有丢了孩子的着急样子，这可能是那个年代没有拐卖人口现象的原因。
　　坐了三天三夜火车，我们一家必须在徐州下车，然后转乘开往连云港方向的列车。转车是件很麻烦的事，因为即将到家，这麻烦就显得无足轻重了。
　　徐州车站是个大站，是我们一路见过的最繁华的城市。徐州车站的夜晚灯火通明，站台上玻璃柜台里摆满各式水果，让我们见识了内地繁荣的一隅，甜梨、西瓜、苹果我们都不希罕，只嚷嚷要香蕉。那时没有保鲜措施，香蕉都不是很新鲜，吃不好会闹肚子，父亲只挑了两斤给我们尝鲜。这里的天气明显热了许多，父亲不得已，又把我们的外套打进行李。
　　在徐州车站等车的人很多，一拔一拔的来，一拔一拔的走。到了夜晚，候车厅里的人零落起来，光滑的大理石地面泛着光，与灯光相映成趣。地面透着凉意，清洁工随时打扫，我们贪凉，脱了鞋袜赤足走在上面玩。
　　当夜是怎么上的火车已记不清，只记得第二天上午到海州洪门车站下车。海州洪门车站是一个很小很旧的小站，也只有我们一家人在这里下车，一个没穿制服的工作人员察看了我们所有的证件，让我们从一个边门出站。
　　按计划我们先奔岗咀新庄姥姥家，路过锦屏磷矿遇见母亲的旧时同学，妈妈跟她借了平车，父亲把行李和妹妹弟弟放在平车上，妈妈领着大姐和我随着父亲拉着平车往前走，路上又遇着同庄在磷矿上班的人，母亲托他捎口信回去，等我们进庄时，庄里得到消息的人都围在进庄的路上，前呼后拥的都是来看新疆人的。
　　尾随着母亲我们走进一户人家，进门的第一眼看见的是一个干瘦的老人（姥爷），母亲见了他第一句话就是“俺妈呢？”，而坐在桌旁的老太一把把我拉进怀里直喊乖，非让我喝她面前的白糖水，白糖水还很烫，我喝了一口，舌头烫了一下，虽然很甜，也不愿再喝第二口。等我们进家坐下，前门后窗都围的是人，久久不肯散去。
　　在姥爷家安顿下来，日子忙碌又多彩。首先是洗澡洗衣洗被褥，把一路风尘统统带到山涧洗尽；其次是走亲访友，或接待亲友来访。那时外出的人不多，对父母远走大西北又是十年才见一面，自然的感慨唏嘘。父母每次出门，都到街上的百货店里买四色点心带上。百货店像四十大盗的宝藏，一进门，就看见许许多多没有见过的色彩鲜艳的工业制品堆在高高的货架上；柜台前常常是人头攒动，多数时候我们根本无法靠近，只能贴墙根站着，以免被人碰着，然后眼巴巴的看着众人的后脑勺。
　　终于有一天，爸妈带我们去他们买点心的百货店，为我们买凉鞋，柜台前人头攒动不能近前，人们拿了抢到手的商品满足的离开，让少见识的我们大开眼界。父亲把我们安顿在墙壁前贴墙根站好，免得被人挤，他则挤进人堆给我们买凉鞋，等我们把塑料凉鞋穿在脚上，就有了知青孩子的骄傲，因为在农场，只有他们才有这样的穿戴，同时也羡慕起这里的同龄人，因为不管大小，他们都穿这样的凉鞋。
　　穿上塑料凉鞋的那天，在百货店旁边的照相馆里，我们全家第一次照了全家福，还和叔叔家的孩子一起合影留念。这是我们第一次照相，心里即欢喜又紧张，当时正值我换门牙，想笑又不敢放肆大笑，照相时也抿着嘴生怕露出豁牙，就这样也掩不住满脸的笑模样。
　　父母每次出门我们都谗巴巴的想跟着，其实我们跟去，既没有点心吃也上不了席面，去了只是图个热闹。当然，父母也有带我们出去的，一次是去海州二姨家，母亲带了大姐特意从她曾就读的海州中学门前走，结果走到鼓楼就转向了。还有一次是去父亲老家赣榆，这次也特别郑重，商议了几次，说定了日子才动身。我们下了班车，四大爷推着我们在电影里才能看到的独轮车来接我们，跟着他我们又走了很远的路，来到了一条黄苍苍的大河边，然后坐机动船，坐上船人们都不说话，怕说了不中听的话惹河神发怒掀翻了船。等船停下还没靠岸，四大爷家的等在岸边的哥哥抱着我们下船，因为我们都穿着鞋，他们要走了很远才把我们放到干燥的泥地上。
