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是梦吧 Sout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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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thshore Centre的慈善宴会只是小试牛刀，真正意义上的工作是第二天在Hockley Valley Resort的Roots 成立45周年纪念晚会。我还是跟那对韩国留学生夫妻Sol 和Kyunghan一起。
在富丽堂皇的酒店大堂里，我廉价的白衬衫在明亮灯光的照射下显得更像泛黄的白衬衣。我不自然地低头，映入眼帘的是自己洗得褪色的黑牛仔裤和憨憨的黑色工鞋。我下意识地去看Sol和其他酒店女服务员的鞋子——黑亮的时装鞋，视线上移——黑得反光的西裤，人家的衬衫白莹莹的，有棱有角、板板整整的。我克制着浑身不得劲儿、想钻进地缝儿里去的心情，装作自己并没觉察到接待我们的女领班打量自己的奇异眼光。我不停地安慰自己：这没什么，就是衣服而已。这不是第一次没经验嘛，周末再去商场破费一番就好了，脸皮要厚一点儿。
像走迷宫一样，领班把我们带到了后厨的一个存储间，里面高高地垛着一层层塑料架子，每一层里摆着10X10的玻璃杯。Kyunghan被叫去搬运啤酒了，我和Sol的任务就是拿干湿两块抹布在最短的时间里把这上千个杯子擦得晶莹剔透，不能有一个污点儿，更不能有一个手指印儿。看着周围的环境，我有点儿庆幸自己的穿着了。尽管这些杯子有的上面留着口红印，有的里面全是咖啡渍，但除了有点儿脏，这并不很难。领班在发配任务时惜字如金、态度傲慢，就像对待三岁小孩儿一样不耐烦。我和Sol心有灵犀地互相交换了眼神，无奈地同时耸了耸肩。
干活期间，女领班和她同事有说有笑地谈论着其他同事的八卦，开心得发出咯咯的声音。我和Sol更加迷惑了：她到底是心情好还是不好？难道这心情因人而异？可是我们也没得罪她啊！
大约一个小时后，女领班向我们走了过来，不耐烦地说：“你们也干得太慢了吧！行了行了，你们还是去Sheryl那里帮着摆桌子去吧。”她的手还在空中挥了两下，像赶苍蝇一样示意我们赶紧从她眼前消失。我明明是有点儿生她气的，但是一张嘴声音就不自觉地低了下去，我问她：“我们去哪里找Sheryl？”她说了一长串儿从哪儿左拐再从哪儿右拐，我本身听得就不明白，更是记得颠三倒四的，但是我看Sol已经往出走了，就想那她肯定听明白了，结果出了门儿才知道，她根本没听，她以为我是因为在听才走得慢。我俩又惊人地契合：宁愿一个门一个门地推开去找也不想回去再她问一遍。
浪费了一些时间，但我们还是找到了Sheryl。她已经把桌子摆好了，十五个八人份的大圆桌，我们只需要在桌面摆上餐具就行了。这个活儿很需要一个有强迫症的人来干——所有的东西都要以视觉效果为主，必须整齐划一、尽善尽美：桌布露出多长，刀的位置够不够精准，盘子上的花纹有没有偏离六点钟，三种杯子构成的角度是不是一样，各种叉子之间的距离是否一致。。。。。。对于我这种比较随意的人来说，干这种细致的活儿简直是一种折磨。我忍不住在心里循环吐槽：至于吗？除了我们能看出来这些微小的差别，来的人谁会在意这些呀？但不管心里是怎么想的，我还是得一下儿一下儿地纠正所有能发现的、距离分配不均的问题。
往桌子上所有的厚平底杯里加过冰、倒好水后，我们被叫了出去，开例会。十几个人围成了一个半圆站在门口站着，站在圆心的经理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开完会是要就我讲的内容挨个提问的。”
