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论》在谶

2、第 2 章

　　孔家遑引

　　无论你是否愿意承认，在中国二千五百年的历史中，孔子都亲到了无可比拟的作用，我们可以发现无论朝代更替、思想变化，他都始终作为一个“不倒翁”，支配者以千万为宽度、以千百年为深度，以千万里为长度的一个无比庞大的国家，并将自己的思想以非暴力的形式融入到中国的上层与下层的巨大文化圈中，在漫长的时间浸润下，起到了无可替代，也无法推翻的作用与地位。这是世界历史上任何一位教主君王都无法比拟的权利。
　　一、第一个人
　　虽然在孔子前已有了儒（周公）、道（伊尹）、法（吕侯）、墨（大禹）的前期思想雏形，但直到孔子以前的管仲、晏子等人都不是实际意义上的思想者，而是政治家。他们的言行大量都突出于政治领域，所以并没能起到引导时代潮流的巨大意义。他们不过是以后各个门派所用来依托的“大人物”罢了，而不是真正意义上可以确立一个门派的人。
　　孔子，则是第一个开创一代的人。他是一个独立的思想者，并且夹杂了各种思想。这并不是因为孔子本身思想割裂矛盾，而是由于前期后期的思想转变而成。实际上周游列国的孔子可算是孔子思想的一个巨大裂痕。如果说此前的孔子尚只是为了王公贵族服务的没落贵族，那么此后孔子就转变为了一个为平民百姓服务的救赎者。尽管他像托尔斯泰、甘地等人一样不希望以暴力的形式改变整个政治——文化体系。
　　这个裂痕其实与“士”这个等级的变化类似，这是一个贵族与平民中间的等级。所以早期孔子不断希望并以对权利阶层献媚（当然是在维护尊严的条件下）的形式来争取自己社会地位的上升。晚年的孔子则装变为了对前期自己厌恶透顶、洗心革面的平民思想者。他的这个思想转变源自于他发现周制度的崩溃与取而代之的利益争逐斗争。他发现使下层（诸侯大夫）开始不断攫取上层权利导致的变化与民不聊生的惨剧的始作俑者即王自己，他开始转而支持民众并以最低限度的代价争取民众平等的地位。例如：他讲：“有教无类”正是这种民本思想的确立才产生了孔孟之间相互嫁接的桥梁。换言之，是孔子——子思子——孟子之间的桥梁。子思子并不像孔子或孟子中任何一方，倒像是孔子与孟子的结合体。也就是说，从孔道孟，存在着逻辑连贯的必然。易中天认为是“从君本走向了民本。”从这个角度说，似乎就解释了孔孟相连的问题。
　　其实真正有趣的是荀子。
　　荀子究竟应是儒家还是法家？似乎早有定论。但其实遑论儒法，他的确是直接晚期孔子的。荀子的孔子，其实就是晚期的孔子。有材料说今本孔子家语中大量材料源自于荀子的收集。我们也不难看到家语中有很多关于孔子对法的评议。但这在论语中是没有的。相反，论语中的孔子似乎对法有一定的排斥，很明显，此时的孔子在尚在前期。此时他还将礼充作为立国的根本。而后期的孔子，的确是用法去代替了。所以，荀子之所以称道孔子，包括韩非子都对孔子抱着尊重的态度。实际上孔子是第一个对法进行了深刻探索的思想者。
　　还有与儒家拧着走的墨子。
　　为什么？或者说与儒家恰恰相悖的墨子为什么还对孔子有着尊重的情感那呢？因为孔子并不是儒家，或者说，只不过孔子的思想主要体现在了儒家的这一层面，而不是孔子完全是儒家一派的一个人罢了。
　　之所以墨子会赞同孔子，还是因为这篇有名的大同。孔子讲理想社会定型于平等的状态下，即“兼”的理念下，导致很多人以为这篇的写作年代在墨子之后，是受到了墨家的影响，我认为不然，更有可能是墨子受到了孔子的影响。因为有材料显示，墨子很可能受学于子张。包括康有为写大同书，都是赞扬子张的。而我们不难发现，真正站在子张背后的思想巨人，还是孔子。
