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暖的行走》丰台十二郎

1、一次英雄主义的逆转式跨越 ——解

　　1962年5月，做了胆囊切除手术虚弱不堪的麦克阿瑟，回到了他一生戎军之路起点的西点军校，发表了那篇著名的演讲——“老兵不死，只是慢慢消失”，麦帅的此番慨叹，与其说是发泄被杜鲁门总统把他从朝鲜前线撤换的不满，毋宁说一生纽结于英雄情结的老兵对已不再的辉煌的怀恋与不甘，毕竟，荣誉是一个男人生命的勋章。也许，让这位名震世界的五星上将想不到也无法理解的是，当年在远东一些曾与他统领的联合国军交过手的普通中国士兵，却做出了令人瞠目的“逆向”抉择：放弃荣誉。电视剧《勋章》所表现的老兵马宝才，就其身份地位而言，二者之间或许根本不具可比性，可有一点是共同的，同为老兵的他们永远不死，血气永存，只是慢慢消失，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勋章》的编剧虽然不是军人，却有着强烈的军人情怀。林和平显然对淹没在我们生活中无数个“马宝才”式老兵的命运感同身受，把这样一个自愿“消失”的老兵形象呈现荧屏，无论如何都是2008年影视界的一件不小的事情。

　　英雄观的改写抑或修补
　　作为一部战争题材电视剧，《勋章》与众多同类题材电视剧一样，离不开英雄主义母题的阐释，其主人公当然也是一位具有英雄主义气概的英雄人物。2000年以来，但凡大热的战争题材影视剧中，男主人公们必定具有某种草莽英雄气概，从2001年《激情燃烧的岁月》中的石光荣，到2005年《亮剑》中的李云龙，直至2007年《狼毒花》中的常发和《集结号》中的谷子地，一般主角都有性格的缺陷，有的甚至沾点“匪气”，最后由小人物成长为大人物，莫不如此。《勋章》看上去则反其道而行之，主人公马宝才（赵长林）性格执拗木讷，行事怪异，时常做错事——私自外出跑回老家祭拜师傅，执行任务中违背战场纪律导致排长身负重伤，甚至拒不听从组织安排和四妹子退婚，是让连长头疼的“刺头儿”，到最后伤愈后竟然脱离部队擅自返乡，简直就是逃兵一个。
　　其实，在一个需要英雄和偶像的年代，强有力的意识形态构筑了中国战争片的基座，离开这个基座几乎不可能构筑什么战争故事和战斗英雄，《勋章》也脱离不了国家英雄主义的语境，与呈现在观众眼前的所有战争题材影视剧一样，马宝才同样也喜欢打仗，一天不打，手就痒痒，在战场上敢玩命。爱默生说，重温英雄人物的事迹，追寻他们的言行，是普通人通往高尚的最有效的途径。可是，普鲁塔克却在描绘了古希腊与古罗马那些光芒四射的英雄人物之后说：“我对于书写历史没有兴趣，我热衷于那些活生生的人。他们的表情与性格比那些辉煌的战役更能表现他们的魅力。”无论从哪个角度讲，《勋章》的努力都是值得肯定的，编剧在一部33集的长剧里，让人们记住了一个异于常人的英雄同时，也记住了一个小人物的表情和性格。我们甚至可以说，《勋章》颠覆了我们久以习惯的英雄定义，完成了某种改写抑或修补。
　　与石光荣（《激情燃烧的岁月》）、李云龙（《亮剑》）、常发（《狼毒花》）相同，战争中马宝才“被选择”为勇敢的战士。如果说马宝才这个人物跟以往这些战争片中的主人公有所不同，就是他在被选择同时的选择（这一点至关重要）——战争结束，他主动脱离部队，隐功埋名去过卑微的生活。仅凭这一点，已足以超出我们习惯的英雄审美常识——　一个优秀的士兵，怎么可以那么无组织纪律观念地逃离部队？
　　马宝才是一个普通的农民，走入战争完全是被迫的。跟无数被迫卷入战争的农民一样，他渴望打完仗回家过“三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小日子，这才是他伤愈返乡的真正心理动因。“十五从军征，八十始得归”，“回家的路通过巴格达”，古今中外，打完仗回家过日子，这是可以理解并被宽宥的“越轨”行为。
　　问题的关键不在这里。
　　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不热爱荣誉的英雄，美国西点军校的校训就是责任，荣誉，国家，想方设法鼓励那些美国大兵在战场上获取勋章为国家卖命。可是，大多情况下，英雄之所以成为英雄，不是因为崇高的使命感，而是别无选择。马宝才在战场上成了英雄，他认为这个英雄的名号与自己无关，不是自己所选择的，它属于“赵长林”，是“过去时”，因为赵长林已经被官方认定牺牲了，于是，一个看似无奈的漂亮转身，农民出身的马宝才复归于土地。我们可以这样看待他的主动消失——生长于传统文化语境下的农民马宝才，质朴本性决定了土地才是自己的生命归宿，至于什么军人的身份和特级英雄的荣誉，那是天上的鸟，爱飞哪飞哪，爱落谁家落谁家吧。
　　然而，男人，一个真正的男人，对荣誉怎可轻言放弃？其实，早在马宝才放弃属于“赵长林”的特级战斗英雄称号之时，他早已开始终其一生自觉或不自觉地追求着属于马宝才的荣誉，那就是，活出自己的骨气，活出自己的想法。他先后两次让“妻”，都是彻夜光着膀子静坐长思后的决定，没有人逼迫他。宁愿用众人不能理解的方式为害过自己的许二癞子拉帮套，也是如此。
　　战争是一部分人迫使其他人服从自己意志的暴力行为，是人类世界最无法被认定和自我把握的一种状态。作为一个小人物，马宝才无力把握自己在战争中的状态，却把握了自己战争状态下的命运，这就是《勋章》所揭示的平民英雄观：放弃荣誉亦英雄。于是，我们有幸目睹了《勋章》的编剧对国家英雄主义语境中英雄观念的成功改写。

