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抽丝剥茧》丹青笔墨

2、学术文化宗教

　　学术
　　汉晋之际的学术思想发生剧烈的变动，主要受传统思想的变化与政治斗争有关，前者成份居大。由尚交游、重品藻，反动而变为循名责实，归于申韩。因尚名务虚伪反动而为自然、率直，归于老庄。
　　由于东汉晚期政治败坏，局势混乱。曹操与诸葛亮采用名家或法家的思想来恢复社会秩序。曹操提倡信赏必罚，主张法治。提出“用人唯才”的观念打破以门第或名教的标准。诸葛亮也提倡法治观念，入蜀后修明法制，执法公平。提出“治国之要，务在举贤”的主张以任才适用。他也重视军法，如街亭之战马谡违反军令而被斩，他也自贬三等。汉末魏初的名法思想为此后魏晋玄学思潮提供了基础，使名士基于政治黑暗将焦点由名法的具体问题转向玄学的抽象思辨。
　　经学方面，汉末郑玄之经学已甚受推崇。然而在魏晋之世，王肃继承父学而注经，其对经学的见解与郑玄不同，遂有郑、王两派互相驳难。曹魏末年，司马氏篡魏为晋。当时政治黑暗，知识份子之思想趋向反动、消沉而无出路。倾向曹氏者多是失势士子，采取清谈方式批评政治，主张自然。倾向司马氏者，则主张维持名教，使儒家作风渐起分化。因王肃为晋武帝外孙，遂被立为官学，一时黜郑申王，使王学成为宗主。
　　魏晋时期最突出的思想为玄学。其基本教义为《老子》、《庄子》和《周易》，合称三玄。玄学家好谈玄理，不谈俗事，称为清谈，流行于魏晋时期。在240－248年的酝酿期，以何晏和王弼为代表。玄学家认为一件事情需要理解其背后原理的“本”方能了解平常所见的表象“末”，进而提倡“以本统末”的理论。又视“本”为“道”，类比为没有形体的“无”（原理、趋势），视“末”为实际现象的“有”，并认为“万物皆产生于无”。之后到司马炎篡魏建晋为止。以阮籍、嵇康等竹林七贤为代表，他们把焦点由思想理论转移到人生问题上。当时政治黑暗，司马氏压抑士大夫，并以崇尚名教自饰。阮籍及嵇康等人遂主张儒教的礼法压抑人性且虚伪，强调人性的解放与自然真诚。他们带头实现这个理论，形成一股解放个性的风气。到了西晋之后，清谈之风蔓延到政治舞台上，握有大权的达官显要也大谈玄理，呈现一批在世又欲出世的权贵。裴頠对“自然”提出修正，主张“崇有论”，以矫“虚诞之弊”。郭象进一步证明“名教”即是“自然”，玄学发展至此已臻终结。
　　文学
　　三国文学中以曹魏文学最盛，分为前期的建安文学及后期正始文学，其中建安文学反对靡弱诗风，被后人称为“建安风骨”或“汉魏风骨”。这是因为自曹操等人热爱文学，各地文士纷纷吸附。建安文学代表人物为“三曹”及“建安七子”。其他的文学家还有邯郸淳、蔡琰、繁钦、路粹、丁仪、杨修、荀纬等。曹操具有沉雄豪迈的气概，古朴苍凉的风格，著有《短歌行》、《步出夏门行》、《让县自明本志令》等文。曹丕及曹植才华洋溢，曹丕著有文学评论《典论》，导致文学开始自觉发展。曹植具浪漫气质，著有《洛神赋》等文。建安七子与蔡琰、杨修等人关心现实，面向人生。他们的作品反映了汉末以来的社会变故和人民所遭受的苦难，例如蔡琰的《胡笳十八拍》。
　　正始文学时期，由于当时政治形势受司马氏操控，文人备受压抑，难以直接面对现实。当代的作家有竹林七贤及何晏、夏侯玄、王弼等“正始名士”。正始作家大都通老庄，好玄学，对于社会现实，不如建安作家那样执着，持比较冲淡的态度。嵇康的散文和阮籍的《咏怀诗》尚继承“建安风骨”，敢于面对司马氏政权，其文学都有鲜明的特色。《文心雕龙》提到“正始明道，诗杂仙心。何晏之徒，率多浮浅。惟嵇志清峻，阮旨遥深，故能标焉。”说明了阮籍和嵇康皆为正始文学的代表诗人。
