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见风的声音吗》赵镭

4、记者们的采访

　　袁驹解释，刚才的“瞬间移动”算一次，而且“辣手摧车”算一次。

　　说到辣手催车，我就深感恐惧，也不知道他的筋脉伤到没。不过不用看，此刻应该对于“超人”来说，这些小伤都是毛毛雨吧！【注：毛毛雨即小事情】

　　忽然听到窗外有警笛声，我探出头。

　　那司机正在手舞足蹈地和警察们交涉着什么，警车上灯光闪烁着，仿佛电影里的镜头。

　　“你现在可要保存好实力啊，不要妄自使用超能力！”我扭头叮嘱道，生怕袁驹把好好的超能力浪费掉了，“对了，你休息一会儿，我下去看看。”

　　“我不用睡觉。”袁驹一挑眉，嚣张至极。然后直愣愣地倒向我的床。

　　我白他一眼，本想回一句“该你拽！”但是又不知道这句话会不会伤到他，便也噤声了。

　　到了司机和警察的面前，我说明来意。

　　司机满脸怒火，指责道：“刚才她们架着那个女人就离开了，其他人阻了我，不让我跟去，我还以为她们就这么算了呢。”他像是在对警察说，也像是在对我说。

　　“我这不是来跟你解决问题了嘛。”我轻声道。

　　“你是烈士家属？”其中一个小警官问我道，刚一问完便收到他长官的一个责备的眼神。

　　我点头，“我是袁驹的姐姐。”

　　小警官有些愧疚，向我敬了个礼，一时间弄得我有些伤感了。回头看向窗户，袁驹就站在那里，没什么表情。

　　“你的车买没买保险？”我问司机道，“保险赔付了，剩下的我们再垫付一些。”

　　我不想跟他花时间辩论了，因为我要抓紧时间和袁驹呆一块儿。再者，他的车坏了也是我们的错。

　　“小姑娘你就这么轻易答应赔付啦？他车子开过来，怎么可能被人撞出了凹槽啊？”旁边路人插了句话。

　　司机显然也很疑惑，“我都说了好几次了，车没停下来，撞了过来，确实是被那女的给撞出了凹槽。”

　　警察们也面面相觑。显然，根据常理来说，人车相撞，人被撞出凹槽才是真切。

　　“我如果想骗赔偿，何必编造这么个理由，我自己也觉得莫名其妙呢。再说了，如果我是骗子，我也不敢打110吧。”司机委屈。

　　“看监控吗？”小警察询问警官道，然后又把疑惑的眼神投向司机，“你没喝酒吧？”

　　显然大家都觉得奇怪。可是我觉得不能看监控！

　　如果监控里面出现了弟弟的身影，那么这件事肯定就会成为一则灵异恐怖事件。而里面如果没有弟弟出现，车撞过来，被一团空气、一个无形的力量给撞击出凹槽，这事儿也奇怪……

　　“这样，就不麻烦警察们备案了，我和司机大哥私了就行。”我突然提出意见，然后扭头看向司机，“大哥，这件事情就这么私了吧，也不麻烦警察们了，您估个价格，我们赔付了这件事情就算了。”

　　现在轮到司机惊讶了。

　　警察们听到和解方案已经出来了，而且又没有人员伤亡，因此也深感欣慰，便也打算就此结案。

　　最终赔付了司机一千五，我价都没讲，就打算折财免灾。

　　回到屋子内，已经是凌晨四点钟了，我筋疲力尽，但是却全无睡意，因为弟弟消失了。

　　打开窗户，看着晨光熹微的天空，突然泪流满面。不知道他还来不来，也没留下信条。

　　我轻手轻脚地走到弟弟的房间，一打开，有蒙尘的气味，我憎恶自己懒惰没帮他打理。

　　他房间内的墙壁上贴满了篮球明星的海报，还有一些不知名的二次元玩偶。书架上摆满了书，我随意抽出一本，是《红楼梦》。这是我给他买的，因为我觉得《红楼梦》比西方某些青少年读本更能启发当时只有十二岁的他对人性和功名利禄的认知。

