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陵王的仕途生涯杂谈》啼鸟

2、散骑官

　　高肃在高洋的天保八年由通直散骑侍郎一职正式步入了仕途。关于碑文提到“起家通直散骑侍郎”实际是涉及到起家官制度和散骑官两方面。起家官的起源和历史沿革本文不做探讨，准备简略一提，后面重点介绍散骑官。
　　起家官
　　北齐高家宗室起家官的记录开国前有很多，开国后高家子弟由权臣之后变为皇族，理论上一前一后身份发生了变化，但是北齐国祚短暂，史书和墓志明确记录了开国后起家官的宗室人员太少，几乎不能用作推断宗室起家官制度或常见做法的参考。
　　如此一来目光只能朝前看和朝南看。
　　北魏时期起家散骑官的宗室记录有几例，如元天穆、元肃起家员外散骑侍郎，元昶起家通直散骑常侍，元端起家散骑侍郎，元徽、元诞、元顼都是起家通直郎（即通直散骑侍郎）。
　　南朝也有明确的起家官制度记录，只是对于北齐的参考性有限，可以略作一观：（陈国）“其亲王起家则为侍中。皇太子冢嫡者，起家封王，依诸王起家。余子并封公，起家中书郎。诸王子并诸侯世子，起家给事。三公子起家员外散骑侍郎，令仆子起家秘书郎。”
　　高肃的起家官官阶属于不高不低的状态，参照北魏起家品阶高的，或者入仕前就封王以王爵身份起家的自然大有人在，比他低的嘛也有，只能说的确相当一般和普通。真正的微妙之处在于高肃入仕时正是高洋行为异常的时期，而散骑官的工作需要时常陪伴君主左右，不管他愿不愿意或多或少总会直面一些诡异的情景。兼之高洋□□了文襄皇后，也就是高肃名义上的母亲，虽然高肃不可能表露意见，我们也揣度不了他心里作何感想，但这究竟不是件无关痛痒的小事，有一丝尴尬和不自在恐怕在所难免。
　　言归正传，高肃人生中所经历的第一份正式工作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面对冗官和闲职的评斥散骑官们就真的个个是纨绔子弟、无所作为吗？
　　散骑官的基本信息
　　散骑官的主官散骑常侍由秦时的散骑与侍中二职演变而来，三国时曹丕令中置散骑常侍为一官，置员四人，与侍中同掌规谏，并且不采用宦官担任。
　　后来散骑官队伍逐渐扩大，人员与官职也相应增加，到西晋时在门下省中设立散骑省，虽然隶属门下省，但散骑省的正副官员比门下省多出一倍，《通典》称其实际上是“别为一省”。
　　东晋时经过机构变革，中书省并入散骑省，原本中书省的表诏、文书之职亦归于散骑省，这标志着散骑省的职权进一步提升。晋武帝（一说元帝）时期增置了通直散骑侍郎，“六散骑”之称由此而始（六散骑包括散骑常侍、散骑侍郎、员外散骑常侍、员外散骑侍郎、通直散骑常侍、通直散骑侍郎）。
　　不过，最初曹丕令中所制定的“掌规谏”的主要职能和“不用宦官”的规则数百年来一直沿袭未变。
　　魏晋以后官制实行浊清分流，散骑官归为文职清官。到了北齐时期散骑官构成的组织为集书省，主要职能仍是掌讽议左右，和掌规谏基本没有大的变化。目前可见的北齐文书中有一道高湛做太上皇时期下达的敕令——《除崔士顺散骑侍郎敕》，内容为：“龙骧将军、考功郎中崔士顺，识怀温正，词气清华，入陪舆辇，时谈允属。可散骑侍郎，仍郎中，将军如故。”其中“入陪舆辇，时谈允属”再次为我们明确表明了散骑官陪伴君主谈议的工作任务，同时也提到散骑官兼领别职的情况稍后会说到。
　　北齐时期六散骑的官阶和限额如下：
　　散骑常侍从三品（6人）
　　通直散骑常侍第四品（6人）
　　散骑侍郎第五品（6 人）
　　员外散骑常侍第五品（20人）
　　通直散骑侍郎从五品上阶（6人）
　　员外散骑侍郎第七品（120人）
　　装束方面，通直散骑常侍戴武冠、右貂、金蝉，绛朝服，佩水苍玉。通直散骑侍郎的装束是朝服佩剑，不加貂珰。
　　人员的任用
　　曹魏置散骑官伊始虽不用宦官但采用的是太子左右旧人，这种亲旧圈子中自相举荐风气甚重，人才选择的范围过于狭小，后来孟达降魏曹丕以他才辩过人兼之又是将帅之材封为散骑常侍，一方面突显了曹丕对孟达个人的看重，另一方面也是散骑官跳出亲旧圈子选用“海内英贤”的起点。
　　当时曹丕还有更长远的考虑，他称“天下之士，欲使皆先历散骑，然后出据州郡。”本意将散骑官作为培养和历练人才的途径，其后对孟达、王雄等人的任用也大致如此。