　　孙吴作家有张纮、薛综、华覈、韦昭等。张纮为孙权长史，与建安七子中的孔融、陈琳等友善。薛综为江东名儒，居孙权太子师傅之位。华覈则是孙吴末年作家。蜀汉作家有诸葛亮、郤正、秦宓、陈寿等。诸葛亮作为一代政治家，他的作品有《出师表》等。其文彩虽不如他人艳丽，然而内容浅易，情意真切，感人肺腑，表露出他北伐的决心。秦宓所写的五言诗《远游》，是蜀汉流传下来唯一可靠的诗篇。蜀中亦多有学者为书作注的人，如：许慈、孟光、尹默、李撰等，蜀汉后期有谯周、郤正都醉心于文学，谯周更写下了《仇国论》讨论过度征战的缺点，及郤正以依照先代的儒士，借文表达意见的《释讥》。东汉末年亦有研究纤图、术数的学者，如：任安、周舒，之后出现了周群、杜琼等人。
　　三国时期有名的史学家有王沈、鱼豢、韦昭及陈寿。王沈的《魏书》被史学家刘知几评为“其书多为时讳，殊非实录”，这跟他亲附司马氏势力，打压魏帝曹髦有关，故该书的参考价值也相对较低。韦昭善写史，著有《吴鼓吹曲十二曲》，内容为整部孙吴发展史，与缪袭的《魏鼓吹曲十二曲》南北相对。他又著有《吴书》55卷等。陈寿编写的《三国志》为“前四史”之一。他参考《吴书》及鱼豢撰写的《魏略》等资料，采三国并述的方式，创新纪传体史书的写作模式。虽仍有不足之处，但实是研究三国历史不可或缺的史籍之一。
　　宗教
　　本时期为佛教与道教的发展时期。由于天灾人祸不断，人民纷纷寻求宗教慰藉心灵，使得能够逐渐发展。南中诸夷族的原始宗教，具有很浓厚的巫风。其性质是神话崇拜，具有多神、崇拜自然的特点。在西南地区有长远的历史，形成早期的原始宗教。
　　东汉民间流行黄老之学，张角建立的太平道和张道陵建立的五斗米道，都是道教的雏型，到西晋时则称为天师道。张角的太平道，在道术方面较重“守一”。以《太平经》为主要经典，又称《太平青领书》。内容庞杂，“其言以阴阳五行为家，而多巫觋杂语”。其社会思想既有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部分，也有呼吁公平、同情贫苦人民的部分。张角拥有广大教众后，于东汉末期率其弟张梁、张宝与部属张曼成发起“黄巾之乱”，最后被东汉朝廷击败而渐渐式微。张道陵于汉顺帝时入四川鹤鸣山，造作符书，创建五斗米道。该教可能是黄老之学与当地宗教的融合，符文大多源至巴蜀巫术。五斗米道与太平道教理教义基本相同，事奉黄老之学。张鲁使教内“祭酒”诵习《老子五千文》，《道德经》成为主要经典之一。《老子想尔注》反映早期道教对《老子五千文》的解释。经其子张衡（道教）、其孙张鲁的传播，流行于四川与汉中一带。张鲁投降曹操后，五斗米道由巴、汉流传到江南一带。
　　佛教早在东汉初期即传入中国，但当时儒学兴盛，发展不大，至三国后方有发展。当时大乘佛教受贵霜帝国影响而传播四周。西域受其影响，于阗、龟兹等地佛教兴盛。之后又有天竺昙柯迦罗、安息昙谛和康居康僧铠等僧侣到洛阳翻译经典，将大乘佛教传至中国。昙柯迦罗推广戒律，这是中国僧侣有戒律受戒之始，后世以其为律宗的始祖。昙谛所译的《昙无德（法藏）羯磨》受朱士行等人戒守，一般以此为中国僧侣出家之始。由于当时经文翻译未善，朱士行为求原经研读，于260年自雍州出发至于阗，成为首位西行求法的中国僧侣。他写得《大品般若》的梵本，后由弟子于282年送回洛阳，最后由竺叔兰译成《放光般若经》。发展方面，在东汉末期笮融曾于江东大兴佛寺。三国时期的佛教重镇，北方以洛阳为主，南方则为建业。曹魏魏明帝大兴佛寺，曹植也喜读佛经，并创作梵呗。孙吴方面，当支谦、康僧会先后入吴，受孙权推崇并支持发展。孙皓称帝时，本要毁坏佛寺，因康僧会说法感化，终而放弃。在蜀汉，佛教不是很兴盛，规模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