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拟人短篇小说集》CranesLand

2、春秋大梦·距离

　　谨以此文，献给我最诚挚的友人风歌长舞。

　　我们之间隔着无法跨越的距离与鸿沟，但这不妨碍我永远铭记那交汇一刹那的美好。

　　【中原标准时间，11：11 PM】

　　“因为，从武汉到广州，还隔着四小时二十四分钟的距离。”

　　我坐在屏幕前打下这行字，突然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似乎所有的话都已经在这里面说完了，再说别的，都是多余。

　　“唔。”

　　他打了这样一个字，加上一个句号。

　　我看了很久，也看不懂，他究竟是想写一个感叹词，还是粤语中的“不”。

　　我想问他是什么意思，只是，说完这句话，他的头像就暗下来了。

　　我关掉电脑，走到玻璃窗前。

　　对岸是武昌城若隐若现的夜色，长江太宽太宽，我只能看到地平线上那条七彩斑斓的光带，其余的，就只剩下江上偶然出现的彩船。

　　武昌在城市的南方，那些更靠南的地方，就这样隐没在黑漆漆的夜色中，目所能及之处，什么也没有。

　　【中原标准时间，06：06 AM】

　　我向来都不喜欢太早起床，因为起的太早，路边上的早点摊还没有出来。

　　只是，这次我却在这个时间醒来了。我从枕头底下摸出手机看看时间，又放了回去。

　　昨晚的睡眠质量并不高，窗外的蝉鸣太吵，心头一团乱麻，直到快要天亮才迷迷糊糊睡着。

　　我试图继续睡，但是，怎么也睡不着。

　　无奈之下，我决定下楼先过个早再回来睡。

　　武汉人将吃早餐称之为“过早”，早点大部分都是些高油高盐的不健康食品。

　　热油炸面窝，香油煎豆皮。重油蒸烧麦，红油大水饺。

　　自然了，还有芝麻油拌的热干面。

　　我起得太早，其余的早点摊子都没出来，唯有热干面，它要准备的各种酱料太多了，琳琅满目摆了一整个小推车，需要早早准备，自然要出来的早一些。

　　清晨，一大碗又热又干的热干面，就着热腾腾的豆浆，吃下去，一直到下午两点才会饿。

　　我是今早的第一个顾客，也是目前为止唯一一个顾客，老板娘正忙着，她把热干面放进漏勺里，再把漏勺伸进沸水里烫熟。她烫熟了一把又一把热干面，装入纸碗，放好酱料，插上筷子，再用小白塑料袋套好。一碗一碗，整整齐齐码在白铁皮车的边缘。

　　看见我来，她在围裙上擦了擦手，问道：

　　“大碗小碗？”

　　“大碗。”

　　“打包带走？”

　　“在这吃。”

　　“放不放辣椒？”

　　“三勺，多放点。”

　　这是个和现实一起过日子的女人。她理着和男人一样的平头，说话声音粗声粗气。武汉话本就沙哑，女声的尖利参杂其中，更显得像乌鸦一样难听。

　　以前有一个男人陪着她的，她下面，男人收钱，后来，男人不见了，她也越来越像个男人了。

　　麻利地做好面，找好钱，她又继续去码起热干面来了，一层码满了，又是一层，垒得好高好高。那些透明的白色塑料袋就像外面王家墩CBD的天空，白惨惨，雾蒙蒙。

　　有一座沿海城市总是说，武汉是服务业的黑洞。

　　“我不是黑洞，其实我对你们还是挺热情的，只是武汉话太粗犷，听起来总是凶巴巴的。”

　　“就算你的服务态度没问题，服务质量还是有问题。”

　　几乎就是一晚上没睡，恍如隔世，眼前的景物看不真切，总感觉是在梦中。

　　可是他怎么会陪我来这里呢？我一边想着，一边在路边的桌椅旁坐下，油腻腻的塑料桌子，原本是白色，却被油烟熏成浅黄，吱吱呀呀断了横档的玫红色塑料板凳，一个坐不稳，得把两个套在一起坐。

