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皇帝》青山渐

1、朕的一生

　　嘉靖四十一年八月十七日，朕生于裕王府，是为先帝第三子。先帝有四子，长子翊釴、次子翊钤，俱早亡。四子翊镠与朕一母所生。朕之祖父世宗皇帝晚年信道，“讳言储贰，有涉一字者死”，因此，朕自出生，无人敢言，更不敢为朕起名。

　　直到隆庆元年正月初十日，朕五岁那年，廷臣上疏请立皇太子，同月十八日先帝才为朕赐名，叫朱翊钧。先帝说：“赐你名字，名为钧，是说圣王制驭天下，犹如制器之转钧也，含义非常重大。你当念念不忘。”

　　隆庆二年三月十一日，因大哥和二哥的早夭，朕成了先帝子嗣中最长者，因此被立为皇太子，正位东宫。朕的生母李氏原是宫人，身份卑微，后来母以子贵才得以晋升为贵妃。

　　皇太子便是未来的皇帝，将来要治国治民，必须从小熟悉朝章典故，了解以往帝王承业治国的经验教训，掌握驾驭臣民的本领。朕当时虽然年幼，却是懂得这个道理。先帝任命一批大臣为教官，教导朕读书。朕的母亲李氏对朕非常严格，小时候稍有懈怠，母亲就将朕召至面前长跪。而每次遇到讲筵的时候，母亲也都令经筵讲官入前亲授。没遇到早朝的时候，母亲五更就到了朕的寝宫，早早将朕起。由于讲官的尽心教导和母亲的严格管教，当然还有朕自身的刻苦努力，朕年渐长而学愈进。朕自己后来也常常十分得意地说：“朕五岁即能读书。”

　　隆庆六年五月二十二日，先帝病危，三天后内阁大学士高拱、张居正、高仪被召入宫中。先帝一见高拱等人来到床前，便死死抓住高拱的手，临危托孤，“以全国使先生劳累”。随后命司礼监太监冯保宣读遗诏： “遗诏与皇太子。朕不行了，皇帝你做。一应礼仪自有该部题请而行。你要依三辅臣并司礼监辅导，进学修德，用贤使能，无事荒怠，保守帝业。”三位大学士受托之后，掩泪而出。

　　五月二十六日，先帝崩于乾清宫。

　　六月初十，朕即位，次年改元万历，那年朕不过十岁。

　　朕即位时，内阁纷争倾轧，嘉靖一朝的积弊开始显现 。若按照先帝的布置，高拱是外廷的顾命大臣中排名最前的；在宫中，朕自然是要依靠冯保。但是，冯保与高拱的关系非常恶劣。此前，司礼监掌印太监职位空缺，高拱先后推荐了陈洪、孟冲，就是不愿让冯保做掌印太监。朕曾在登极诏中告诫他们：朕方在冲年，尚赖文武亲贤，“共图化理”，“与民更始”。

　　冯保此人知书达礼，素有才气，所以很受朕的喜爱。但是冯保在先帝驾崩和朕登基间的这段时间里，通过遗诏将政敌孟冲贬黜，亲自任司礼监掌印太监。而此时的内阁首辅高拱也对冯保欲除之而后快，在高拱的授意下，工科都给事中程文、吏科都给事中雒遵、礼科都给事中陆树德都开始弹劾冯保。由此，一场政治斗争势必不免。冲突双方是冯保和高拱，而张居正表面上是帮助高拱的。但实际上，张居正与冯保关系非常密切，早就预谋赶走高拱。

　　先帝时，高拱为内阁首辅。朕即位之后，高拱“才略自许，负气凌人”，恰恰触犯了“自负付托之重，专行一意，以至内猜外忌”的为臣大戒，最终在官场失利，直接使得张居正依序升为内阁首辅。而且高拱为人性格执拗，出言偏颇。先帝刚去时，高拱便直言：“十岁太子如何治天下。”后冯保将这句话加以歪曲，改成“高公讲，十岁小孩哪能决事当皇帝”。高拱因此于隆庆六年六月十六日被免职。高拱一走，高仪也惊得呕血三日而亡，于是三位内阁顾命大臣便只剩下张居正一人。

　　这一系列的斗争朕都清楚，但朕不说也不能说。因为此时大明山河日倾，积弊日益明显，朕不得不以张居正为内阁首辅，推行新政。

　　张居正为内阁首辅以后，朕将内廷的事务托给冯保，而大柄悉以委居正。对张居正不仅委以重任，而且尊礼有加，言必称“元辅张先生”，或“张先生”，从不直呼其名。

　　隆庆六年六月十九日，张居正刚刚走马上任几天，朕就在平台单独召见他，共商大计。由于先帝在位时从未召见过大臣，所以这事在当时曾引起轰动，使廷臣看到朕承业治国的精神和决心。

