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埃落定》海伦妮

2、最初的成长记忆

　　灵儿印象中自己一直体弱多病，得到妈妈更多的呵护和照顾，即使后来有了弟弟杨宁凯，在妈妈心里灵儿比弟弟弱。儿时模糊的记忆中，灵儿总是体弱躺在温暖的床上，身边总有妈妈陪伴的身影。饿了，有母乳甘甜喂养；困了，有悦耳动听的摇篮曲；哭了，有妈妈笑呵呵的逗乐；冷了，有妈妈温热的怀抱；热了，有妈妈的蒲扇扇风，驱赶蚊蝇……在不知世事的日子里沉浸在母爱的温泉里，一天天健康成长！

　　在灵儿三岁的时候，弟弟宁凯也会走路了，一对孙女孙儿让杨母甚是喜欢，她会带他们玩一些有趣的事情。那时候农村冬天做饭，每户都用拉风的风箱给的锅底吹风，以便使炉壁上的干柴火烧的更旺，冬天比较冷的日子，农家里喜欢劈干柴木头，用木头烧后的炭火又可以在房子里取暖。而杨母冬天用剩的炭火为孙女孙儿烤红薯，火烤的红薯比煮粥的更香甜美味，把外面的灰皮一揭，专吃里面黄洋洋的地瓜肉，有时候小孩迫不及待地吃烤地瓜，还没等大人包好，就拿起吃，最后弄的满脸灰灰的，和长了胡子似的，让杨母看到笑得合不拢嘴，这时候杨母就说吃灰皮骨头硬朗。

　　灵儿小时候的印象中，那时候雪下的总是很厚，雪整个冬天都化不了的样子。杨海良在镇上教书，有时候不回家，妻子任雪芹就去学校照顾杨海良，把两个孩子留给杨母照看。秋天收的玉米，往往在冬天没有农活的闲暇时候刻成粒，玉米棒子小半袋装进干净的化肥袋子里，用短木棰一下下敲散，干干的棒子在敲打下，玉米粒哗啦啦地掉下来，或者用棒子铁钻具把玉米粒从玉米棒子上一点点钻下来。那时候玉米都是系成捆，在土墙上砸上钉子，成捆的玉米棒子就挂在钉子上晒。冬天一下雪，没地方觅食的小鸟就到家有玉米棒子的家里找食，有时候一捆玉米棒子能把玉米粒吃掉一半，让农家人“深恶痛绝”。

　　下雪天杨母在家看守孙女孙儿，雪停了，院子里从外面飞来几只觅食的小鸟，杨母想到了逗孙女孙儿开心的事，就是捉小鸟。
　　杨母把孙女孙儿叫到跟前说：“孩子们，今天我们玩个好玩的游戏，我们今天捉小鸟。”

　　听说要捉小鸟，孩子们开心的不得了，孩子们欢快地围在奶奶身边，天真地大叫：“奶奶，奶奶，小鸟飞过来了，可以捉小鸟了，”

　　杨母看着充满好奇心的孙女孙儿，心里欢喜，杨母和蔼而又神秘地对孩子们说：“来奶奶做给你们看，你们安静下来不要吱声呀，小鸟会被吓跑的。”

　　孩子们乖乖听奶奶的话，在奶奶周围保持安静，用充满崇拜的眼神看着奶奶所做的一切有趣的事情。只见奶奶在院子里扫出一小块空地，在空地上撒上一把玉米粒，并在撒有玉米粒的上面，用去掉玉米粒的棒子骨支起一个筛子，棒子骨上拴一根绳子，人拉着绳子远远藏在堂屋里面，等小鸟去筛子下面啄玉米粒的时候，堂屋里的人把绳子一拽，小鸟就很容易被卡在筛子下面。这是一个让孩子万分欢喜的活动。当然刚开始小鸟可能上套被捉住，时间久了小鸟就获得了经验，不敢轻易去筛子下面啄玉米粒了。这是灵儿仅能想起的无忧无虑的快乐时光了。