　　我从小桌上的奶粉罐子改装的筷子筒里挑选了两根筷子，把热干面拌好，然后开始狼吞虎咽地吃起来。吃热干面讲究一个字——“快”。一定要在面条冷却和干掉之前把它吃完，否则芝麻酱的香味就会丧失，筋道的面条也会变得软糯。

　　那些CBD的小白领，再过不久就会从王家墩地铁站跑出来，扔下三块钱，匆匆拎走一碗热干面，在进公司前把它几口吃完，扔掉。

　　“唉，慢点慢点，没人跟你抢。”

　　我有些幻听，他的声音似乎真的又在我耳边响起，广东人说普通话，总会把每个字发得太清晰，咬得太用力，有点像港台腔，但却比他们更“正宗”。

　　我抬起头，这张油腻腻脏兮兮的桌子很小，但它的其余三个边，一个人也没有。

　　我的左边，右边，还有对面，依旧是空荡荡的，就像我来时那样，什么也没有。

　　也是呢，这个时间，他应该在千里之外的某茶楼，看着报纸，哼着小调《花好月圆》。

　　“你知道叹早茶的四种说法吗？”他一边摇着蒲扇，一边问我。

　　我自然不知道，但是他也没指望我答得上来，他让椅子微微向后仰起，享受的半躺在靠背上，自问自答道：

　　“喝早茶，饮早茶，叹早茶，享受早茶。”

　　他喝早茶要喝一个小时，饮早茶要饮一个小时，叹早茶要叹一个小时，享受早茶要享受一个小时。

　　那时候，从四点到八点，大部分时候，我才刚刚起床，他已经在窗明几净的茶楼里叹了四个小时的人生。

　　他会点一盅两件——一壶铁观音，两碟点心。每天早上都不重样，那时候，我会问他，早上吃了什么呀。他报说出一大串眼花缭乱的名字，让我一个个猜。

　　我猜不中。每一种糕点的名字都像一句诗，可我听不懂他的语言。

　　我只能重复我唯一会的那句粤语：“母鸡（mu ji）。”

　　“不”在粤语中读“唔”，“知”在粤语中音近“鸡”，“母鸡”，就是不知道。

　　但是事实上我说不准这两个字，多少年来，我也从来都没有说准过。

　　那时候，广州会耐心地纠正道：“唔知（m zi）。”

　　“母鸡。”

　　“唔知。”

　　“母鸡。”

　　“唔——知——”

　　“母——鸡——鸡——鸡——鸡——鸡——鸡——”

　　“……你还是说国语吧。”

　　“屌（diao）尼玛，老子肯学你说话就不错了。”

　　“那个屌字说得不对，是‘Diu’。”

　　“草尼玛。”

　　想到这里，我不由自主地笑出声了。

　　我伸了个懒腰，站起身，打算回家好好睡个回笼觉。

　　时间应该不早了，小白领们应该快要出来上班了。

　　掏出手机来想看看时间，似乎有点奇怪。

　　【06:06 AM】

　　我回头看了看那个正在下热干面的女老板，又低头看了看我吃剩下的热干面的盒子，碗底还残留着一点芝麻酱和萝卜干。

　　时间还在流逝，一定是我的山寨机出毛病了。我按电源键，想要关机重启，但是系统卡住了。

　　于是我打开手机后盖，想要抠电池。

　　但是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有一个电话打进来了。

　　白色的三个大字漂浮在屏幕上，就像一个幽灵。

　　王南穗。

　　我一时手抖，不小心把电话给挂了。

　　有些后悔，但是很快又释然了。

　　我们又有什么好说的呢，正如昨晚所说，我们之间隔着四小时二十四分的距离。

　　这漫长的距离，就已经注定了一切。

　　他就是一颗流星，匆匆划过我的生命，而又匆匆离开。

　　武汉就是如此啊。

　　我不由自主地在空中划了一个十字。

　　成都，重庆，武汉，南京，上海。

　　北京，郑州，武汉，株洲，广州。

　　你们都是流星，到头来，仍然只剩下我一个人。

　　但是很快他又打电话过来了。

　　我接了。

　　对面的背景音十分之嘈杂，人声鼎沸，不时还传来报站的声音——由武汉火车站开往……的列车马上就要开了，请乘客进站。

　　话筒那头传来他懒洋洋的声音，带着一丝丝疲惫：“喂，还不快来接我？”