　　还有，很多人都熟知孔子受学于老子的故事，反应了儒道之间的相互关系。虽然今本老子当在庄子之后（钱穆《庄老通辩》），但孔子仍很可能见过这么一位春秋时期道家的启蒙人物，并受到他的影响，实际上，中庸中的孔子我们可以发现相当受到了道家学派的影响。易传则是孔子自己完成（受周易影响）的一个大的思想轮廓。这表明了孔子自身的思想也是受到了道家影响的。也就是说，孔子一只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儒家，而是一个杂家。而且是一个大杂家。是否如淮南子一样，也有自己的思想重心。
　　二、仁
　　孔子的这个思想重心，无疑就是仁。有人统计过，论语一书中孔子提到仁的有一百余处，相当于而是个字中有一个仁字，所以可以说，解决孔子思想问题的关键，就是仁，而且孔子对仁的解释各不相同，这也反应了孔子的思想不是一成不变的。
　　仁建立在一个大的问题上，即孔子对于人性的理解，单从小学角度的解字传统来看，仁字就与人分不开。孔子把它作为自己的一大思想核心，就是为了真正解决人自身的问题。
　　那么仁作何解？还是有很多不同的定义，不过，如果我们细缕孔子的思想脉络，就会发现一个很有趣的事实，那就是仁源自于孔子对于礼的维护，然后代替了礼成为自己的思想核心。这意味着孔子由外在的形式关切转化为了对内在造化的关切。用中国思想史十讲中的讲法。就是产生了以道德为终极关怀的思想核心。并长久以事成为了中国对人生终极价值的解释。这一点注定了华夏文明与西方文明的巨大差异，即神不存在于实际规律（道德）中。也与另一个因素有关，这个在这里暂且不讲。
　　仁为什么产生于对礼的维护？这是由于原先的那个庞大的文化——政治体系土崩瓦解，由于孔子在维护它的存在而原先维护这个体系的权威随着它的崩溃而崩溃，或者说，这是由于原先维持，缔造这个体系的权威崩溃了，所以这个体系如果要维持下来就需要新的精神支柱，而仁，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诞生的。
　　这种精神支柱，就是一种社会关系理想化的共同体，支撑它的就是家族结构的血缘关系。这种关系是利益文化的缔造者，这是一种源自于上古巫术与民俗祭祖密切相关二者合一的，无论贵族百姓都需要遵守的一套规则。而孔子，就是依靠它本身的确立基础去维持它的存在。
　　可惜的是，与这种上层（贵族）权利作用消失的同时，下层（百姓）的氏族——社会关系也不断变化。五百年以前的利益形式已经无法适应他们的生存需求。所以孔子的这一主张必然是失败的，如同破镜不可重圆。
　　但也必然是成功的。在里的焚毁与荒芜之中，仁在其中浴火而涅槃重生。
　　这是由于孔子掌握，抓住了社会变化中不变的这一点，所谓千变万化，不离其踪，在变化的过程中总有写事物是不变的。正是这些不变的事物的引导才整整起到了变得作用。这在老子称之为“道”，易称之为“易”，扬雄称之为“玄”，而在孔子，却始终是“仁”。也就是血缘系统的连接。
　　无论社会结构的变化，人体中最相信也无法变化的就是血缘，实际上周朝封建制的基础就是血缘关系的相互依存，不过对于政治这种险恶的你死我活的争斗中血缘是无谓的，但日常生活中劳作等集体合作的基础上讲，血缘远远要比一纸契约可靠。中国人普遍在人多的场面下更有安全感，这一方面来自于上古社会部落群局的传统，一方面是礼仪文化中家族延续继承的武王周公继承传统。还有一方面就是孔子可以建立的亲亲血缘关系。这三大体系的互相接力是中华文明虽经千百年而不废，不断吞噬，消化外来文明的长处为己而用，至今依然如此。这得力于此，还得力于中华民族及其国家本身无比源广的张力与文化历史，以及其巨大的人口数量。正是在这样的积淀下，孔子的学术才有了发挥拳脚的用武之地。而讲求绝对平等，与血缘相隔的墨家，在其民本思想的遮盖下兴盛一段时间后就灭亡了，不可不说与此有巨大的关系。
　　仁的意义也远不止于此，它不仅是一种人际关系的巨大纽带，还是一种不可具体解释的觉性认识。由于“不可解释”，所以孟子的后学常常沦于神秘主义，也导致中国各个领域相互连接的传统。由于觉性的认识，是孔子很容易进入到中庸、易传甚至周易，老子那样的一个哲学领域中，也为宋儒开创了先河，我也再次做一个简单的哲学阐释。