　　四大爷家的条件显然不如姥爷那，也比不上我们农场，我们吃惯的大米白面在他们眼里都是美食，而他们吃的煎饼我们很稀罕，却也咬起来很费劲。这里不少孩子不穿衣服不穿裤子，更别说穿鞋了，见了我们也不回避，好奇地看着我们。最难过的莫过于晚上睡觉，因为人多，大爷家大姐晚上带我们去大场（打麦的地方）消暑，在那里我们第一次看见发亮的萤火虫。纳凉回来问题也来了，这里都铺芦柴席，让我们这些从未睡过席子的人很不舒服，不懂事的小妹哭闹着不睡，四大爷没有办法，把父亲才送他的新床单给小妹铺上，小妹这才停止哭泣，慢慢睡了。父亲很难过，第二天一早便去赶欢墩集，买猪肉白面回来包饺子，吃这顿饺子，大爷家像过年。
　　老家的湿热天气和团场明显不同，中午依然热得人难受，刚满两岁的小弟竟然学会从缸里舀水到大木桶里，然后坐进去纳凉，而小妹从赣榆回来后就水土不服生疮发烧，整天不吃不喝，即使父母出门都带着她，到了那里，也只是把她安顿到哪里睡觉，后来还是六婶托人，在磷矿医院找医生给妹妹开了两针，这才慢慢有了起色，她身上的疮疤一直等回到团场才慢慢落下。
　　亲戚朋友访过，假期过去大半，回去的事项又提上日程。母亲这时才有时间陪姥姥做针线说说话，母亲在给弟弟做棉袄，姥姥则给母亲做棉袄。母亲身上的那件偏大襟夹袄还是她离开内地时姥姥做的，如今已旧的不成样子，我偶然跑到母亲身边去，看见母亲在落泪，姥姥在叹气也落泪，姥爷则坐在屋外的八仙桌旁吧嗒吧嗒一管一管的抽旱烟。这倒也罢了，几天后正收拾行装的父亲竟也暗自垂泪，我跑到他跟前他就让我走开，我一走开他就抹眼睛。
　　父母几乎不再出去，也很少理会我们，姥姥让小姨带我们去社员收割后的地里拾红薯捡花生，当天晚上就吃到又鲜又香的煮花生，煮花生不软不硬，有淡淡的咸味，嚼着嚼着就嚼出一股特有的香味来，是我至今都缅怀的美味。
　　临走的头天，叔叔来看望我们，在晚饭桌上，他一句话没说完，就和爸爸就相对垂泪，让姥爷半天说不出话，我们不懂事也看出他们的恋恋不舍，心想不就是一万多里路一个星期的时间吗？过几天又能见面了。这个想法在我心里许多年，直到89年回内地投亲，才知道这一万多里路的七个昼夜的思念和牵挂有多长，它何止是一个星期的时间和一万里路的空间概念啊！而我们想到回家，虽然这里的条件比农场好很多，虽然心里也恋恋不舍，因为喝父亲母亲在一起，却也没有太多的割舍不下。
　　假期是在大家沉重的心情中结束。出行那天飘着小雨，二姨夫把我们全家送到徐州，转乘开往新疆的上海54次特快列车，在这次转车时，装在父亲身上的钱和粮票被偷，所幸母亲身上的车票和零花钱还在，父亲就用这点钱买车上供应的不需粮票的粗面包，将就着带来的煎饼和咸鸭蛋带我们撑到大河沿，在客运站招待所等待车票时，遇着本团场的人借到钱，才买上回家的客车票回到连队。
　　我们回来时已是十月下旬，到达连队当晚，正赶上放电影，我们裹着棉袄看完露天电影，回到家里倒头就睡，那一晚睡的特别踏实，第二天醒来看看身边熟悉的一切，想想此次随父母探亲的经历，仿佛像昨夜看过的一场电影。
　　75年的这次探亲，囊括了很多第一，比如第一次出远门出农场，第一次坐汽车坐火车坐小火轮坐独轮车，第一次进城市，虽然只是一个城郊的乡镇，它已经让我们看到东西差距，因为小，这种差距并没有影响到什么。随着的“□□”倒台后的拨乱反正后，政治气氛松弛，许多在运动中被打成□□的人员得到平反，恢复原职回内地，加以内地的经济恢复和发展，以及农场实施的探亲制度， 80年前后农场的知青返城形成一股返城风，让铁桶一般的农场产生很大的震动，成为我们今后走出农场的启蒙，此后又出台了知青回城政策，更牵动了我们某种向往。
　　可以说，75年的探亲开启了知青返城的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