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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个电影作者的诗意青春 ...

  •   菲利普•加莱尔所拍摄的关于“五月风暴”纪录片曾为戈达尔称为“有史以来反映这场革命的最好的纪录片。”而这位导演也因一系列同类题材的摄制而成为法国“五月电影”的最好诠释者之一。2005年的新作《制服恋人》则再次向人们证明了这一点。
      作为在法国新浪潮以后成长起来的一代导演,菲利普•加莱尔不仅在影片中完美地展现出“作者电影”的全部特征,并因亲身经历了这场革命而使《制服恋人》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对自己过往青春的一次祭奠式回忆,然后将之私人化、个体化和诗意化。
      影片一开场便是一个由塞纳河缓缓移向巴黎街头的抒情长镜头。粗糙的颗粒效果,耳边伴有沙沙的环境杂音。没有路人的巴黎街头一派冷冷清清,这个透过加莱尔的眼睛所看的场景有一点落寞,有一点寂寥。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影片的第一部分是反映革命现实情况的,所以从头到尾都带有写实的色彩。
      之后影片展现了典型的“五月场景”:学生集会、设置路障、焚烧汽车、学警对峙、街道追捕等。但相比这些叫人惊心动魄的字眼,镜头本身却是格外的寂静而内敛。摄影机仿佛固定在了那几个带头盔的学生后面。前方烟雾缭绕,他们推倒汽车以作街垒,然后轮流吸着同一支烟,照顾伤员,长时间地等待下一轮进攻。十几分钟的场面没有一次人声鼎沸的示威冲击,没有一句著名的“五月口号”。一切都仅仅像是一场事先安排好的实地演习。
      对那些没有经历过的人而言,60年代蔓延全世界的荡气回肠的红色革命似乎已被彻底模式化、脸谱化了。而加莱尔却用记忆重新将这段经历以自己的方式搬上银幕,以自己有限的所见所闻来还原一个真实的历史场景。或许是出于艺术家的浪漫主义本质,他将那些站在街垒前的演员拍摄得犹如雕塑一般。在黑与白的光影中展现出充满诗意的美感与韵律,并将这一组心理时间无限拉长,让观众久久地凝视着他们的背影,仿佛看到了一个未经剪辑的原始拷贝。
      在加莱尔眼里,这群被神化了的革命青年其实还是一些单纯的,满怀理想主义的小孩子。遇到警察追捕,他们求助的是口口声声想要推翻的中产阶级,然后回到家后,却对母亲说:“我们到底能不能发动一场无视无产阶级的无产阶级革命?工会领袖根本不明白,我们要的不是钱,而是生活。”弗朗索瓦的父亲,这个经历过革命洗礼的老人对儿子说,他们的想法存在问题,革命需要太长的时间,等它结束以后,当年的革命青年早就不在了。这种妥协的态度显然来自于现实世界里更加嘲讽的事实。曾经的革命领袖一个个摇身一变成了他们一度想要破坏的社会体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由此充分地体现了王尔德的话:“我们企图改变世界,可是改变的却是我们。”
      加莱尔当然不愿意看到这样滑稽可笑的局面,所以便有了影片的第二部分,有些超脱的乌托邦情节。革命失败后,这些青年住进了一栋理想的大房子里。男孩儿女孩儿们聚集一处,他们写诗、画画、开舞会、吸鸦片,谈恋爱,与世隔绝且拒绝合作。青春激情加乌托邦,几乎等于精神鸦片。这些意志坚定、精神饱满的年轻人讨论艺术,与伙伴们翩翩起舞,之后熟练地、自然地、毫不怀疑地点上鸦片,向另一种鸦片告别。弗朗索瓦也在失意中找到了从事雕塑的女孩儿莉莉并开始了一段青春热恋。
      于是影片一改先前略显失落的情绪,开始用满怀甜蜜的镜头跟随两个恋人,留下了他们在塞纳河边、幽静小巷等地的身影。影片也第一次开始有了爵士风格的钢琴配乐。两人在外散步的每一个镜头都能被制作成一张精美的明信片。弗朗索瓦,或者是加莱尔,头一回在这场苦涩的革命中感受到了愉悦的心情。在此,加莱尔抹去了一切残存的政治阴影,用摄影机这支笔自由而自如地书写着青春的无邪与诗意。其场面调度的手法很容易令人想起《朱尔与吉姆》、《法外之徒》等新浪潮时期的青春片,在抒情中带有一丝怀旧的色彩。
      《制服恋人》是近几年来法国首部正面描写“五月风暴”的电影,因而可以说是1968年以来法国本土最重要的“五月电影”之一,上映后迅速成为法国传媒讨论的话题。加莱尔不可避免地会被问及对革命的看法,而影片最后的结果则回答了这个问题。
      从最初积极参与革命的让•克里斯托弗的率先推出,到房子主人安托万的离去,再到莉莉为求发展远赴美国,这一连串的打击使得弗朗索瓦对生活失去了信心,在绝望中吞食鸦片而死。片中,弗朗索瓦的扮演者正是加莱尔的儿子路易•加莱尔,那张像极了父亲年轻时候的面孔显然表明了加莱尔的初衷,让儿子来饰演青年时代的自己。因此,弗朗索瓦的死便具有了明显的象征意义,是高度自我化、高度诗意化的表现。它代表了导演对于“五月风暴”的根本性立场:绝不以任何方式、任何形式予以妥协。当然,加莱尔也并非一味的以倔强的姿态来强调自己的观点。在弗朗索瓦最后荒诞剧一般的梦境中,莉莉的画外音告诉他,他犯了一个错误。这意味着加莱尔意识到了弗朗索瓦的选择可能并不明智,但他仍以死亡的形式完成了自己革命青年的最终形象雕塑。
      在这部看似漫不经心的长达三小时的黑白青春片里,加莱尔以诗意化的镜头掩盖了其电影作者的本质。从“五月风暴”到一群青年,从一群青年到一对情侣,又从一对情侣变成一个个体。导演抽丝剥茧地把摄像机从“五月”一代人拉回弗朗索瓦这个个体面前,用精确的个体画像去回应那一代人的集体画像。这种手段在影片中是不动声色的,聪明而无痕迹。也正是如此,影片使得很多人被其中漂亮的画面所迷惑,以为导演放弃了对“五月风暴”本身作出明确的判断,并批评影片骄傲而空洞。对此,只能表明观众没能看到加莱尔苦心塑造的弗朗索瓦这个角色,由于镜头过于平均的分布而逐渐忽视了他作为导演化身的初衷,并进一步地漠视了其个人情感的发展脉络。从拍摄手法上来分析,加莱尔不再以明显的政治历史符号去表明自身的倾向性,而是用强烈的个体情感色彩及个人美学设计来刻画弗朗索瓦对于他所处的时代的无奈与不满;以充满“独叙闲愁”的自恋来表示自己对革命的态度。而这种全新的表现形式同样获得了时代的认可。人们不得不承认一个失真的、自传体式的“五月”似乎更能探入他们封尘已久的内心,使之回忆起自己当年的所作所为。
      当然,影片本身的高光饱满,画面对比强烈,甚至有几分失真的柔化效果,都令人赏心悦目。对于不甚了解法国这场革命的观众而言,青年人的本色感以及导演充满诗意的镜头语言也足以使其为之动容。因为相比凝重的历史来说,《制服恋人》同样可以被看作是导演对自己诗意青春的一次回忆与祭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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