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用网友的一段话:
文宗心理素质低下,到了晚年尤为明显,缺乏自制力,意志力,承受挫折的能力差,更缺乏勇气,甚至于抚局已定之后连面对现实的勇气都没有。有人用五分加绵羊来形容之,为皇子时看似十全十美的好学生,遇到乱世,则五分没有了,只剩下绵羊,当然遗笑青史。
我看他登基之初的上谕,有“勿苟安,勿畏难”句,读来颇感气势,便是作为座右铭也可以,不料后来因“畏难”而“苟安”的人,恰恰是他自己;我也见到过他写的诗,有“途长益励思兢惕”“惟敬惟勤慎始终”句,认为他是有些道德感的,不料善始不能善终的人还是他自己;举一小例,咸丰二年正月初,御史张炜上奏,“请严禁演戏奢靡积习等”,于是文宗本人下谕:“京师五城,向有戏园戏庄,歌舞升平。岁时宴集,原为例所不禁。惟相沿日久,竞相奢华。”所以要求认真查办,“以振靡俗而除积习”,结果到了避暑山庄,他本人忘了自己的禁令,沉溺戏曲,从而有阎老师所着力谴责的“贪丝竹”一事。虽非国事,但是身为人君而反复无常,了无恒心,又怎能于危局之中愈挫愈奋,力挽狂澜?
至于英法联军进入北京,他弃城出逃一事,我本意并不想苛责。因为首先,他即使在京城,也是于事无补,如果因为他不堪忍受对方的羞辱挟制,又昧于外事,下达了错误指示,而导致抚局办砸,把庚申年变成40年后的庚子年,还不如恭王办理来的实际;其次,人皆有恐惧之心,文宗在位期间忧患丛生,他连年处于这种状态,心理负担极大,惶惶不可终日,忍无可忍,方寸已乱,情急之下一走以避之,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后来的发现,足以让我在百年之后犹感到心寒:“北狩”之后文宗竟然还有两样打算,一是东迁之计,即逃回东北老家去;二是迁都西安,因为群臣反对而作罢。虽然这两点都没有实施的迹象——但是仅仅是有此想法,也足以让人怀疑他身为君主的胆略了,一避再避,畏敌如虎,何以为镇国之器社稷之才?
或谓他生于深宫之中,恐惧刀兵之威,又囿于传统礼节,不愿意见外夷(这个思想上的结不是朝夕之间打得开的),也就罢了。在和局已成之时,非但迟迟不回銮(还是对西人既恨又惧),同时放弃了自己的使命——在外患暂平,内患正烈的情况下恢复政治秩序的使命!此则令人叹息。他得到了玩乐的机会,正如我们很多人在求学时说的一句格言一样:“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心如平原走马,易放难收。”见到了敌我双方的巨大差距,仅仅忧思愤恨是不够的,还要想如何减少差距,解救危亡;而他那颗一旦得以散漫的心,是再也收不回来了。这是一个矛盾,文宗此时并非不明是非,也不是没有危机感,但却正如许多陷入短暂放松的人再也不愿意回到激烈的环境中一样,他选择了得过且过的生活方法。虽然此时的洋务运动正在逐步开展,各项事宜都是他过目并批准的,但是他基本上已经放弃了作为国君的主动性,他本人并没有勇气和毅力介入未知的洋务领域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