　　“你在……？”

　　“呵呵，我坐高铁来的，你觉得我在哪里？”

　　武汉以前只有两个火车站，汉口火车站，武昌火车站。

　　在武汉长江大桥修建前，京汉铁路在汉口站停下，一整座列车坐上轮渡过江，然后到武昌站，开始武广之旅。

　　后来，高铁修建，出于种种原因，修建了武汉火车站。

　　“这里又闷又热，快点来接我。”

　　我奔向王家墩东地铁站，放弃下行的电梯，直接从楼梯上往下跑。

　　“再闷热也比不过你家里，上次去广州，我还在那中暑了，躺了半个多月。”

　　“你再不来我走了，一个小时之后的返程票。”

　　“才来就要走？”

　　我刷开武汉通，下了楼梯，等着进站。

　　王家墩是CBD，每天都有一窝一窝的小白领工蚁，背着电脑包或者夹着公文包，穿着或廉价或昂贵的职业套装，一脸麻木地来上班。

　　这里的蚂蚁，是最多的。

　　他们塞满了一整节车厢。我好不容易挤上地铁。

　　手机还放在耳边，那边依旧嘈杂，但是似乎连他的呼吸声都能听得清清楚楚。

　　他突然问道：“你有带身份证吗？”

　　我说：“怎么了？”

　　他说：“你最好带了。”隔了一会，他补充道：“两张返程票。”

　　没头没尾的两句话，连在一起。

　　王家墩东站已经过了，现在是青年路站。青年路站、中山公园站……在江汉路站过江，从汉口到达武昌，一共经过八站路，到达洪山广场站，地铁二号线转四号线，再经历十一站路，到达武汉火车站。

　　不出意外，整整五十八分钟。

　　我赶不上那列去广州的火车，他回得去，我去不了。

　　我说：“我没带。”

　　“回去拿。”

　　“不拿。”

　　“你什么意思？”他在那头笑道，“我都来武汉了，你再跟我去广州一趟怎么了？”

　　“不去广州，会中暑的。”

　　“你呀——”他无奈道：“我不能在武汉久留，军统的人已经注意到我了。”

　　军统？关军统什么事？

　　大陆现在还有军统的人吗？

　　“你也要小心，中统一直在监视你。”

　　中统？又关中统什么事？

　　简直莫名其妙。

　　“搞不好王江宁（南｜京）正在总○府里监听我们说话呢。”

　　“你搞错了。现在也应该是王燕然（北｜京）坐在中○海监听我们。”

　　“也是。”广州在电话那头低低地笑道：“他一直怕我们打上来，打到北方去。”

　　我突然明白过来了。

　　他想玩……角色扮演。

　　扮演过去的我们。

　　我说：“你觉得这样很有意思吗？”

　　广州说：“那我把电话挂了啊。”

　　“别挂。”我说：“炮轰武昌城的那笔帐我还没跟你算，连城墙都给你轰塌了。”

　　“轰了好。反正你现在打算拆城墙了，轰了还能给你省点拆墙钱。”

