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亡》寄君青兰

1、艾伦 卡尔森 （一）

　　我叫艾伦 卡尔森，出生于1913年，男，瑞典人。我的父母都是普普通通的人，我们就住在一个叫费伦的小城市郊外的小村子里，我们有一个小小的庄园，说是庄园，其实也就是我们自己住的房子，再就是一个很大的园子，我母亲种种蔬菜，养养鸡什么的，我家外面就是别人家的麦地，当然有时候也是油菜花地，甜菜地，在这个麦地的中间有一条土路，但很少有人经过，只有收割的时候才会人来人往的。我父亲就在费伦的一家炸药厂工作，因此我很小的时候就打算子承父业，因为在我小的时候，父亲就给我做了炮竹玩，他把一个空罐头盒子放在炮竹上，当炮竹爆炸的时候，那个罐头盒子就炸飞到了天上，这是我最喜欢的游戏，父亲告诉我炮竹是有中国人发明的，后来才传到欧洲，但是我不知道中国在哪里，也不知道中国人是什么样的人，只觉得能发明出炮竹来的人真是很聪明，可我知道我们瑞典人 ---- 诺贝尔先生就是靠着火药起家，才有了诺贝尔奖金，他就是我的偶像，也是我的奋斗目标；可惜父亲在我8岁时就因病去世了，就只剩下我和我母亲相依为命，住在我们的庄园里，可是母亲的身体也不是很好，不过仗着我们有自己的房子居住，再加上政府的补贴什么的，我们还能勉强度日。
　　村子说大不大，说小不小，但我却没有什么玩伴，幸好我还有炮竹可以玩，每每在马路上，看着没人我就把我的炮竹和小罐头盒子放在路上，点上引子，我就躲到一边，看着小罐头盒子被炸到空中，真是开心死了；不过也有意外，这不，我刚刚点上引子，躲到一边，我们村子的牧师骑着他的自行车就过来了，炮竹的爆炸声吓了他一跳，车把一歪，他就摔倒在地，炸到空中的小罐头盒子正好落到了他的头上，流血了，就这样无疑的我母亲被叫了来，她不断地给牧师赔礼道歉，尽管我一再的申辩：
　　“不是我的错，我却是是看见路上没人才点的引子。”
　　当然母亲不会听从我的申辩，她只是大声的训斥我，幸好牧师先生并没有过分的计较这件事，我算是躲过了一劫，不过母亲却禁止我在村子的马路上玩炮竹了，要玩就到那片麦地的马路上去玩，那里没人。一听这话，我高兴坏了，就把我的战场从村子的马路上转移到麦地的马路上，这儿确实没人，我也玩的不亦乐乎，点上引子，我就跑的远远地，等着炮竹爆炸，可是不知从那里拐过来一辆敞篷小汽车，那个时候都是有钱的人家才有汽车，车上坐着一男一女，看到有汽车过来，我大吃一惊，不知该怎么办好，只能眼睁睁的看着它开了过来，无疑的我的炮仗在汽车底下爆炸了，小罐头盒子不知蹦到汽车的哪个部位了，整个汽车的前盖都冒着白烟，车上的两个人艰难的从车上爬了出来，这件事情的结果就是我母亲不得不将我们住的庄园变卖掉来赔偿他们的汽车和其他的损失，我们只好搬到费伦城租房居住，我也彻底的和我最喜欢的游戏说再见了，母亲不得不找了份工作以贴补家用，这无疑让她本不健康的身体变得更加糟糕，就在我16岁那年去世了，而我也如愿的到了我父亲工作过的那家火药厂上班了。
　　在火药厂上班让我对火药有了更多的了解，慢慢的我就成为了火药方面的技术工人，可是在23岁那年却发生了一件让我很是郁闷的事情，那就是我去检查身体时，医生告诉我说，根据我的骨骼轮廓，我有非洲血统，于是我赶紧回家看看我父母双方家里的照片，甚至我的祖父辈的照片，发现他们都是典型的白人，看不出有一点黑人血统的痕迹，我在从镜子里看看我自己的脸，典型的北欧白人的脸庞，真的一点看不出我有什么非洲血统，不过既然医生说我有非洲血统，那可能真的就有吧，医生的话总不会错吧，他们应该是这方面的专家，就像我是火药方面的专家一样，但是我还是郁闷了好多天，不过郁闷归郁闷，日子总是要过的，不是吗？
　　当然像往常一样上下班，不过我却发现我的一个同事似乎比我还郁闷，每天他都是哭丧个脸，我知道他是从西班牙来的，瑞典语不是太好，看到他那个样子，我就有心帮他排解排解，于是就瑞典语和英语混杂着和他聊聊天：
　　“你怎么天天都愁眉不展的，有什么事说出来，也许我能帮帮你。”
　　他哭丧着脸说道：
　　“谢谢你的关心，不过我的事你帮不了我，不是我个人的事情。”
　　“即便是我帮不了你，那你说出来总比你一个人闷闷不乐的强多了。”
　　“艾伦，你是个好人，你不知道我的国家现在正在打仗，而我却坐在这里，每天上下班，浑浑噩噩的，一点忙都帮不上，我真的是很伤心。”
　　“那你打算要回国参战吗？”
　　“我确实有这个想法，但是我一个人什么也没有，什么也不会，回去又会有多大的用处哪？”
　　“你可以在这儿买些炸药呀，打战是需要炸药的。”
　　“可是我不知道该怎么用。我知道你懂的挺多的，不知道你愿不愿意跟我到西班牙去打仗呀。”
　　“可以，没问题。”
　　就这样我跟着这个西班牙同事买了很多炸药，来到了西班牙，他找了一些朋友，我们组成了一个小分队，到处炸桥梁，铁路，建筑物等等，说实话我对于1936年开始的西班牙内战真是一无所知，既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场内战，也不知道交战双方是谁，当然我也不清楚我的所作所为是为了哪一方，当然我也不需要知道这些，我只知道我是来帮助我西班牙的同事而已，所以等到1939年西班牙内战结束时我才知道我到底是为哪一方作战，因为我收到佛朗哥的邀请参加战争结束的庆典。在庆典上我和佛朗哥把酒言欢，勾肩搭背，唱着歌，跳着西班牙舞，我不知道我喝了多少酒，只知道我有了一张和佛朗哥互相搂着肩膀，拿着酒杯的照片，最后不省人事的回到了住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