　　本性的完成
　　人性的强调似乎越来越成为战争影视剧的一个特征，譬如军人作为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细节增加，譬如军人爱情线索的铺陈，譬如我军士兵和军官身上一些无伤大雅的缺点的展露等等。我们似乎可以这样认为，“战争中人性”的表达已蔚然大观，渐以成势，到达一种境界。战争首先是人性学，战争生活特殊的生活情态，它本身所拥有的强制性力量往往让人类置身于非常态的生存境遇之下，诱发和逼迫人类展示人性的选择和被选择，人性的考量灌注战争过程始终。我们不无失望地发现，我们的战争影视剧所提供的人性学数据，大多不具这方面的说服力，充其量是一些五味杂陈多姿多彩的影像调料，远没有深入人性的骨肉和灵魂，我们的影视不是正在找回而是越来越失去人性的判断。
　　《勋章》在战争观上，仍然重复和沿袭我们军事题材影视剧表现方式最核心的部分——道德至上、集体至上、国家至上；敌人是愚蠢虚弱的，我们是战无不胜的等等，我们看到的依然是一场“旧式战争”，可是，我们却意外地看到“旧式战争”中一个表现“新鲜”的马宝才。
　　马宝才是个农民，他会说书，是个受到传统的忠义文化浸染较深的青年，在对待未婚妻和战友的问题上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勋章》的意义不在于叙述了一个“国家战争观”语境下人在战争中坎坷起伏悲喜莫测的命运遭际，而是人物命运中透射出的人性暗影与辉光，及人性的独立呈现。人性当中，有追求崇高的因子，人性不光包括怕死的本能，还应该包括舍生取义的壮举，而后者更有资格被称为人性。通视马宝才一生，可谓一个“义”字了得。他讨厌甚至鄙视关常富的为人，可发现他逃离部队却主动追回并帮其遮掩，归队途中二人联手从还乡团手中解救农会会员，关常富瞪着眼睛说瞎话独自揽功，他也不说明实情。当战争结束，自己视若生命的未婚妻玉秀错认为他牺牲而跟关常富结了婚，他不放一言，转身离开。马宝才这么做，是因为关常富救过自己两次命，同时，他更不愿意自己的“死而复生”而扰乱自己心爱的女人和生死战友的正常生活，可谓苦了我一个，幸福一家人。他让“妻”于丁永泉就不只是报恩那么简单。在连里，排长丁永泉时时处处关心他，照顾他，被马宝才视为全连唯一了解自己内心的人。当他得知丁永泉爱上的女人竟然就是自己苦苦寻找的未婚妻赵玉秀时，他选择了退出，固执地认为，已经是解放军野战医院护士长的玉秀跟了丁永泉会比跟自己在一起幸福，而宁愿独吞苦水。回乡后巧遇当年的救命恩人美慧子，他不忍见一个落难的日本孤女继续受苦，不惜用“拉帮套”这种匿行乡间最令人不耻的方式帮她抚养孩子。二人从诚心相待到倾心相爱，夜里，当美慧子扑到马宝才身上，求他“要了”自己时，马宝才克制了自己——“我只有啥也不图，才能帮你到底。我要是图了，那就是贪了，那就不干净了。”
　　写过《张思德》和《集结号》的刘恒表述过这样的编剧理念：无论战争还是非战争，身在期间的每一个人都会显露自己的勇敢、卑微、痛苦、无奈甚至阴暗，只要把这种平凡讲好，就不愁打不动观众。对于现今的电视剧来说，我们需要的并不是去如何塑造英雄或君子，而是如何回归自然和人性。
　　甘于卑微，持守平凡，让自己干净，是马宝才一生的本分。踏过岁月的尘烟，一个土一样质朴，石一样顽固，铁一样坚硬，水一样温和的普通中国男人，携带着他枪林弹雨中血肉横飞里硝烟散尽后从不曾垮塌散落的至情至性的人生画卷，来到我们面前。