　　此时地铁报站，江汉路站到了。

　　这里是，汉口老租界。

　　1926年10月10日那天，我开始拆掉武昌城的城墙，广州陪在我身边，亲手替我敲掉了第一块砖。城墙是武昌城的屏障，但是在大炮兴起的今日，已然过时。

　　它曾经保护过我很多很多年，但是如今却成为了束缚。

　　我被关在这高高的城墙之下，别人进不来，我也出不去。

　　武昌曾经很小，但是从那天以后，它的势力范围，无形之中已经扩张了很多。

　　当时我远眺着仅仅一江之隔的汉口。老汉口的闹市在汉江沿岸，洋人的到来却将长江沿岸发展成了市中心，灯火通明的租界从江汉交汇的龙王庙一直延伸到很远很远。

　　那时的夜幕比现今要黑很多，汉口的明亮也更显得耀眼，更容易被辨识。

　　“我是来打倒军阀除列强的，现在吴大将军已经被打跑了。”广州拿来了一个望远镜，递给我。

　　其中的意义不言而喻。

　　他要我仔细看看对岸的土地，此刻虽然不属于我们，日后却必将物归原主。

　　地铁此刻停在江汉路站，我仰起头，看着列车顶。

　　就在我正上方几米的地方，是江汉关，在江汉关的门口，曾有几名勇敢的学（唔系）生，激情昂扬地宣传着北伐。我当时正站在围观的人群中，如他们一样肃立。

　　那是，1927年1月3日。

　　英租界十分恐慌，打倒军阀除列强的歌声在一江之隔的武昌隐隐绰绰，让它不能安枕。它在堡垒上夹起十几挺机枪，又叫出大批大批的水兵，用刺刀暴力驱赶着我们。

　　“到哪了？”广州在电话那头问道。

　　“那天我们一起听演讲的地方。”

　　“啊？哪里？”

　　“那天我们一起和鬼佬打架的地方。”

　　“我不知道你说的哪。”

　　“第二天我们搞来三十万人散步出发的地方。”

　　“还是搞不懂。”

　　“后来老子下跪谢谢你全家帮我收回英租界的地方！！！”

　　广州笑道：“这下我想起来了。”

　　一·三惨案后，我们收回了被霸占八十余年的英租界，然而他已经不能再在武汉久留，他要去打南京城。

　　打下南京城，控制江浙，联通长江一线，全面推进北伐，打倒盘踞在北方的大军阀。

　　接着还发生了好多事……我和南京，他和南京，但已经没有多少我和他的事了。

　　此时，地铁进入了长江隧道，手机信号不稳，我和他的联系也暂且中断。

　　地铁车厢静悄悄的，一片死寂。

　　头顶上就是万里滚滚长江水，在压顶之势下，任谁都会觉得压抑异常。

　　然而其实再多的压抑也只持续了三分钟，三分钟后，地铁二号线穿过长江，从汉口江汉路站到达武昌积玉桥站。

　　恢复联络后，广州问道：“到哪了？”

　　我说：“到武昌了。”

　　“武昌在哪？在武昌哪？”

　　“我和你现在同在长江的东南岸，但是我在上游，你在下游。”

　　“直接说吧，从你这到我这还需要多久？”

　　“大概还剩四十分钟。”

　　他在那边沉默了。

　　真的很讽刺，即使我们都在同一座城市，却隔着那么远。

　　他已经为我穿过了四小时二十四分钟的距离，然而我却穿越不了这最后的五十八分钟。

　　“高铁四十分钟后就要开了，我还得提前一刻钟进站。”他说。

　　“你就不能退票重新买一张吗？”

　　“难。我下午一点还要去香港开会。”

　　我看了看手机，凝固的时间已经开始流动，现在是6:26 AM。

　　高铁大约七点开，到达广州，大概十一点半，从广州过半个小时到深圳，再从深圳入关到香港。

　　他依旧只是一颗和我命运短暂交汇的流星，两条轨迹短暂重合，然后渐行渐远。

　　我说：“一天之内要坐十几个小时的火车，真他妈难为你了。”

　　广州说：“我也觉得。什么时候你也肯来我家看看我就好了。”

　　我说：“算了吧，你那么忙。不是在香港，就是在马来西亚，或者是火奴鲁鲁。就算我去了，也不一定见得着你。”

　　“火奴鲁鲁是哪？”

　　“就是檀香山啊。”

　　电话那头开始变得安静起来，似乎是在理清思路。

　　他把时间带到了1926，我把时间带回了1911。

　　他在回味离别，我却去追逐开始。

　　“没想到你居然成功了。”他在电话那头重复着一百多年前的话语，“我没想到居然是你。”

　　“我也没料到会成功。我以为会像你一样杀身成仁。”我装模作样地跟着他演，“一切等你回国了，在上海见了面再说吧……越洋电话费钱。”