　　不过纵观自曹魏到南北朝末的数百年时间正是九品中正制制度实行的时期，所谓“海内英贤”仍然首要挑选出身，结果散骑官自然多是高门子弟，像吾彦实这类出身寒门得以出任的例子相较之下可以忽略不计。而曹丕“先历散骑再任州郡”的想法在后世未能形成一种固定制度，只能说有些担任过散骑官的宗室或官员随着职务迁变确实外调地方任职，算是一种相当间接和松散的呼应。
　　沿着这个话题继续，由于内部人员的构成不同，散骑官的任用标准和任职的作用也不完全相同。
　　首先是人数最多的部分——士族出身的人员。
　　截取一段《魏书》中对散骑官选任的要求：“皆取诸部大人及豪族良家子弟仪貌端严，机辩才干者应选。”其他历史阶段提到的标准基本相差无几，出身、仪表、才华这三点是拣选这一类人的前提条件。
　　抛开出身不谈，散骑官的职掌要管规谏、诏令、文书甚至有时要兼顾修史、巡查、出使，对于人员的才华和能力要求不容忽视。
　　历代表现活跃的散骑官中不乏高才名士，他们中既有少年时期便被选中也有具备了一定的为官经历成名之后才被任命为散骑官的。
　　这一部分有识之士是忠实履行散骑官职责的中坚力量。
　　魏国的散骑常侍钟毓规谏明帝在水旱之时停止大兴土木，后因进言时得罪曹爽被降职；
　　晋武帝时期散骑常侍傅玄上疏针砭时弊，对政教颓敝、风俗不淳的问题直言不讳；
　　前秦苻坚让散骑常侍刘兰持节率众治理幽州蝗灾；
　　南朝宋时散骑官参与到巡行天下的行列“观民立政，命事考绩”，亦在发生水灾时前往灾区巡行拯恤；
　　东魏至北齐时期，集书省又领起居省，魏收任散骑侍郎时期开始典起居注，并修国史。以上种种皆为散骑官们履职的典型事例。
　　第二类是宗室，他们以散骑官起家，但任职的时间不会过长，因为他们的升任速度普遍要比第一类的士族更快，毕竟血统决定了这类人的仕途有更加广袤的空间（换个方面看，宗室肩负的责任与义务其实也很大）。
　　高肃担任通直散骑侍郎约两年的时间，抛开碑文溢美的成分，看得出表现至少是合格的，天保十年的时候加了两次仪同并且外任到了肆州。
　　这里啰嗦一个悲催的反面教材，北魏的元景由于出任散骑常侍以来没有主持好对君王言行起居的记录工作，导致被降官和夺禄——所以作为公务员不论官大官小做好自己分内之事都是第一要务。
　　第三类是领有其他职务的官员加以散骑官职，君王将散骑常侍一职作为一种荣誉头衔和礼制待遇授予官员以示尊宠，官员也可藉此增加自己的官资，彰显自己的身份。
　　此类人就不太拘泥于是否有文学上的才华，立有战功的武将也可以获得此类加官。加散骑官后获得的待遇大致有这么几项：1、可以加貂珰、佩剑、侍从左右2、可簪白笔3、可乘轺车、得入殿省。这几项直观来说即是荣誉，深究起来也可以转化成政治权力，像地方官和武官加官之前他们只是省外官，加官之后便可以出入省中（禁中），与皇帝的关系更加密切，加之本身担有的其他职务这样一来他们对朝政的影响力可以进一步大。
　　质疑与弊端
　　从散骑官始置以来史书中不时也有一些毫不客气的负面评价出现。《魏略》中就指散骑作冗官，《桓氏家传》中呼为宾宴之臣，《初学记》中说其任闲散，用人益轻，至后世杜祐还给他们落了个不典事的注脚，主要是针对散骑官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职能作用有限、人员过多之类的问题。
　　客观来说，从前文所述的散骑官职能不难理解，这个官职主要是陪伴君主左右处理日常性事务，既不可能像将领一样去开疆扩土，也不像尚书省主官那样有总理朝政的大权，是以很难建造出匡扶社稷的丰功伟业，成就必然有限。
　　其次规谏能否起到作用要取决于君主采纳与否，遇到刚愎自用的君主规谏不成反而惹祸上身的例子自不鲜见（比如天保末期的高洋，胡来的事层出不穷，能劝住他的就没几个）。所谓伴君如伴虎，散骑官作为皇帝的左右近臣尤其会注重言语的拿捏，他们多是追求义雅而切要的进言艺术，而少有强有力的直谏，这也难免让人觉得颇无用处。
　　至于人员问题，两晋时期扩大散骑省的规模是出于实际需求，当时散骑官的实权一度加强，事务也更为繁忙，增加了相应的职位，但到东晋末和刘宋时期散骑官的地位逐渐回落，司职又回到和魏时相似的状态，而另一方面却并未裁剪人员，像员外散骑常侍和员外散骑侍郎以及奉朝请这些为公族显贵子弟设置的职位不设员额，故而浮动的空间十分大，后来的朝代虽设限额，不过看得出来两员外散骑人数仍然众多，冗员的指责不无道理。