　　那时夏天雨水总是那么多，雷总是那么响，一次次狂风暴雨，阵势汹汹，如地动山摇般，把粗壮的树枝挂断，甚至有些树木被连根拔起，自家开挖的地瓜窖总是被大雨侵蚀地破出大洞来。每次狂风雷雨过后，陈年的土瓦房沿上漂亮的印花青瓦总是被挂掉几块，一次次地被雨水洗礼和冲刷，时间长了，端庄大方的青砖瓦房也偶尔漏雨，当时灵儿还体会不到日子的清苦，那时的日子还是快乐的，领着听话懂事的小弟弟玩耍，过年过节父母都会为姐弟俩添置漂亮的新衣，让同龄的邻家小伙伴也是心生羡慕。

　　1994年夏季的一个雷雨天，父母就像失踪了一样，好多日子不在家，灵儿就和弟弟杨宁凯跟着奶奶生活，六十多岁的奶奶也偶尔去田地里忙活，便把姐弟俩关在家里，遇到雷雨天，震耳欲聋的响雷总会把姐弟俩吓哭。

　　次数多了，灵儿的胆子也大了，每当再遇到下雨天有响雷的时候，如果大人不在身边弟弟还会吓得哇哇大哭：“我怕……我怕。”

　　灵儿都很懂事地跟弟弟说：“弟弟，不要哭，让姐姐抱抱你就不怕了。”
　　弟弟杨宁凯总是很习惯性地依偎在姐姐怀里，每当遇到响雷，灵儿都抱着弟弟的头，捂住弟弟的耳朵，一起等奶奶回家。

　　灵儿当时也不懂发生了什么，为什么父母这么久不回家看她和弟弟，她也试着问奶奶：“奶奶，妈妈去哪里了？怎么这么久不回家？”

　　杨母望着一脸迷茫睁着明溜溜大眼睛的灵儿，很是心疼，她笑眯眯地安慰灵儿：“灵儿啊，你妈妈去了很远的一个亲戚家，还要一段时间回家，妈妈会回家来和灵儿文儿团聚的。”

　　每当听到这样的回答，灵儿便又很开心地带着弟弟宁凯玩耍了。其实这年夏天灵儿的小妹杨晓芸出生，在当时九几年的社会背景下，国家严格执行计划生育国策，提倡一对夫妇只要一个孩子。对于有公职人员，要一个孩子几乎成了唯一的选择，不然职位都保不住。但对于一些还比较落后的乡镇，在农村第一个孩子是女孩的情况下，可以再要一个男孩，这也为之后男女比例严重失调埋下了“祸因”，农村男孩长大后如果没有太多知识，找对象是个很困难的事情。

　　要两个孩子的家庭，需要为第二个孩子上交部分社会抚养费，孩子越多社会抚养费上交的罚款也越多。这与西方国家鼓励生孩子的政策正好相反，在人口基数大的社会大背景下，注定一部分人要为生存权买下大单。杨海良当时在镇上中学教书，要两个孩子已经有违计划生育国策，能要两个孩子已经是政策之外的事，而且儿子宁凯也上缴了社会抚养费，如果有了第三个孩子，除了一次性两千多元的罚款不说，恐怕教师的职位也保不住。而且对于当时每个月只有二百多元的工资，两千多元对当时的家庭来说已经是天文数字，所以命运将在灵儿和妹妹杨晓芸之间进行抉择。小女儿出生二十多天后，杨海良离开任雪芹母女俩，回家里与杨母报喜，同时商量孩子的抚养问题。九十年代初农村普遍还不富裕，家里有积蓄的人家很少，杨家也不例外。