经理身高约160cm体重200斤左右，说话快得像是开了两倍速，声音大得仿佛自带扩音器。看得出来，今天是临时组建起来的队伍，因为大多数员工都紧张得很明显，并且脸上写着跟我们三个一样跟不上趟儿的慌乱。经理从酒店文化讲到山庄特色，从酒水菜式讲到宴会流程。开始的时候我根本反应不过来，他的胡子又太过茂密，把我看嘴型儿的机会都给剥夺了。我上一句话的意思还没寻思完，他又开始说新的内容，后来我干脆不过大脑了：他说的话就听个声儿，左耳进，右耳出。结果就是整个会议的内容只听见了二分之一左右，听懂的那几句还因神经紧绷时而记得时而记不得，整个人处于混乱状态。
随着被提问的人向我逼近，我的心跳得快到像是穿了踢踏舞鞋，脉搏也错乱着，可是就算这样，我的脑子里还在算计着到我的时候可能是哪个版块儿、他大概讲了什么内容。这是九年义务教育留下的后遗症——老师让同学们按座位顺序蛇形依次念出选择题的答案，我会提前数好到自己是哪道题，跟同桌先对，如果答案不一致还得寻求周围“邻居”帮忙，以不致当众出丑。前面的人说了什么我完全不知道，关注点全在经理提的问题上，算好自己的范围后，我就像一个罚点球的守门员，哆哆嗦嗦地准备着球（问）儿（题）从我期待的那个方向飞来。
经理指着我：“你说，今晚客人的酒水问题怎么解决。”
我迫不及待地快速给出答案，颤抖的声音出卖了我的紧张：“每桌只能给一瓶儿葡萄酒，所以要提前问好他们是要红的还是白的。如果有人想要除了茶、咖啡、红酒之外的其他饮料，跟他们说去舞台左边的酒吧点。”
经理激动了！他声音比刚刚更大地嚷着，挥舞着短粗手指组成的小手：“对！就是这样！”然后他又重复了一遍我学他的话。
松了一口气的我渐渐能集中注意力了。经理指着我旁边的Sol继续提问：“你说，山庄的特色有哪些？”我一愣，原来提问的顺序是随机的？！
经理旁边的副经理接过话，说：“我们山庄冬天的旅游项目最齐全”，然后他满怀期待地看向我：“你知道有哪些项目吗？”我一想冬天，试探地猜了个“滑雪（ski）？”他赞许地点了点头，又耐心地补充了滑冰（skating）、平底长雪橇（tobogganing）和冬季结婚特别活动。
会议结束后，大家分组。Sol跟一个看起来不是未成年就是营养不良的男孩儿分到了一起，她让我给她们讲一遍一会儿我们需要做什么，因为男孩儿迟到了而她又没听懂。我大难临头地说自己正想问她同样的问题，她难以置信地看着我：“你不是问题都回答上来了吗？”我绝望地说：“整场会议，我唯一听懂的就是他问我的那几句。。。”
我跟一个17岁的、有着三个月工龄的本地女孩儿分到了一组，为了避免她也误会我全都听懂了，我第一时间找到她澄清：“请你帮帮我，我啥都不知道，接下来我们要干什么？我能跟着你吗？”她友善地说：“没事儿，我带着你，我们负责四个桌子，就是在角落里的那些。”说完还透过门缝儿给我指了一下。可是到底哪个是12号哪个是14号我还是分不清楚。
宴会是在前厅预热的，需要我们去像昨天在Southshore Centre的晚宴一样，系上黑色的围裙，手心儿向上地端着食物，来回走动，提供品尝的机会。
今天的活动真是盛大，前厅布置得让我进去的时候体会到了眩晕的感觉。像是好莱坞明星走红毯似的，这些在安省时尚界有头有脸的男人女人们端着酒杯在镜头前面大方地展示着自己华丽的衣服和精致的妆容，一个个脸上能放出光来。摄像师咔嚓咔嚓地闪着快门儿，居然还有记者来报道这次活动！我贪婪地看着眼前的流光溢彩，心里不住地赞叹，一转头，看见了亮的像镜子一样能照出人影儿的金属墙面里的自己——像灰姑娘一样，只不过是一个在华丽舞会里仍旧穿着那身在炉子旁打盹儿装束的灰姑娘，一个不折不扣的灰姑娘。我拂掉心里的那点儿别扭，背过身去——眼不见心不烦。别人能看见，那就脏他们的眼吧，反正我是看不见。
等这些贵宾们笑累了、高跟鞋站得脚疼了、食物也上了好几轮儿之后，宴会厅的大门打开了，人们陆续落座，晚宴即将正式开始。
