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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番外一:往事(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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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伯父那趟过来,不仅为我解决了一个难题,也让父亲欣喜之余很快地康复了。
然而,母亲的病势却日渐严重。
在司马伯父的建议下,我们带母亲去做了一个彻底的全身检查,结果医生告诉我们,母亲已经是癌症晚期,哪怕调理得当,也不过最多只剩下半年的时间。
听着医生平静地下完结论,我却觉得犹如五雷轰顶。
半年,最多半年……
我无法接受这样残酷的事实。
十七年前,我切身感受了娘在我身边逝去的经过,而如今,上天又要让我再次亲眼目睹这样惨痛的过程。真的,我无法接受。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我简直欲哭无泪。
母亲对此倒是颇为坦然。见我和父亲从医生办公室里出来后,她就直截了当地问医生自己这身子还能拖多久。我们在场的几个人闻言,都是一愣。母亲温和地朝我们笑了笑,然后就跟医生说她对自己的情况也有个大致的猜测,所以任何结论不过是让自己有个充分的准备罢了。
起初,我们还是打算瞒着她,可母亲却说,自己都是经历过几次生死的人了,如果连这点都看不透,也就枉活了这些年,与其蒙在鼓里等着死神宣判,还不如掌握好这剩下的最后时光,打点安排一切。
她的态度很坚决,所以我们最后还是告诉了她。出乎意料的是,母亲不仅没有表现处丝毫的惊愕,反而仿佛就是松了一口气一般,笑着对我们说,这下好了,她的生活又有了意义。
司马伯父建议我们带母亲去香港接受手术治疗,可母亲婉拒了。她说,既然都知道了结果,又何必白费力气,相比在病床上忍受痛楚以求多活些日子,还不如在家里安然地走完这最后的人生路。
在家调养了一阵子后,母亲身子略微好转了些。中秋前夕,母亲让人准备了厚礼,同我一起去了华家。母亲的情况华清是知道的,所以当我们不请自来地叩开她家的大门时,她一脸的震惊。
母亲让人把东西放下,开门见山地表明了来意。她没避讳自己的病情,对华清父母说,自己时日无多,除了希望孩子能找到一生所爱、幸福美满之外别无所求。
到底是忠厚老实的人家,听母亲这么一说,华家二老脸上顿时满是关切。只是此前我和父亲之间的那些冲突让他们心里梗了梗,是以一时间他们陷入了沉默。母亲再次向他们致歉,并表示此番前来,正是父亲的意思,而且将来我和华清结婚后,父亲也绝不会干涉我们的生活。
这么一来,华家二老总算是放了心,不过他们说这个最后还是得由华清自己拿主意。母亲笑眯眯地从口袋里掏出了早就准备好的红包,还没等我求婚就冲着华清叫了一声“儿媳妇”,羞得华清红着脸跑了出去。
随后,我们两家人坐在一起选日子定婚期,结果翻了好几本黄历都觉得年前没有太理想的黄道吉日。我对他们这一套老派做法很是不屑,提议索性就定在半个月后的国庆节,趁着举国同庆的大好日子里跟华清把终身大事给办了。
父亲一脸的恨铁不成钢,板起脸低斥我猴急不像话,还说老陆家不能委屈了儿媳妇这么仓促地进门。听父亲这么说,华清父母有些不好意思。不过他们显然是认同父亲的观点的,只是鉴于母亲的身体情况,他们倒是认可了我的提议,叫我们先去领结婚证全了礼数,至于婚礼办酒什么的,则可从长计议,到时候一切由父亲这边做主便是。