　　洪山广场站，洪山广场站到了，洪山广场是换乘站，请要下车的乘客从左边车门下车——

　　我抢先一步走出了原先的列车，又随着浩浩汤汤的人流颠沛流离，上了一辆新的列车。

　　地铁四号线的终点就是武汉火车站，由于目前它是一条没有全线贯通的地铁线，所以人并不多。

　　地铁车厢里空荡荡的，就像一间安静的办公室。

　　广州问道：“怎么在码头没看到你？”

　　多年以前，他如此问我时，是在一个寒冷的十一月。

　　那时他披着大氅，精瘦精瘦的身子被藏在乌黑乌黑的皮毛下面。

　　他刚刚从同盟会的总部檀香山回来。檀香山常年晴朗，纬度又低，阳光非常好，把他晒得较以往更黑了。

　　我们并不熟悉，也不信任，即使要联手和北方的清廷谈判，字字句句之间也尽是猜疑。

　　我的武昌起义并不受他的指挥，他也是在成功之后才知道有这回事。

　　枪声响起的那一刻，并不是结束，只是另一个开始。

　　有人想要夺权。有人需要联合。有人希望制衡。

　　有人想浑水摸鱼。有人想趁火打劫。有人却混混沌沌。

　　从大洋东岸的霸主那里归来，他没有拿到贷款，却看清了世态炎凉的人性。

　　我当时露出恭敬的姿态，来迎接这位精神领袖。

　　我站起身，为他倒了一杯茶，又给自己倒了一杯，对他说：“想暗杀你的人多了，想刺杀我的人最近也不少，码头人多口杂，我怕警卫力量跟不上。”

　　然后请他挑一杯，然后自己先喝一口：“上好的六安瓜片，早早泡好了等您。穗哥，水温刚好，您家（武汉话敬语）不尝尝？”

　　当然，当然，那是我当初的台词。

　　如今我的台词是：“当时你靠岸的时候快到晚上了，你人黑衣服也黑，我怕认不出来你。”

　　广州沉默了。

　　我以为他会严肃地说，你这是偏见，我们广州人没那么黑的。

　　我以为他会气愤地说，你才黑，我吃的食物可以美白的。

　　我以为他会自嘲地说，其实我们黑起来还是能看得清的，因为牙白。

　　然而他忽略了我的胡乱篡改，继续让事情沿着原来的轨道发生。

　　那时他和我彻夜长谈，我对他的了解也不过是那些小册子长文章报纸上的照片街头的通缉令，但是那一夜我见到了真正的王南穗，他想改变这个国家，他想拯救四万万人，他想建立民主共和——

　　然后，然后……

　　然后没有然后了。

　　那一晚，我听他吹了一晚上的中华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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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是空话。

　　他只是一个精神领袖。广州人的务实，一点都没有反映在他的理想上。

　　他在电话那头说着和一百年前一模一样的话，精确地就像一个录音机。

　　唯一不同的是，记载那些声音的不是吱吱呀呀的老唱片，是我们穿越时空百年的记忆。

　　后来发生了很多事，很多事……但是都没有我什么事了。

　　那些我不曾参与的过往仿佛都已经模糊了，唯有那一个晚上的促膝长谈是清晰的。

　　清晰地就像是梦。

　　但是他突然停下了。那些字句，三民主义，驱逐鞑虏，训政，民生，考试院……

　　统统停下了。

　　“还有多久？”他问道。

　　我看了看屏幕，【6:47AM】。

　　“你该进站了。”我回答道。

　　“不，我问你还有多久到这里。”

　　“等你走的时候，我刚刚到。”

　　一切戛然而止。

　　在现实面前，回忆是如此苍白。

　　“这没有什么关系的，”我说，“你看，我们没有见面，但是一样可以玩这个游戏，等你回到广州了，我们还可以继续谈谈我们见面的时候发生的事。”