在我询问葡萄酒的偏好时，有一个桌子迟迟定不下来，舞台上Roots的地区代表已经调试好了话筒，开始跟大家问好互动了。我蹲在角落里进退维谷——被我问的人显然觉得听她的经理讲话比给我答案重要，但是我的经理正在门口等着管我要答案。我被门口的眼神不耐烦地催促着却又不敢催促让我等的人，我悲哀地腹诽：经理，你怎么就不明白呐！只要是有人参加的活动就一定不会完全按照计划进行，因为没有制定计划的人从不按套路出牌，尤其是这些养尊处优、享受着自由和选择权的人。被夹在中间的那几分钟，我能感觉到自己的脑细胞正以指数函数的速度凋亡。
上菜的时候我才知道，每个人要单手托起盛着八到十个装着食物的、在国内吃自助餐的、最大的白陶瓷盘，高举过头顶，从后厨走到负责的桌子上挨个儿上菜！我忐忑地问那个17岁的女孩儿：“我要是端不起来或者中途给打翻了怎么办？”她看我的神情变了，变成了那种“你怎么这么没用”的嫌弃。我瞬间明白了：我们是搭档，如果我干不了或者少干了，她就得收拾烂摊子。而这对她而言是不公平的。我急忙表示自己可以上菜，绝对不会拖她后腿。
开胃菜在八点钟上，不算路上从家坐车过来的那一个小时，我也已经工作了六个小时没有停了。在厨房，师傅往我的托盘里上菜的时候，副经理伸手挡下了第六个盘子，把已有的盘子分散摆开，说：“就五个，你先走这一趟。”不知道是盘子太重了还是我太感激了，起身的时候我差点儿没跪下。
我颤颤巍巍地只能把托盘举得刚高过肩膀，可是这样就挡住了我的视线，一路上我走得摇摇晃晃，跟喝醉了酒似的。在这种情况下还得保证盘子不能移动位置，不然就会失去平衡。好不容易到了宴会厅，那些客人就像看不见我端着这么大的托盘有多费力似的，或者说他们根本看不见托盘，又或者说他们根本看不见我。桌与桌之间就那么窄的地方，也不知道他有什么急事儿，非得跟我抢着挤着过，过的时候还连声说着“sorry”。我就不明白了：他要真觉得对不起，他跟我挤的时候怎么那么好意思啊！被逼无奈，我只好再次尝试把托盘举过头顶，刚升起来一点儿高度，我的心都要跳出来了——托盘倾斜了，盘子集中往前窜了一下！我要是敢在这个时候把盘子扣了，我真的就“死”了！在恐惧的推动下我连忙使出九牛二虎之力，在颤抖中稳住了那个巨大的托盘，并把高度重新降了回来。我的脸憋得通红，惊魂未定地站在原地，不确定自己是否能平稳地走到终点。那个17岁的女孩儿在我后面出发但也已经到达了战场，她一边昂首往前走，一边回头看看在那里像一条搁浅了的鱼似的挣扎的我为什么还不赶紧跟上去。
上菜的时候更加痛苦——每个人座位前的铭牌上标着各式各样的特殊饮食照顾：有的人是gluten free，有的人是lactose intolerance，还有各种奇奇怪怪、对这个那个食物过敏的。首先，为了凸显舞台，厅里的灯光暗得我俩得贴到卡片儿上才能看得清上面写的什么；其次，我俩总是混淆gluten free和lactose intolerance（前者是不能吃普通面食，后者是不能吃普通牛奶做的东西）；再者，我们不知道这些菜是用什么原料做的、里面有什么成分。
惊慌失措已经不能形容我当时的心情了：这才是五个人的开胃菜，后面的桌子和后面的菜还在源源不断地等着我们，而每上一道菜之前都要先撤掉盘子、并把它们全运回厨房才行，也就是说，仅以开胃菜为例，这三十二个盘子得被运一个来回，而今天有四道菜，一份汤，还有一个甜点（同样用大盘子盛的）。手忙脚乱已经不能形容当时的情形了，我马不停蹄地一趟趟来回溜腿儿，可我的搭档还是嫌我太慢，她翻着白眼，失望地跟其他人抱怨：我是不敢奢望成为第一个上完菜的那组了，只要不是最后一组就阿弥托福了。我听了只能沉默，加紧干活儿，把脑袋里一闪而过的那四个字拍回去。
