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大胡同
管八大胡同叫做八大胡同,明显是北京人的一种独特的幽默。从来政治是大事,军事是大事,国计民生是大事,但中国的传统里,似乎并不把男欢女爱当作一件大事。男女关系能被称为“大”的,也许只限于一个人,就是皇帝,所以他的结婚典礼被称为“大婚”,但这已经超出了床笫之欢和家庭关系的范畴。可北京人偏偏把那个昔日的红灯区叫做八“大”胡同,把猥亵的东西说的庄严,把下作的东西说得郑重,这种叫法,让人越想越有意思。
实际上的八大胡同,确实有八条,但哪条也不宽不大。它的地理位置在旧北京的外城,因为清朝政府出于首都治安和皇室尊严的考虑,不许妓院和戏园子这些娱乐场所开在内城。所以王公贵族逛八大胡同,需要先出城门,逛得晚了,城门关了回不去,也就顺势眠花宿柳,一晌贪欢。
说到八大胡同,不能不提的是赛金花。赛金花的早年经历已经不凡,她曾被清代一位大臣收为义女,并随之出访欧洲各国,还受到过德国维多利亚女王的召见。可见赛金花善于搞外交,凭的并不纯然是□□——有肉的女人多了去了,为什么历史偏偏选择了她?后来赛金花脱离侯门,跳入风尘,挂牌开张当了妓女,曾红极一时。八国联军攻入北京之后,她审时度势,干脆当上了联军司令瓦德西的情妇。光凭这些事情,人们当然可以说赛金花很无耻,既失节又卖国,是个双重不要脸。但赛金花却又偏偏作了一些好事,她在侵略军那边百般斡旋,保全了很多清朝大臣的举家性命,也劝阻八国联军在北京戕害无辜百姓。光看这一点,那么赛金花却又可以被称为是个侠女、义妓,应该被授予诺贝尔□□了。毫无疑问,两种看法都太过简单,但她起码还留在了北京,并尽力保护着刀兵涂炭之中的国人,而这本应该是母仪天下的慈禧太后的责任。
比起赛金花,后来的小凤仙也许更称得上是个纯粹的义妓和侠女。这回的舞台背景变成了全国讨袁的浩荡风潮。当年蔡锷被袁世凯软禁在北京,无路可走,多亏有个红尘知己小凤仙,帮助蔡锷暗渡陈仓地逃离了北京,回到南方去率军讨袁。但小凤仙这样做究竟是出于国家大义还是儿女私情呢?又是一个不好说清楚的话题了。
然而赛金花和小凤仙比起八大胡同的大多数妓女来说,终究是幸运的。更多的女性则在这里强颜欢笑地埋葬了青春。三教九流有高低贵贱之分,每一流内却也分着高下等级,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无论如何塞金花们应该算是她们那一行里的状元了。在八大胡同,一等的茶舍里是名妓,二等次之,三等窑子里的则都是被迫用肉换钱,却连个好价钱也卖不出来的苦命人。老舍写的小福子和月牙儿如果在八大胡同,应该就是这样的三等妓女,她们生前只是毫不起眼、任人折磨的粗脂滥粉,死后干脆就化作了一捧黄土,被北京冬天的风沙一吹,彻底消散了。
考究八大胡同娼妓业的风格流派,还有南班北班之说。北班多指北京本地的妓女,而南班则是从南京、苏州之类的地方北上讨生活的。两派待人接客的礼仪作派有很多不同,南班就像《海上花列传》里写的一样,说一口吴侬软语,遇人先敬瓜子,穿着南方服饰。南班的妓院有很多被称为书馆,妓女被叫做先生——就像现在叫人小姐经常会挨白眼一样,那时叫人先生是不是也有可能招来误会呢?北班比起南班,则相对粗劣一些,但后来也引进先进经验,作派上和南班有所相似。娼妓业也印证着经济学的规律:有竞争才有发展。
而按照经济规律,有妓女,也完全是因为有嫖客;妓女三六九等,嫖客当然也是三教九流,有王爷贝勒不说,最荒诞的是据说还有太监。嫖客里最著名的是郁达夫,此人逛八大胡同,非但隔三差五,而且还理直气壮,似乎这是艺术家的逛法,也似乎是为艺术而逛的。古代文人也多有嫖妓者,比如李白 “载妓随波任去留”,又如杜牧的“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郁达夫这个人却偏有些奇怪,他总是将□□和民族解放、国家存亡结合在一起,一部叫做《沉沦》的小说,写的是一个中国男青年在日本留学,受日本人歧视,又对日本女□□望勃勃,两层压力之下,终于崩溃自杀了,小说的结尾处写道,那个男青年悲哀地呼喊:祖国啊,我的死全是你害的,你快些强起来吧,快些强起来吧。似乎排解不了□□是因为国家不够强大,国家强大了就可以排解□□。不过郁达夫习惯在男女之欢的小事里加进国家民族的大事,在红粉里加进兵戈之声,倒也算是暗和了近代史上八大胡同的风貌。
而到了国家强大的时候,八大胡同的历史也就到了结束的时候了。我们今天说的八大胡同,已经纯然成了往事。八大胡同故事中那些香艳的烟花女子,在隔江犹唱后庭花、血色罗裙翻酒污之余,留下了一段段的传奇。在烟花之后隐藏着苦难,掩映着中国历史的沧桑,从这个角度来说,它是可以叫做八“大”胡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