　　“唔。”他在电话那头如是说道。

　　就如同昨晚，我说因为漫长的距离我们不可能熟悉，更也不可能亲密。

　　他也说，唔。

　　然后第二天一早，就乘坐火车，来到了武汉。

　　我，是否可以再次期待呢？

　　最后的十几分钟他没有说话，我也没有说话，只有嘈杂的背景音让我知道他还在对面，只有那偶尔的报站声让我知道他还在武汉。

　　“时间到了。”他说。

　　此时，地铁刚刚到站。

　　我冲出站台，顺着长长的楼梯一路奔跑。地铁在地下十米，高铁站在地上十米，中间有曲曲折折的天梯相连。

　　“你上了高铁吗？”我对着电话大叫道。“‘唔’到底是什么意思？你真的走了吗？”

　　电话那头沉默着，然后竟然挂断了。

　　高铁有厚厚的金属鳞片，高铁有快如闪电的速度，这条贯穿天朝的钢铁巨龙是如此凶狠，连一点点信号都不放过。

　　我气喘吁吁地跑到武汉站的大门口，工作人员拦住我，不让我进去，我说要买站台票去送人，他们说高铁不卖站台票。

　　冷冰冰的检票员对我说，对不起，您不能进去。

　　我甚至连亲眼看着他离开都做不到。

　　随后我又释然了。

　　什么叫亲眼看着他离开。

　　我只能亲眼看着高铁离开，我连他在哪一节车厢都不知道。

　　我只知道，即使我们的距离在此刻从五十八分钟缩短到零，从这一刻起，我们的距离又将再次拉长，回到四小时二十四分钟。

　　同以前一模一样，什么都没有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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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我在背后叫了你半天，怎么都不应我？”

　　猛然转过头，阳光十分刺眼，广州就站在那刺眼的阳光中间。

　　“你……你不是……”我睁大眼睛，却被刺眼的阳光弄出了泪水。

　　“唉，台风登陆，高铁晚点了。”他拿出两张高铁票，塞了一张到我手里。

　　我低下头，看着粉红色的高铁票上“武汉——广州”这行字，突然不知道该说什么了，那些被阳光刺出来的泪水一滴滴落在了纸面上，我赶忙用袖子去擦，生怕票被弄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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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此为止了，不要下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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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你不要下拉，为什么不听话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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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乖乖，已经很晚了，为什么不去睡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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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睡觉吧，早上起来再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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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随着我的擦拭，这张票上的颜色逐渐褪去，变成了一张白纸。

　　大厅里响起了催促进站的声音，广州对检票人员出示了回家的高铁票，又刷了身份证，进了站台。

　　“我就先进去了，你快点跟上来啦。”他头也不回地向我摆摆手，一个人向前走。

　　“你等一下！这张票有问题！”我冲着他的背影喊，但是他仿佛没有听到的样子。

　　我试图强行冲过去，检票员冷冰冰地说，不行，没有票不能进去。

　　我挣开他们的阻拦，想冲进大厅，但是那段距离就在那里，如论如何都过不去。

　　“快点跟上呀！我要走了！”广州回头，疑惑得看着我，“你怎么不过来呢。”

　　我在原地奔跑着，跑得大汗淋漓，但是那段距离却并没有缩短。

　　周围的一切都开始扭曲，扭曲，广州的面容也渐渐模糊，扭曲，扭曲，轮船的汽笛声，炮火轰开城门的声音，学生在演讲，英国水兵的机枪突突突突——

　　这一切都扭曲在一起，变成了单调的手机铃声。

　　我浑身是汗地从床上坐起来。

　　关掉手机闹钟，屏幕上显示，【6:06AM】。

　　时间回到了原点。

　　我拨开湿淋淋贴在额头的刘海，身上的汗被空调一吹，冷得难以忍受。

　　我调出通讯录，打了个电话给广州。

　　我问他在哪里。

　　他说在家里，在睡觉。他被我吵醒了，显得很不耐烦。

　　我问他在粤语中“唔”是什么意思。

　　他说，在词组里，唔是“不”，表否定。但是单独出现的时候，“唔”就是个感叹词，没意思。

　　然后他问我大清早打电话就是为了问这个？

　　我怔怔地坐在床上。

　　形单影只出现的“唔”，真的就只是一个字，它的存在，什么意义也没有。

　　就像是我在梦里差一点跨越的距离。

　　我一个人做的梦，什么意义也没有。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