　　生长在大地上的勋章
　　在当下这个人性中的欲望层面百花齐放，精神层面却惶惶不安的时代，人们需要一些流传已久的人类拥有过的美好特质来抚慰心灵，重燃内心的激情与壮志，以勉励前行。毫无疑问，英雄人物身上将理所当然地承载了人们这方面的希望，而以塑造英雄人物为己任的战争影视剧，自然一无反顾地致力于将这种希望变成现实的努力。
　　闪现于荧屏上那些战争影视剧大抵这样，作品中表现的是很普通的小人物，不论是血雨腥风的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激情澎湃的和平建设时期，他们都保持着质朴的想法，从没有奢望革命和胜利能给他们带来这样或那样的财富和利益，而是去做他们认为理所应当的事情。这些影视剧中的人物命运沿习着“曲线式前进”“螺旋式上升”的精典范式，最后小人物整出了大响动，功勋卓著，供人仰慕学习。而《勋章》中的马宝才却“曲线”折断，“螺旋”回落，打了八年仗，大头兵一个，连个班副也没混上，回家后更是个白丁，竟然连身份都弄丢了，险些成了无家可归的流浪汉。
　　马宝才显然不是我们所熟悉的英雄——至少少有战争影视剧中这样的人物出现。
　　我们可以说，《勋章》的影像故事是国家英雄主义语境下的个案，是某种特异的存在。其实，马宝才这样的人物一点都不特异，他是站立在华夏五千年文明史演进中某个段落的一个小小的“文化符号”，他就生动地活在我们中间，是我们的叔伯父兄和姐妹儿女。如果说他是个英雄，充其量是个“草根”英雄。
　　马宝才的师傅从小教育他，男人一辈子要过三关：女人关，金钱关，生死关。“咋叫过女人关？你爱的女人只要能幸福，她做啥事你都替她高兴，而不是把她拴在你身边，一辈子不离开你，有幸福的道，你把她送上去，望着她走远，这才叫爷们儿。咋叫过金钱关？先想明白了，有钱又能咋样？没钱又咋样？人一辈子过得是心情，只要不饿着冻着，快快乐乐是根本……不把自己掉钱眼里就没恼烦，该你得的你要，不该你得的看也不看；最后一关是生死关，人活着都不爱死，可人生的苦辣酸甜你都尝到了，都经历了，你也就看透了，其实活着，就是为死那天做准备，一闭眼睛什么都留不下，只能留下人们对你最后的评价。”
　　寻找了马宝才大半辈子的丁永泉一直搞不懂，赵长林（马宝才）当初为什么突然就走了？为什么不要了自己的身份，荣誉，功劳，一直沉默这么多年？马宝才这样解释：“指导员呀，别人问我这样的话，我都不回答他们了，咱们一个连的战友，都牺牲了，他们得到了什么？他们亏不亏？我就不错了，我还活着……再说了，像我这样的老兵，别的地方不知道，就我们这个山沟里，也得有百八十个，他们不都在家当农民种地吗，谁也没想亏了还是不亏。”
　　1990年2月，黑龙江省巴彦县粮库退休职工李玉安，因为小儿子当兵一直被人挤掉无奈而找到自己的老部队，人们这才知道，小学课本中《谁是最可爱的人》中的烈士李玉安原来还好好地活着。当有人问这位“活烈士”，40年隐功埋名为什么不肯承认自己的真实身份，他说：“我没把自己看成英雄和功臣，没把自己看得那么高，那么重。再说，你的成绩书上都写出来了，组织、人民没忘记咱，够意思了。”
　　近年来，李玉安式的人物频现报章网络，让我们感慨唏嘘。《勋章》的编剧有一种文化的警醒和自觉，老老实实用自己的话语讲述了一个实实在在的本土英雄故事。有人说，我们正在遭遇着双重困境，一方面，从来没有拥有过真正豁达的表现空间，用自己的话语进行自己的战争讲述；另一方面，使用他者的话语和精神资源来讲述自己的战争，正在受到越来越多的推崇。如此造就的战争记忆，对一代人战争观的形成将会是错乱的四不像，一个我们自己无法认识的怪胎。这方面，《勋章》警觉和努力值得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