　　房间格局小，一隅的小柜子里存放着他所有的语文课本，他喜欢语文，本来觉得成绩好的话可以上大学学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可是因为理工科成绩的黯然，所以拖了文学梦的后腿儿。

　　我记得他跟我分享过，他喜欢陶潜,阮籍,嵇康,刘伶,王谢二族,唐明皇,宋徽宗等，因为羡慕他们的洒脱与不羁。当时我也只以为他为“乱扔袜子”找的借口。

　　可是当他告诉我他喜欢唐明皇只是因为他能够对杨玉环说一句：“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这样的句子。

　　当时我还蛮后悔让他早早地进入成人世界去感受到爱恨的，可是他说服了我，他认为大人们会觉得小孩子不应该早恋的原因只是因为大人们在情感上不能接受，但是生理上、科学上早就发育的事实又指明了其可行性。

　　他一直很有想法。

　　包括后来去火警大队的系列事情。

　　我曾经问过他：“你想做的是嵇康，所以要‘赴汤蹈火’吗？”
　　【注解：“嵇康”于文中代指袁驹想做洒脱不羁的人，而嵇康所著《与山巨源绝交书》是“赴汤蹈火”的词源地。姐姐在此地引用典故是为了问弟弟：想做一个随性的人，做自己！为什么又要去奔赴火场救援大众，参与别人的人生？】

　　袁驹微笑，答我：“一个是做自己，一个是寻找自己。”

　　寻找自己。他给了我肯定的回答，他想找寻生命存在的意义。

　　那一夜，他说服了我，而我去说服了父母。其实不用“说服”这么生硬的词，我们更多的是接受他的选择。因为他从来都很优秀。

　　望着窗外，突然出现了一堆陌生的人，在问询着早起的路人。

　　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扛着摄像机。

　　我的心里面下意识地感觉到是记者们来了，他们总是闻讯而来，而我要让弟弟载誉而归。

　　五点不到，我们全家就在敲门声中“醒来”。

　　领头羊说明了来意，然后架起那些长枪短炮，收音的话筒密密匝匝地被胶带捆绑在一起触到我们的嘴边。

　　母亲泣不成声，有些心软的记者小女生低过纸巾，却被其男同志呵斥。

　　他们想要泪眼婆娑的镜头！

　　我本来酝酿好所有的情绪准备在镜头面前对弟弟“歌功颂德”，但是在一个“指挥”说轮到我的时候，我竟然只顾得上哭而什么都说不出来了。

　　镜头等着我，等着就等着吧，没什么好说的了，人都走了，说再多也换不回一条命。

　　“袁驹同志在生前有没有什么有趣的事情啊？”其中一个记者试着引导我们多说说话，多谈一谈。

　　有趣？有他就有趣。

　　我什么都说不上来，但是爸爸勉强说了些他学生时代的事情。

　　记者又发问了：“那么，袁驹同志生前最喜欢做的事情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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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又一个的问题，全都用一个“生前”提醒着我，提醒着我们全家：弟弟去世的消息。

　　最后记者对着镜头说了文天祥的“轻于鸿毛重于泰山”论。

　　可是，哪一个人的死对于其家人而言不是“重于泰山，甚于崩堤”啊，不过，弟弟为了市民的安危豁出了性命，所以受到这样好的“优待”。想到这里，我又哭了起来。

　　记者们一波接一波地来，相似的问题设置，相似的情感诱导。到了最后我就厌烦了，因为妈妈和我被他们那些廉价的催泪词弄得哭了一整天，饭都没顾得上吃。到了晚间时，我就头晕目眩不已。

　　送别记者们下楼后，我转身上楼，便听到那几个长舌妇又在开始嚼舌根。

　　“你们知道不，这下子记者报道了，就有人捐钱。”

　　“可不是，总有好些人要捐钱嘛。我家那个懒崽子，天天吃我亏我，还不如死了换成现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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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这些婆娘，看老子不撕了你们的嘴！”我正要上前去理论时，突然惊奇的一幕出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