　　仁虽不可脱离情感而单独存在，但它却是一种高于情感的客观本体，换言之仁是一种或某一种情感的集合，也是次一种情感的生。在孔子，仁是由于人自身行为（克己复礼）反观的超越，同样也是这种超越情感或感觉其自身。如马一浮说全用是体，全体是用，熊十力讲求体用不二，都是对仁的哲学体现。仁既是本体，又是现象，既是表象，也是实在，既是主观，也是客观，是一个不可分割的主体，但又与李泽厚所说的追是总体不同。仁的主体是产生总体的先验存在，同样又是总体情感集合的理。也就是谁你无法确定是仁导致了人，亦或是人导致了仁，亦或是二者的相互作用产生了对方的形式。尽管孔子以后者为其解释，但实际他从未给出过一个确切的解释。孔子的仁，就像老子的道一样，只不过作用于人间。
　　尽管仁不可以用文字的形式去体现，但也不是所谓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非逻辑式感觉，而是一种浸透在逻辑中并由一种因果形式的行为导致的体现于其超越性的觉。孔子也把这种实在化的情感作为人性本身来说明。
　　由此，仁从单单的情感表象转化为了一个本体。由于它由情感的表象中衍生而来，所以往往并不是纯粹以玄理的西方哲学形式来延伸自己的方方面面，而是以一种生生不息、无有穷尽的生命现象来作为自己的依托。正是由于纯理化的仁与生生化的分歧才导致了宋明理学分歧为程朱陆王。其中程朱讲纯理推向极致从而否定了人情感本体的作用与存在。强调“存天理，灭人欲”的禁欲主义思想。走向了类似西方中世纪哲学的路。陆王则将生生的本质推诿不受法理节制的强欲。他们反对书本的限制，反对以程朱为传统的强加于人的枷锁，却又堕于放纵自己的欲望而不加节制的状态当中。导致他们无法避免的理论与行为脱离而甚至相悖的结果。他们各自把自己对仁的理解极端化，却不能从对方的认知中华文自己的体用，从这点上说，孔子的认识要比他们高明得多。孔子的推演从不脱离一个是在的生活。包括周易这种玄理式的著作其实都是用于探寻一种生活的必然规律，中庸、易传则将这种规律企图集合化，形成一种平切而又朴实的所谓“道不远人”的真理。这是孔子思想的一大特点。而这个特点又与仁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仁，作为孔子思想的核心，起着开通诸学，旁收“百家”（即各种思想）的用途。当仁作为这个实体的同时，它起着生成、支配整个“宇宙”或生命的实体，也就是至理。在这个基础上，产生万物一体的概念。以上所述论过这种联系即是“血缘”。也就是说，仁体在将家族为单位的小集体变成了以天下为单位的大集体。即大一统总有小一统。将原先那个没有相互联系，分散而割裂的家族体系，正和为一个大一统的帝国，成为一个真正得以运转的体系。而我们可以发现，由春秋而战国而秦的历史过程，正是孔子仁学中推演出的进程，从这一点说，我们不难解释陈寅恪先生所讲的“清代用的就是孔夫子的那一套”的观点。也由于这一点，孔子思想推演由周而秦。仁与礼发生了对抗。所以孔子用法代替礼。这才有了孔子——荀卿——曹公的思想嫁接过程。可这可能是对三者互连的一种解释。也是孔子思想推演后的唯一结果。所以我个人认为，从曹公的行为可以反观孔子的后期政治思想。
　　仁与法的共鸣，正是现代社会法律道德体系互构的一种缩影。法源自于周礼中大司寇的职权（有趣的是孔子曾任此职），也源自上古部族中对自身利益的界定。礼在孔子处开出仁与法量大价值体系后自身的作用逐渐消失。孔子将其姜维自身修养的体验。礼已失去原先的作用。孔子将仁作为道德情感的化身，将法作为道德情感的化身，将法作为绝对命令的约束体制，对于二千五百年前的中国来说太过超前，所以不被接受。
　　三、法