我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司马伯父,司马伯父也是高兴不已,只是他当时正好去了美国找松龄,是以没法赶来参加我们的家宴,但他同我反复保证,等到我大婚办酒席的时候,他和松龄一定参加。
国庆节那天,母亲如愿喝了华清的儿媳妇茶。她拉着我们的手语重心长地说:“今后,无论风雨,你们俩一定要相互扶持,好好地过日子……”
那一刻,我想到了娘,她在失去意识前也这般叮嘱我。
我翻转手掌,与华清十指交握,向母亲郑重承诺。我想,如果娘在天上看到,一定也会很高兴。
婚期原本定在年后的正月二十,只是入冬后母亲的身体一日不如一日,一场初雪后更是卧病不起。岳母在一次来探病后提议把婚期提前,趁着母亲精神尚好时尽快办了。然而母亲却婉拒了,她不允许让华清在旁人眼里留下一个冲喜过门的说辞。
过年时,母亲身子一度好转,只不过那已是回光返照。正月初九那日午后,我和华清推着母亲在院子里晒着太阳闲话家常,说着说着,母亲的手忽然垂了下来,而她那阖上的双眼便再也没有睁开。
母亲走得很安详。在此之前,她告诫我们不要悲伤,总是微笑地念着陶渊明的诗句,“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所以,我们遵循母亲的遗愿,平静地料理了一应丧事。只是一想到这二十年来母亲的养育之恩,我仍是难以释怀。
孔子曰:“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小时候,娘过世的时候正值战乱,我和松龄都没有尽过这点孝道,所以此刻,我想借着对母亲的这份哀思把当年的那份遗憾一并弥补。我对华清说了我的想法,没想到她不但没有任何意见,还握着我的手说,她从没想过办婚礼摆酒席,两个人在一起,图的不过是携手百年,办不办婚礼又有什么区别。
有妻如此,夫复何求?
我知道华清说的是真的,但我不能这么委屈她,除了那张大红的结婚证书,我要风风光光地为她办一场婚礼,我要告诉所有人,我陆元麟娶了这样一位好妻子。
三年后,我履行承诺,在和平饭店举办了一场盛大的婚礼。
因为父祖几辈在B市书画界还算有些分量,加上建国初那几年家里更是响应国家号召出了大力气,是以政府领导、业界前辈和父亲的一应好友都前来捧场。只不过,我并不因此而觉得高兴,因为司马伯父一月前在浴室里不慎滑倒摔伤,所以没法来参加我的婚礼。
不过,我总算是再次见到了松龄。
真是时光如梭啊,一晃居然就二十年了。想当年,松龄个头没我高,胖嘟嘟的,还总爱哭,没想到二十年过去,这家伙不仅健硕颀长,而且还比我高出了半个头。
兄弟相见,我激动地一把抱住了他。
“哎,元麟,你可千万别弄皱了我的西服呀,这可是为了来参加你的婚礼,我特地去纽约定做的!”他虚虚地推了我一把,戏谑地说。
我猛地捶了他一拳,“咱们兄弟阔别二十年重逢,我还不如一件衣服?”
“哈哈哈!”松龄大笑起来,眉眼之间俨然就是司马伯父当年的影子。然而不待我开口,下一瞬他就把我紧紧抱住,“元麟,你可想死我啦!”
好家伙,力气可真大,差点没把我给勒死。
“噗嗤。”突然,旁边传来一个清脆的笑声。
松龄放开我,笑着介绍道:“素衣,这就是我跟你多次提起的兄弟元麟,亲兄弟!”他重重地强调一句后又揽着那人朝我挤眉弄眼,“这是我未婚妻汪素衣。快,叫嫂子!”
汪素衣脸一红,瞪了他一眼。
“嫂子!”我笑着大声道,还恭恭敬敬地向她鞠了一躬。
“哈哈哈!”松龄再度朗声大笑,“走,去看新娘子!”