　　然而，散骑官制度固然有着上述种种缺陷，弊端丛现下衰落的趋势也已不可避免，但散骑官们的历史使命若就此终结也实在过于萧索。好在他们因时局的风云际会，在南北朝末年的另一片舞台上绽放了最后的光辉。

　　南北交聘的贡献
　　在中原分裂、诸方并立的背景下，政权之间虽经常交战，但外交活动仍然连绵不绝。官方外交活动出于政治上的考量，或为了息战以休养生息，或为了寻求同盟伙伴。通过交聘（即交访）缔结和平的过程中还涵盖了来往吊丧、谈议礼制和文学、了解对方政局等其他活动，促进了各国的文化、宗教、经济交流。
　　出使的使团一般由一名正使、一名副使（偶尔有两名）和一般人员、仆从人员组成，这一时间段的国家多以散骑官为聘使，或者使使节加散骑常侍职衔，尤其是北魏时期散骑官任使节的比例尤重，东魏北齐方面可以看到使梁陈的祖珽之弟祖孝隐、崔瞻、李翥、李湛，使周的斛斯文略、刘逖，以及在邺城对接别国使节的李德林、薛道衡、魏收等人的身影，他们几乎都是门下省和集书省的官员。
　　之所以会多用散骑官为聘使，是因为聘使的遴选也是首要看重文化素养和仪表风度。在外交的过程中使节要代表国家形象，威仪不佳者不能担任。到了对方国度将参与各种公私场合的活动，与对方的统治者、官员、名流学士接触，你来我往间不仅有普通的礼节性谈话，还可能遇到刻意挑战引起辩论，故而使节必须要有敏捷的反应能力，能够以不卑不亢的姿态予以回击。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做过的评述十分切要，他说“南北朝通好尝借使命增国之光，必妙选行人，择其容止可观，文学优赡者，以充聘使……若事涉朝政边事，而能以片言全国体、折敌谋，则尤有足尚者。”王友敏谓“使者肩负着折冲尊俎之间的重任，敌锋的利钝成败，关系到国家的得丧荣辱”。
　　国家对使节的诸多要求反映了国家对报聘活动的重视程度，散骑官们本是经过筛选的优秀文士，从他们之间再选拔出的人员说是精英中的精英也不为过。同时还有一点——散骑官作为皇帝的近身侍从，深谙君主的意愿方便行事，对外而言也有如君主亲临之意。
　　南北朝交聘的记载中不乏一些很有意思的记载，这里略提一下有兴趣可以去找详细的看。其中最常见的是文化上的较量，像陈国的傅縡到北齐增诗50韵（也就是一百句），接待他的薛道衡与其和诗使南人叹服，这样对诗联句之类相对比较和谐，双方还喜欢互相赠索书籍，客观地促进了文学交流，北周使陈时带去了李那的诗文，回国带回徐陵的诗；庾信使东魏，其文章辞令，盛为邺下所称。至于火药味明显的有魏收接待梁使徐陵时本来想借机揶揄，结果被徐陵嘲讽得哑口无言的事，《隋唐嘉话》里还有个后续：魏收把收录文集送于徐陵，结果徐陵渡江时把文集直接丢到水中；隋派师从邢劭的卢思道使陈，宴会上陈人作诗嘲讽北人是食榆嚼草的驴，卢思道也作诗反击南人分食的习惯是人情疏离，还有一说隋文帝顾忌陈国徐陵的辩才，刻意选了有能力挫其锐气的卢思道，果然两人从初见到座谈一路嘴炮，终于换成了徐陵哑口无言。

　　谢幕
　　乱世中的交聘活动随着隋的统一而落下帷幕，回顾后三国时期的交聘情况，北周的行动是三方中最为积极的，策略是最为成熟的，北齐相较之下并没有把握主导权。北齐与北周，一开始是568年北齐派使者求互市，宇文护予以拒绝。四年后的568年才成功交聘，之后八年交聘18次。北齐与陈，陈霸先557年自立后遣使北齐称藩朝贡，北齐高湛时期双方交聘频繁，但是最后北齐还是输在了北周“联陈懈齐”的策略之下。
　　这应该归咎于北齐君主贪恋享乐，对于战争未做积极的准备，对外交活动也缺乏深层次的战略考量。聘使们跋山涉水来到异国他乡不辱使命，所做的付出却不能挽救国家的危亡，得到的是一个看似徒劳的结果，然而他们打通了因战乱断绝的交流渠道，在激烈的思想碰撞中增进了彼此的认同，为大一统时代的文化融合奠定了基础，这些无形的贡献比起有形的、可视的利益更加难能可贵。
　　最后，见证了散骑官起始、兴盛、衰落的九品中正制被三省六部制取代，三省六部制对之前行政制度中存在的种种缺陷做了相应的弥补和变革，最终散骑官们在隋代并入门下省，低调地延续着自己侍从顾问的职责直到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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