　　法是孔子用来约束统治者的，相对于人民就宽松得多。他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由是君不君则臣不臣。他明白社会问题的焦点不在于百姓，而在于君主。孔子明确反对“礼不下庶民，刑不上大夫。”并标明法是全体人所需遵守的，而礼则依据个人的具体情况去修习就可以了，不必求全责备。（见大戴礼记·圣德）
　　众所周知，尚书是由孔子编订的古代档案文集（其中对礼的阐述相当少，这使我部分相信孔子对刑法的理解可能与此相对一致。）
　　尚书·吕刑中有一个极其重要的观念，那就是法是用来安顺人民的，而不是用于残害君主。另一方面，大家一定对诸葛亮出师表中“宜付有司论其行赏，不宜偏私，使内外异法也”有着很深的印象。没错，法的别一作用就是分君权。由于君主的情感是不公正的，所以在利益分配方面自然也是不等的，而这正是仁的短板。正如我前述的阳明学派的后期发展，即使有着自我主观的“良知”的约束，尚且如此，更不用说被诸多物质享受迷失西沃的君主了。君主崇儒，很大一原因就是儒家不讲求对欲望的禁绝（如墨家），并享受儒家对自己合理化的尊崇。孔子意识到了这一点才用外在的至高约束力（法）的形式来限制君主的行为。用一个无情的极其替代温情脉脉的薄纱（礼），也是不得而为之。因为很多时候，这层薄纱的杀伤力比法更大。因为它允许了为所欲为的权威存在。在后期孔子看来，这是无比荒谬的。事实是周王朝也因此而生，因此而灭亡。子曰：“吾道一以贯之。”的道，和“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的道已然发生了转变，有人所掌握的道转变为对人自我的约束，这是仁与法的交响曲。正是这样一个双螺旋式的结构支撑了中国二千年来的历史进程。
　　四、中庸与易传
　　我似乎经常有一个感受：中国传统中特别注重实用的经验，对理论似乎没有那么大的兴味。就像中国好像只有技术，没有科学，只有术法，没有道统的功利、实用性质。其实这个源由任然与孔子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我也一直认为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或者“子不语怪、力、乱、神。”等等，甚至包括两小儿辩日，孔子都从实际或自己的认知出发，而不做猜想。他注重于事实，而不好空谈。所以在孔子，永远不可能去研究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
　　除了这一样东西，孔子可称之为迷恋。
　　孔子说：“五十而学易，可以无过矣。”易作为汉儒五经序列中的“群经之首”，孔子起到了作用。他晚年迷恋周易，也是无可辩驳的事实。古代，很多人都认为易传是孔子亲笔作的。
　　如今看来，易传虽然不可能出自于孔子亲手，但大体上可以当做战国时期的作品，而且当中关于孔子的言论答题仍是可信的。我与李泽厚先生的观点不同。他认为荀影响易，我则以为易影响荀。我有一种观念，即思想史不能因现有材料的思想前后而作定论。尤其像易传这种思想较为驳杂的作品，反倒不似各学派各自确立后所能产生的。例如孔子自己。
　　周易在孔子，是费了大精力的。韦编三绝的故事大家也耳熟能详。而孔子究竟为什么要学易，用来做什么，马王堆帛书中出土的易传给了一个很好的解释。“我观其德义而已。”这是孔子读易的要旨。那么易的德义又是什么？
　　那么我们先从易这个字入手。易，在先古的时代义同蜥蜴的蜴。这种动物有一种特性，就是变色。这象征了易本身以变化为始的特色。同时，我们也发现，蜥蜴虽变色，可它本身确是不变的，这也是第二层意思。万事皆变，唯变不变。那么，怎么掌握这个道理呢？那就是卜。周易就是这样一本卜筮之书。
　　而孔子，就是想要掌握这样一种道理。易传的思想核心，也就是这一规律