说起来,司马伯父算得上是我和华清的大媒人。所以,婚宴结束后的家宴上,我和华清郑重地向松龄行了一个礼,算是感谢司马伯父当年对我们的一片恩义。
原本,我和华清是打算婚后就搬去城里住的,只是我和松龄实在是相聚不易,所以我们就在乡下多待了一个月。
那一个月里,我和松龄把酒言欢,感觉就像回到了小时候。那时候在重庆,我们嬉闹着在院子里奔跑,拉着几个同龄小伙伴过家家。与很多玩伴不同的是,我俩都不热衷于当“新郎”或“爸爸”,反而喜欢扮演“医生”,学着巷子口小诊所里的胡子大叔那样,脖子上挂个物件,在其他玩伴身上这里听听那里听听。我们很默契地决定,以后长大了一定要当医生。只不过到了最后,我俩都没能实现当初的愿望,倒是再度同步地继承家业,分别走上了经商与绘画的道路。
说到这个时,松龄告诉我,汪素衣在美国学的就是油画,并兼修雕塑,所以这次他带她来参加我婚礼的同时也是想让她来我们家学点国画方面的东西。
汪素衣钟爱人物,这本是再巧不过的事——我祖父是清末的人物画大家,尤工仕女图,被时人成为“当世仇英”;而父亲亦尽得真传,更是融入了西方绘画的一些元素,名噪一时。只不过近十年来,受政治思潮的影响,父亲那些大胆的画作不被接纳,为避免有心人的迫害,父亲在得知风声后,一把火把那些他自诩为“平生最得意之作”的画作烧了个精光,而后转画水果花卉、杯盘器皿等静物。也正因此,我对人物画并不擅长,近几年,更是把重心放在了泼墨山水上。
母亲的去世对父亲打击很大,这三年里,父亲基本没有作品成稿,总是画了一半就付之一炬,尤其是近半年,他几乎就没进过画室一步。好几次,我就水墨与水粉、东方神|韵与西方形式的统一等方面的问题向他咨询,然而父亲总是言语不详,甚至没说几句就索性打发我去上海找林叔讨教。而当我问得多了的时候,他则会摆摆手下逐客令,“让我一个人静静。”
我不知道这算不算是江郎才尽的不安与无奈,但潜意识里,我总觉得父亲此时的低谷应当是心有所郁结,情感得不到发泄所致,一旦有了合适的契机,他的灵感必将如朝霞穿透积云,厚积薄发。而后来的事实也证明,我猜得不错,但我没想到这个契机居然会是那样一把利刀,把我们陆家与司马家二十几年来的深厚情谊割得面目全非、鲜血淋漓。
一日下午,我们几个闲来无事,便坐在一起打麻将。打了一半,汪素衣突然说来了灵感不打了。她问我要了画笔颜料,随即就摆开架势画了起来,一口气画到了深夜,甚至连晚饭都顾不上吃。松龄无奈朝我耸耸肩,说她就是这个样子。
第二天,她让我们看她一气呵成的作品。只见上面墨迹未干,但我们几个打麻将时的神情姿态却是跃然纸上。那一刻的惊艳令我兴奋不已,我想,或许,这就是将父亲从低谷中拉出来的一束希望之光。
我猜对了,但是,我做错了!
我激动地拿着画去找父亲,果然,他在看到画的那一刹那,眼中顿时迸发出一抹我从未见过的光芒。当我把事情经过告诉他的时候,父亲点点头,说:“你让她来找我。”
后来,父亲收了汪素衣做关门弟子。汪素衣学的是西洋美术,正好是十年前父亲着力探索的方向,于是,他们一个求教中国画的精髓,一个重拾西方美术的要义,相得益彰,在一起兴致勃勃地探索着构图、色彩、线描与色光等。
很快,我发现父亲以往的笑容回来了,而且作画下笔的功力也跃上了一个新的高度。在一次看戏回来后,他突发灵感画的《金陵十二钗》一举获得“中国美术奖”,更在次年的全国美术展览会上展出。
看到父亲的变化,我们都很欣慰,是以我留松龄和汪素衣在B市多待一阵子,直到我发觉了一点不对劲后,才找了个理由让松龄他们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