倒茶的时候，我看见自己的手一直在抖，吓得要命——要是手上没个准儿把这些祖宗烫着了我就吃不了兜着走了！他们上嘴唇一碰下嘴唇，要这个换那个，这个不爱喝让你帮忙买个那个。我真是觉得他们这些舅爷爷姑奶奶不知我们下层百姓的疾苦，使唤人都不觉得累！
其实每道菜上去了，人家也就吃几口尝尝，一半儿的人从第三道菜开始就连碰都没碰，原样儿端上去又原样儿撤了下来。我感觉自己就在那儿做无用功呢！这真是廉价劳动力，累死傻小子！
终于熬到他们吃也吃完了、喝也喝好了、都上台去跳舞了、四个桌子也清理干净了的时候，我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了擦杯子的杂货间。可能我这人内心比较阴暗吧，总是下意识地认为“我要是惨，别人肯定比我更惨”；又或者，我已经到了必须看见别人比自己惨才能有勇气活下去的地步了。我鼓励自己：好歹你还比Sol壮一些，想一想她那弱柳扶风的样子和不盈一握的细腰，这对她来说不是更难嘛！结果，我回去的时候Sol已经站在那里擦了好久的杯子了, 她们组是第一个结束的！我满脑袋的问号，Sol解释说：“我跟他们说了，我根本就抬不起来那么重的托盘。他们就让我一手一个盘子地往出端。我的搭档是男生，他跟我说不用担心，所以基本上全他端了。Kyunghan也没端。”我傻傻地看着她，她后知后觉地问我：“你不会端了吧？！”我不知道不能端也不会丢工作啊！可是我知道他们的做法不适合自己，所以也只能有羡慕的份儿了。
这个时候已经晚上十一点半了，我们还没有被允许吃饭或休息，这时我才明白为什么在预热结束后经理逮到那些在这里工作过的、半大的男孩儿女孩儿们把他们小案板上剩下的食物疯狂往嘴里塞的时候也只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我擦着手里的玻璃杯，用口型问Sol什么时候能回家，她说应该马上就结束了。继续在领班的监视下擦了半个小时的玻璃杯后，另一个部门的经理把我们叫到了后厨去吃饭。所谓后厨，不过是另一个大一点儿存储间，不同的是，这里堆满的不是玻璃杯，而是脏盘子和装满剩菜剩饭的泔水桶们。我们的座位就在一个泔水桶旁边，我们的晚餐/宵夜是凉透了的、宴会预热时候富余的烤肉一类的东西，我们有十分钟的时间连休息带吃饭。
坐下后，Sol说她一口都吃不下，还说这将是她给Agema打的最后一次工，再没有下次了，Kyunghan拿了两个串儿，不能再同意地说了同样的话。犹豫了一下后，我拿了一个串儿在手里，背着泔水桶坐下。领班边吃边在跟她那个同事说话，这次倒没有八卦，全是抱怨。Sol的搭档在屋子里离我们最远的一个角落叉着腿坐着，一边骂着脏话一边恨恨地吃着手里的串儿。我把目光转移到把我们叫来吃饭的那个经理身上，默默地打量：他穿着说不上来是栗色还是深褐色的西装，衣服恰到好处地贴合身体的曲线，毫不掩饰地展露出健身的成果。我的视线跟他的腰差不多平齐，视野被他因臀部而翘起的西服下摆占据，裤子很好的勾勒出他的臀型。我稍稍仰头，他的脸长得也不错，五官清秀，眼窝深邃。我看着他从容地飞快把那些凉了的烤肉用嘴撸下来，咀嚼着把手里的签子扔进了他面前的泔水桶里。他又端起了一个小盘子，里面盛的像是千层面似的东西。他对着泔水桶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这时，另一个穿着同样价格不菲的西装的人进来了，亲热地跟他攀谈了起来。在他们互相开玩笑的时候，我抬起手，费劲地咬了一口串儿上硬掉的肉在嘴里咀嚼。闻着空气里的味道，看着离我不远的那个泔水桶里的汤汤水水，我悲从中来，觉得这一屋子里都是牲口，包括我自己在内。
