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色的花朵》滕新华

2、二、他叫张天亮，一个社会青年，一朵黑色的花

　　一周过去了，劳动服务站的活儿还是没有派下来，每天我都会跑去询问，得到的回答总是相同的：回家等着。今早我又跑了去，看到满屋子都是找工作的人，害得站长同志不得不出来亲自向大家进行解释。
　　站长说：“同志们，目前的情况是这样的，经过一九五七年伟大的反右斗争，五八年的大躍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五九年的全民大炼钢铁，我国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形势大好，不是小好！但也必须看到，我们发展的步子迈得快了些，摊子铺得大了些，所以现在必须进行一番必要的调整，贯彻落实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
　　站长接着说：“但是，发展的速度要缓下来，生产的规模要控制住，工作的机会当然就会相应的少了些，再加上我们是个有几亿人口的大国，僧多粥少，找工作就会相对困难些。不过请大家相信，经过八字方针的贯彻落实，经济肯定是要发展的，生产肯定是要扩大的，工作机会肯定会有所增加的。所以，我们的前途是一片光明的，面包会有的，工作会有的，一切的一切都都会有的！”
　　最后站长要求我们，从明天起不要再到服务站打听消息了，有活儿的话，服务站会通知居委会，居委会通知居民组长，居民组长会通知我们。
　　我们就这样被站长的一番豪言壮语打发走了。在回家的路上，我从国家的经济形势联想到自家的经济危机。我爸在渡江战役中成为解放军的俘虏，一九五五年被特赦，一九五七年病故。我妈解放后成为一名自食其力的中学□□，五七年被打成□□后，发配到北京西部一个远郊林场劳动改造，每月只发出工费，日子过得相当清苦，最近又查出了心脏病，无力参加繁重的体力劳动，被降低了生活费标准，连生计都难以维持，而我自己高考落榜，就业无望。在这种情况下，我每天脑子里转来转去的都是经济账，控制日常开销，实行计划经济。首先，我必须精打细算，压缩开支，一分钱掰成两半花，能不买的绝对不买，能少买的一定少买，有便宜的坚决不买贵的。电影、话剧、音乐会这些精神享受更是想都别想，为了去图书馆，开始我拿学生证买学生公交月票，现在连这个也免了，每次都是甩开大步走去走回，进行两万五千里长征，该花的不得不花，能省的一定要省。写作时我把练习本正反两面用，第一遍用铅笔写，第二遍用钢笔在上面修改，第三遍用毛笔在写废了的纸上练大字。我开始试着不吃早餐，一个窝头掰成两半，中午半个晚上半个，就连一根酱萝卜也要分成十等份，每天只能吃上一份，这一切当然都是为了生存，为了能坚持活下去！
　　现在，我感到心里一阵阵发慌，肚子里空空荡荡，两腿发软，额头沁出冷汗，接着眼前出现一片黑暗，然后是一阵可怕的头晕目眩，我告诉自己千万不能倒下去，千万！我步履蹒跚地蹭到一棵大树下，双手抱紧树干，缓缓地蹲了下来，过了好久，又双手扶着树干站了起来，两条腿沉重得仿佛灌了铅，踉踉跄跄地晃回家中。
　　我给自己倒了半杯白开水，又躺在床上缓了一阵，开始动手做饭。我捅开火，先把半锅水坐在炉子上，然后拎起面口袋，将最后一把玉米面到进一只大海碗里，用水搅拌均匀，再抓起一把菜叶，冲洗干净，切成细丝，这些菜叶是从菜站拣来的，每次去都能碰上两位大妈，我一个大小伙子总不能跟大妈抢东西吧，所以每次都是等她们挑完一遍，我再拣些能凑合吃的拿回家。
　　锅里的水沸腾了，发出一阵咕噜咕噜的悦耳的声响，我把菜叶倒进锅里，等它们颜色变淡，再把调好的玉米面糊糊倒进去，轻轻地搅拌均匀，最后又抓起一小撮盐，撒进锅里，一道玉米面菜叶粥便得活了。我把粥盛进大海碗，正想有滋有味有声有色地狼吞虎咽一番，忽然看到那只空空荡荡的面口袋，于是我便匀出半碗粥，把它们倒进另一只碗里，那可是晚上活命的口粮。
　　我端起大海碗，两颗清冷的泪滴滴进碗里。