　　灵儿和弟弟听说爸爸回家来了，像往常见到爸爸教书回来一样欢喜地围着爸爸，不停地喊爸爸，因为爸爸每次都会带一些好吃的饼干巧克力给他们吃，或带些玩具水枪一类的玩具给他们玩。然而这次爸爸出门时间有两个多月，回来的时候两手空空的，虽然让他们有点小失望，不过见到爸爸孩子们还是既兴奋又开心。看到孩子杨海良也是一颗悬着的心都放下了一样，听到孩子亲切地叫爸爸，多日的疲惫和烦恼也一下子被驱散了一样。他用粗壮有力的手臂一手揽一个孩子，抱起来亲了又亲。

　　灵儿埋怨似地娇声娇气地问爸爸：“爸爸，你怎么这么久不回来看我和弟弟？”

　　杨海良哽咽了一下喉咙，在孩子面前他总是让自己表现的坚强和伟岸，他用温和的声音回应稚幼的灵儿：“爸爸和妈妈在一起呀，爸爸要照顾妈妈！”

　　灵儿又稚气地问：“那妈妈在哪里？妈妈怎么没有一起回来呀？”

　　这时弟弟宁凯开始嚷起来了：“妈妈，妈妈，我要妈妈！”

　　杨海良赶紧安慰儿子：“凯儿听话，在家听姐姐和奶奶的话，妈妈就很快回来了，说有没有听话？”

　　儿子很委屈弟说：“我听话了，你问姐姐。”

　　灵儿看弟弟很委屈的样子，也帮弟弟说话：“弟弟，很听话，下雨的时候，他总是哭，我抱抱他就不哭了。”

　　孩子总是简单而单纯的，有什么说什么，杨海良赶紧夸赞了女儿：“灵儿懂事，在家好好照顾弟弟！”

　　灵儿不住的点头。杨海良安抚了一对儿女就进里屋与杨母商量小女儿的安置问题。

　　杨母不安地寻问：“雪芹和孩子怎么样了？”

　　杨海良脸上洋溢着父爱的幸福：“娘，大人孩子都平安，是顺产，白白胖胖的千金。”

　　杨母听到母女平安心里舒了一口气，同时脸上簇拥了凝重的愁容：“是女孩好，我们现在也养不起呀，这孩子计划生育罚款也得两三千元，家里也没有积累。”

　　杨海良情绪一下子紧张起来：“孩子都出生了，也得养呀。”

　　杨母安抚一下杨海良的情绪：“养是得养，这钱向你两个哥哥凑凑，不过你现在三个孩子，计划生育这么严，恐怕你的工作难保，你自己也是清楚的。”

　　杨母说完这番话，房间里的空气像凝结了一样，没有任何气息，凝滞了很久。

　　最后杨海良向杨母讲了一直萦绕在自己心头的想法：“娘，我姨娘家三哥在恒源城市里，听说只有一个儿子，偶尔听他说起想要一个女儿，要不把灵儿寄养三哥家？”

　　杨海良说了这些话，杨母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很生气的告诉儿子杨海良：“不可以，灵儿是我看着长大的，我舍不得。”

　　杨海良极力劝母亲：“酿，我和雪芹是不得已才做的这个决定，三哥和三嫂都有正式的工作，平时上班，没有精力去抚养一个刚出生的婴儿，更何况灵儿体弱多病，在三哥家生活条件好了，能够更健康的成长。”

　　杨母看到也是愁苦的儿子，虽然一万个不愿意，也必须接受这个事实。她老人家还不忘念念地责怪儿子：“你们商量好的事情不要再和我商量，大人做的孽，害苦了孩子。”杨母无奈地直摇头。

　　这一年灵儿三周岁半，弟弟杨宁凯刚两周岁。

　　小女儿出生有一个月，杨海良和任雪芹赶回家。

　　任雪芹试探性地和灵儿聊天：“灵儿，你愿去一个城市的伯伯家住一段时间吗？伯伯家有好多好吃的东西，有好多好玩的玩具，还有一个懂事的哥哥！”

　　灵儿天真地望着妈妈：“妈妈会跟着一块去吗？妈妈跟我一块去我就去。”

　　能和父母在一起孩子怎样都是无比幸福的，然而她并不清楚自己面对的一切，家里添了一个小妹，她那会都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