十分钟的休息时间一过，那个经理跟他朋友把Kyunghan叫出门外继续倒腾啤酒去了，我和Sol擦起了用水冲过的脏盘子。擦得时候，我已经丧失了表情管理的能力，看着对面还是面带微笑的Sol，我忍不住发问：“你不累吗？你不是都想永远都不干了吗？怎么还能笑得出来呢？”她说：“因为我现在还在工作啊！”被她的话所感染，我也在惭愧中打起了精神。不过没过一会儿，我就悄悄问Sol：“我们什么时候能回家？”她看着我说：“你要是想现在回，我们就可以现在回。Kyunghan明天下午还有课。”我声音更低地说：“我明早八点有个物理考试。”她差点儿没跳起来，说：“那你还等什么呢？！我们现在就走！”她的声音有点儿大，被领班听到了，但是她没在怕的，又跟领班重复了一遍：“我们现在要走了。”领班的声音尖利得像是能戳穿房顶儿似的，一下子把我给吓精神了：“你们不能走！今天不擦完这些盘子谁都不能走！你不擦就都得我擦！天一亮这些盘子必须干干净净、整整齐齐地摆在主厨的碗架上！” Sol把抹布一摔，出去把Kyunghan叫了进来，Kyunghan开始冲着领班生气地大叫：“我在Georgian College是学法律的！你们违反了劳动法！我们连续工作了十个小时只休息了十分钟！我可以告你们的！”领班没说话，出去把那个男经理找回来了，后者先是解释今天情况特殊，但见Kyunghan还是很愤怒，他直截了当地说：“你要告就告，今天不弄完谁也不能走！”
我把Sol拉到身边，说：“也没有多少了，我们就留下弄完吧。我没事儿。“但Sol显然非常生气，她说：”我们已经干到点儿了！Michael说的是十一点左右，现在已经到时间了！我们为什么不能走？！“没有人接话，好像刚刚只是刮过去了一阵风。我只能拉拉她的袖子，见她没反应，自己低头加快速度地继续去擦盘子上的水。我也不管那些盘子上的水渍油渍是不是全部擦掉了，用已经抹布划拉一圈儿就算完事儿了，然后心安理得地把盘子放到了擦过的那一摞儿。Sol见状，也加入我了，以同样的工作态度，我们越干越快。一个小时后，我们干完了，对一起并肩作战了十一个小时的战友一句话都没说地走出了存储间。
通往大堂的路上，我们透过门缝儿看到宴会厅里那些时尚先锋们在烟雾缭绕的舞台上扭动着身躯，音乐震耳欲聋，屋顶的七彩魔幻灯转着、闪着，他们开心地笑着、叫着。Sol和 Kyunghan 异口同声、一脸不屑地说：“他们都疯了！这些人都是疯子！”
在大堂里我们碰到了给大家开会的胖经理，我避开了眼神对视，一句话都没有说，Sol倒是跟他说了句“good night”。
在加拿大温度最低的二月，凌晨一点多，我们三个人从酒店的侧门出来，瑟瑟发抖地裹紧衬衫外的棉袄，小跑着向了Sol的小红车奔去。
回家的路上，Kyunghan开车，Sol坐在副驾驶上。她扭过头对我说：“你还太小，没有过真正的工作，你只是看着这个挣得比政府规定的最低工资高，所以觉得这份工作不错，不想离开。但是你看看这里工作的人都是多大年龄——你的搭档，17岁！我的搭档——16 岁！那个小男孩儿今天求了领班半小时才没有被炒鱿鱼！事后他说钱是他愿意在这里工作的唯一原因！他爸吸大麻，没人管他，谁正常家庭里的孩子会被父母允许干这个？但是我不强求，你想干就干，我们不干涉你，我们俩反正是绝对不会继续的。”我的大脑这时已经游离在上下班之间了，强撑着问她：“你不是才来两个月吗？不干这个你能干什么呢？”Sol说：“我有积蓄！我有钱！我有车！如果都是这样的工作，我就可以在家呆着，我呆得起！”
到了一个岔路，Kyunghan说自己可能之前某个路口拐错了，还得返回去。我迷迷糊糊地看着窗外，路在灯光下显得虚幻、不真实、朦朦胧胧的，要不就是冬天的夜里起雾了。我觉得眼前的场景是那么的熟悉，电光火石间，自己从门缝里瞥见的纸醉金迷的画面以及当时Sol和Kyunghan评论的声音在脑海里一闪而过，也是那么的似曾相识。我想起来了：这两个片段曾经出现在自己几年前做的一个梦里！但是，我也不能确定是不是自己现在在做梦。
作者有话说
第44章 是梦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