　　半碗稀粥很快被扫荡一空，我放下饭碗，开始绞尽脑汁，思考明天如何活命。我首先想到的是寄卖商店，也就是解放前的当铺。我的目光开始在房间里扫描，看看还有些什么可以送到寄卖商店，去当，去卖，去换回几个救命的钱。你看，这是一间不足八平米的斗室，到处赤裸着主人的清贫，一张用两块木板拼成的单人床，一只既当书桌又当餐桌还能在上面切菜的方桌，一口百货商店里装肥皂用的木箱，现在用来充当坐椅还可盛些衣物。在这又矮又小的狗窝里，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只又高又大的书架，上面拥挤着世界文学名著，站满了鲁迅、高尔基、托尔斯泰、屠格涅夫……我仰望着这些文学巨匠，拿起又放下，放下又拿起，真是不忍心把他们送到旧书店，尽管眼下我是饥肠辘辘，于是我让大师们重又站回到书架上。
　　这时，一只精致的手錶呈现在我的面前，这是一支上海牌手錶，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只国产錶。设计者独具匠心，把錶盘上的上海二字设计成一艘鼓满风帆乘风破浪的航船，构思新颖，寓意深刻。这只錶是妈的最爱，是她为了我备战高考送给我的生日礼物。在我生计最艰难的日子里，几次想把它送进寄卖商店，几次都不忍不舍，最终打消了这一念头。现在我双手捧着它，仿佛听到那如音乐般的滴滴哒哒声，那是世上最美丽的乐句，于是我重又把它放回书架，就在屠格涅夫的脚下。
　　最后，我从那只肥皂箱子里翻出一件二毛皮的坎肩儿，虽然破旧些，式样也不够时髦，但冬天穿它还真管用，我不知道没有了它，在那飘雪的日子里我该如何抵御严寒，管它哩，还是顾眼前吧。当然，我不敢指望它能卖个好价钱，眼前物价天天上涨，只有寄卖品的价格不涨反落。我想起胡同口的一帮老头儿，阳光灿烂的日子里蹲在墙根底下晒太阳，有一次老头儿甲半眯着眼说：“现在东西越来越贵了。”
　　老头儿乙把玩着手里的核桃说：“那可不一定，也有越来越便宜的。”
　　老头儿丙奇怪地问：“还有这事，什么东西越来越便宜？”
　　“牙膏皮。”老头儿丁平静地说。
　　我把坎肩儿塞进书包，锁好门，打算走一趟寄卖商店，却撞见了迎面而来的刘嫂，她是街道纸盒厂的工人，也是我们的居民组长，街道居委会的积极分子。她是个农村小媳妇，三十岁出头，梳着□□式的短发，一双眼睛又黑又亮又大，说话时总是目不转睛地盯着你看。她穿一件蓝地白花的土布短衫，一条裤脚宽大的粗亚麻布裤子，一双塑料底的黑布鞋，胳膊上缠着一条街道治安员的红袖标。她的老家是河北省唐山农村，一九五二年丈夫被招工，从农村来到首都，当了一名光荣的炼钢工人。她出身贫苦，没什么文化，只知道好日子是共产党给的，你叫她怎能不热爱新社会，热爱新生活。她爱憎分明，立场坚定，绝对相信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是啥，人民的敌人嘛，那么人民的敌人的儿子呢，肯定不会跟人民一条心嘛，所以人民就要去监督他，改造他，教育他，帮助他嘛！可是骨子里刘嫂绝对是个好心人，她帮回老家探亲的双职工照看房子，深更半夜冒着倾盆大雨把邻居的病儿送进医院，不顾自己的孩子正在哺乳期，用自己的乳汁喂养了一名缺奶的婴儿，几次用自己的鲜血挽救了生命垂危的病人，就连对我这个□□的儿子也没少帮忙，下雨天帮我收起晒在院子里的被子，代收邮差送来的杂志社的退稿，还常常找我谈心，用无比真诚的目光注视着我，希望我听党的话，不断进步。
　　“大兄弟，出去呀？”刘嫂客气地跟我打招呼，当她的目光落在我那鼓鼓囊囊的书包上，便顿时警觉起来，想知道书包里装的究竟是什么，她的智商是超群的，她用半开玩笑的方式夺过我的书包，打开它，拎出那件皮坎肩儿来，便用疑问的目光盯着我，仿佛这件东西的来历值得怀疑，当我告诉他，服务站的活儿不知猴年马月才能派下来，我眼下是弹尽粮绝身无分文，只能靠半碗玉米面菜叶粥充饥，而且明天连半碗粥都没着落时，她的目光顿时暗淡下来，她垂下眼睛，一声不响，仿佛这一切都是她的过错，半天才低声说：“大兄弟，你放一百个心，只要服务站来了活儿，我眼皮子都不眨一下，立马跑来告诉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