　　朕的万历新政主要是政治和经济上两方面的改革。

　　政治改革的主要措施，是万历元年推行的章奏“考成法”。它是针对官僚作风和文牍主义而提出的，意在“尊主权，课吏职，信赏罚，一号令”，提高朝廷机构办事效率。按照考成法的要求，事必专任，立限完成；层层监督，各负其责。朕以为：“事不考成，何由底绩。 ”

　　经济领域的改革，一是清丈全国田亩；二是推广“一条鞭法”。万历六年十一月，朕下令在福建行省进行试点。至万历八年九月，福建“清丈田粮事竣”。朕在张居正的帮助下因势利导，趁热打铁，立即通行全国清丈。户部奉旨就清丈范围、职责、政策、方法、费用、期限等制定了八项规定，于同年十一月下发各地。至万历十年十二月，各省均按三年期限基本完成，总计支出新增一百四十余万顷。推广“一条鞭法”，是当时经济改革的又一个重要举措。万历九年，一条鞭法已在全国各地“尽行之”。这标志着整个改革已经取得了成功。

　　这次改革，始于万历元年，至万历十年基本结束。十年改革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就，扭转了正德、嘉靖两朝以来形成的颓势。

　　万历十年六月，张居正病逝，朕从此开始亲政，这一年，朕二十岁。

　　万历十二年八月，朕因闻张居正种种当政时的恶行，愤懑不过便在都察院参劾张居正的奏疏中批示道：“张居正诬蔑亲藩，侵夺王坟府第，管制言官，蒙蔽我聪明。专权乱政，欺骗主上忘恩负义，谋划国家不忠。本会断棺戮尸，念效劳有年，姑且免去全部法追论。”有司查抄冯保、张居正的家产，共得黄金万两、白银十余万两。后张家人又招认分散寄存银钱达两百万两之巨，天下震惊。张居正这老匹夫实乃国贼，好在经此事后，为官贪腐者鲜矣。

　　再后来朕主持了著名的“万历三大征”。先后在大明西北、西南边疆和朝鲜展开的三次大战。分别为李如松平定蒙古人哱拜叛变的宁夏之役、李如松和麻贵抗击日本丰臣秀吉入侵的朝鲜之役，以及李化龙平定苗疆土司杨应龙叛变的播州之役，巩固了汉家疆土。当时坊间有传闻说我大明虽均获胜，但军费消耗甚钜。然三大征实际军费则由内帑和太仓库银足额拨发，三大征结束后，内帑和太仓库仍有存银。

　　自万历十四年十一月始，朕足疾愈重，竟致不能行走。于是朕只能呆于寝宫，处理政事的主要方法便成了通过谕旨的形式向下面传递。“万历三大征”中边疆大事的处理，也都是如此。可是礼部主事卢洪春这厮竟带头上奏骂朕： “日夜纵饮作乐”。也是这一年，为争立皇太子，演成了旷日持久的“国本之争”。

　　朝堂之上，东林党、宣党、昆党、齐党、浙党，名目众多。在党争无休无止之时，朕欲福王朱常洵其王府庄田“务足四万顷之数”，于是在朝廷又掀起了一场长达八年之久的福王庄田之争。

　　万历四十三年五月初四日酉时，又发生了梃击案，作案的是一个名叫张差的蓟州男子。起初，皇太子以为“必有主使”。是时，郑贵妃一再指天发誓，自明无他。朕见事涉郑妃，加上多年来人们一直议论朕不善待皇太子，心中愧疚，改立福王之心渐隐。

　　万历四十八年三月，朕因辽东惨败，国事困扰，病重不起。七月二十一日，在弘德殿驾崩，终年五十八岁。二十二日发丧，二十三日颁布遗诏，命皇太子朱常洛嗣位。九月初十日尊谥号神宗范天合道哲肃敦简光文章武安仁止孝显皇帝，庙号神宗。十月初三日，安葬于定陵。

　　朕自万历十四年后虽不上朝，但朝廷并无宦官之乱，也无外戚干政，更无严嵩这般奸臣，朝内党争也有所控制，朕虽不才，不说有太祖、成祖、仁宗、文宗之功绩，但亦不让他人，足以自傲。至于后来，论者谓：明之亡，实亡于神宗，朕自问无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