　　。而孔子立宗说：“夫易，何为者也？夫易，开物成务，昌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也就是说，实际上易传是孔子宇宙论的体现，把阴阳作为基础确立的秩序，从这里，我们赢可以看出为什么李泽厚说易传受到了荀子的影响。因为易传是外在的体现。而它所建立的体系秩序则是为法和礼所确立的，此时孔子讲的礼，已有法渗入了，它把宇宙的普遍真理用于阐释人道，就已经是在用一种客观的模式去管理人世的情感内容了。孔子刻意用法去制约仁的存在，换言之，我认为，尽管这种认知是浅薄的，《易传》的根本任务不是所谓的天道与人道的互证，而是以天道制人道。以一种外在的纯理制约内在化的情感，也就是说，易传是以超验的玄理使法的存在合理，孔子并没有纯粹地在阐释哲理，而是在以这种形式为实际事务支撑。用这个角度勘察，那么易传不仅是下启乎荀子的重要思想进程，也是孔子认识的进阶。
　　这种进阶在中庸显得更为成熟，与周易不同，中庸是一种静态的呈现，不像周易的变化无穷。中庸像一根准绳约定着人的行为，而如果说易传中的道是二者斗争的呈现，中庸则是一种和谐相处的和，与易传中对天的长篇大论不同，中庸则是人的反思。这种反思使其伦理性上升到智慧的层面，中庸的道虽然仍具有客观性，但强调了人与道是不可分离的，即仁与法相互融合，这与孔子道不远人的思想是一致的，孔子在中庸中将仁仍提摄到了法以上，例如他把天命和人性联系在一起。并认为达天命的根本是修身，看起来与易传相悖，实则不然，易传是人的外在约束而中庸则是人的内在修养，只不过孔子将这修养提到了一个无以复加的高度，这与苏格拉底系的西方哲学不同。孔子以个人的修养至高为感性，西方则纯客观，孔子极度体现了修养中人的主动性，而不是被动，但这种主动与仁体中的阳刚进取不同是为了达到一个完美或者称之为平和的状态，这可能是孔子最有趣的地方，孔子的至高关怀，实际上是一个并不高的境界。所以梁漱溟才以生活释孔子，相反，这种思想并不是由于孔子个人的思想广度与深度不足导致的，而是由于孔子的道，在人间，这意味着孔子必然注重于事物的实用性，很多人认为这一特点阻碍了科学的进程。但反观历史，产生科学的古希腊毁灭了，继承他们遗志的是一群不知来历的人。中国文明在自己的推动下，存活了下来，这与中国人对实际事务的处理能力有巨大的关联，而这种关联也恰恰是孔子在中庸中所执着的一股力量，这股力量正是仁体的生生之气，与中庸中独有的诚明贵和精神。一方面是个人的修身养性，一方面，是种族的聚合观念，孔子缔造了这样的一种系统。中庸又阐发的是一个各种思想相互融合相互转化的作用，这种作用定型了中国文化不断吸收外来文化的特点，这一特点直接导致了中国文化巨大的包容性，这种包容性在任何文化中都起到了吸纳的作用，这种作用是中国不断接受外来文化的同时又将其转化为自己的内容，这种包容的精神使中庸达到了他所目标的高度的同时又超越了其本身的意义，显得整篇文章虽然内容广阔却布局紧凑了，如果孔子及子思能将其扩大为论语的规格，那么将是中国内涵文化的巅峰。
　　中庸的根本观念在于人自身的觉的作用，是个体的提摄，这与仁又有了不同，在于孔子思想中自我意识的真正觉醒，在杜维明的角度则称之为士的自觉，只可惜这自我意识的觉醒对于孔子来得太迟，对于时代又更过于超前了，这是孔子的悲哀，也是后辈的光荣。（可惜的是孔子的道家思想与情爱观没有讨论，而这也超出了我目前的认知范围，所以暂不做讨论。很多方面也极不全面，敬请指正。）

　　参考书目：
　　论语·大学·中庸
　　荀子
　　孔子家语
　　礼记
　　大戴礼记
　　周易注
　　尚书
　　中国古代思想史论
　　中国现代思想史论
　　人学本体论
　　竹帛五行与简帛的研究
　　良知学的开展
　　中国思想史十讲
　　中国智慧
　　我山之石
　　马一浮与国学
　　梁漱溟先生讲孔孟
　　洛书河图·文明的造型探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