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袖母子》他乡异客

1、第 1 章

　　在送孩子上学的路上，我的邻居红袖突然对我说：“我要辞工不做了。”同时指着脸上、脖子上的一块块红斑给我看：“过敏啊，漂白剂。”

　　我看她整张脸都潮红着，觉得有点惊诧。我的广东话不过如此，所以要重新和她确认一遍：“过敏，所以不想再在餐馆工作了？”

　　“是啊，成这样了。”红袖摸着鼻子上的一团红疹说。但随即她又兴高采烈地补充道：“老板说从下个月要涨工资了！”

　　对于红袖要辞工，我是万分赞同的，为孩子计，她好像也不应该出去打工。

　　最近每逢红袖去餐馆打工的周一、周二和周五，都是我在帮她接孩子。

　　三点半把我儿子和红袖的儿子从学校接回家，我儿子吃点心、写作业、完成额外的阅读任务，红袖的儿子就回到我家租住的一栋房子的地下室——那里是他的家——一个人不知道在做点什么，因为每次我问他，他都说：“没做什么。”

　　我希望红袖能自己带孩子，主要是因为最近发生的一件事吓坏了我。

　　那天下午回到家，我正教儿子做功课，地下室里突然传来恐怖的哀号和哭叫，听着真叫人毛骨悚然。

　　“不知道出了什么事，莫非是肚子痛？”我想起放学的时候，红袖的儿子对我说肚子有点痛，慌忙一步三槛冲下楼去敲地下室的门。

　　敲门声响起，屋内的哀号和哭叫立刻就止住了，可是门并没有开。

　　我一边敲门一边叫那个瘦小男孩子的名字。好几分钟后，门无声地开了，红袖的儿子站在门后呆望着我。这时，我注意到他穿了件厚棉袄，而当时室内的温度大约有二十二度。

　　“你为什么要哭啊，是不是肚子痛呢？”尽管心里很着急，但是对着这样的一个孩子，我不得不降低了调门，柔声对他说。

　　他垂下眼帘，不出声，眼角并没有哭过的痕迹。

　　看他完好无损地站在那里，我舒了口气，领他上楼去到我家里。

　　我儿子正好读完了书，可以和他一起玩。我则坐在沙发上观察他们。

　　红袖一家三口搬到楼下的地下室才几个月，但是已经和我相当熟了。对于我这样一个不善于交际的人来说，这完全归功于红袖的热络和主动。

　　刚开始是她常常敲开我家的门，叫我帮她打电话或者读信，后来发展到叫我一周三天帮她接小孩。

　　可能对于一个只会说粤语的中年女人来说，请邻居帮忙处理一些需要用到英语或者普通话的事情是最便捷不过的途径。可是叫我帮她接小孩还真有些勉为其难。因为我自己的两个儿子已经很叫我头大，再多带一个，吵闹程度有点超负荷了。而且我大儿子一心只想和他玩，并不安心完成功课。

　　但是红袖说得非常恳切，也很实际：毕竟送到课后的培训班去一个月的开支并不少，他们夫妻付不起；毕竟我儿子和她儿子同班，我在接我儿子的时候，把她儿子带回来也不过是举手之劳——我似乎无从拒绝，只好答应了。

　　那个下午的事情让我心里非常不安，毕竟给人看孩子还是有责任的。所以我在观察了那孩子一会儿之后，觉得他没有什么异常，就再次问他为什么在家里那么大声地号哭。

　　那个孩子一脸懵懂看着我不说话，也不动。我又问一遍，他脑袋一摇，低声说：“勿系我啊，我系屋企困觉啊。”

　　我觉得有点生气，因为我是教育孩子不准撒谎的，这个孩子显然不想和我说实话，所以我也就不问他了。

　　隔了一天，我对红袖说了那天的事情，并说小孩长期这样一个人在家里呆着也不是办法，心理会出问题。

　　红袖淡淡一笑，说这也没有办法，这个小孩从小也就是自己在家里呆惯了的，叫我不要担心。做母亲的如此，那么我也就不方便再说什么了。

　　我们两个默不出声往家里走，红袖突然说：“早知道这样，把他姐姐们带来了。”

　　我觉得很惊诧，因为这是第一次听说这个小孩有姐姐。

　　红袖看我停下脚步、瞪着眼睛，又笑，说：“我有三个仔女啊，头两个是女仔，留在中国了。我们是难民嘛，计划生育的难民呐。”

　　原来如此，我还觉得挺纳闷的，红袖夫妻两个，既没读过什么书不能技术移民，又不像投资移民的有钱人，是怎么到加拿大来的？结果还有难民这条路可走。

　　那为什么要留两个女儿在中国？我还是觉得很奇怪。

　　“当初打错算盘了，以为小孩都带来，生活费太多。现在看来，带两个女仔来，上学不要钱，能领福利，还能带这个小的。带来还是划算。本来是想着小孩全留在中国，我们两公婆在这里打工挣点钱的，哪知道工作不好找。”红袖在那里自言自语，她又在算她的经济账。

　　我不存心打听她的事情，因为人人都有难处，都活得不易，怎么做事情也有自己的一套。我只点点头，表示赞同。

　　可是两个没成年的女孩子自己在中国呆着也让人匪夷所思。我正想着这个问题。红袖象读懂了我的想法一样，继续说道：“我家婆带着两个女仔，对她们不好，成日骂她们懒。其实我的女儿也就是星期六、星期天才从学校回去。两个女仔说想我，我听到都心痛得不得了。”

　　她说着说着，目光暗淡了下去。

　　我只好安慰她说如果奶奶不喜欢带她们，可以找她自己的妈妈、孩子的外婆带。一般来说，外婆给自己的女儿带孩子都还是很尽心的。

　　“我是孤儿，没有父母的。所以给人欺负啊。”红袖叹着气说。

　　听她这样说，我马上觉得局促不安起来，仿佛是故意戳到她的痛处似的。

　　但是她望着我，语气平淡得象在讲其他人的事：“老公也不好，什么都不理，我生孩子坐月子都不给我煮饭，逼得我自己煮饭，还要给厂里的工人煮。”——红袖家里以前开皮革厂。

　　我听了更觉得惊诧，想起红袖的丈夫一脸忠厚，原来是这样的人。

　　“这样你都肯生孩子，还生了三个！”我平日里就有点女权主义，听她这样说就不由自主地拔高了调门。

　　“诶，广东人重男轻女，怎么都要生个儿子啊。”红袖的语气依旧平和，脸上流露出声了儿子的满足与骄傲。

　　我叹着气摇头，不再说什么了。

　　过了几天，红袖看到我，问我去不去超市买打折的米，我看了一眼她举着的装米的黄色口袋，觉得那米亮晶晶得好像有点过分了，就支吾着说：“可能吧，我家还有米。”

　　“好啊，你去买就带我一起去，我没有车，米很重啊。”她期待地看着我。我只好点点头。

　　又有一天，我正在家里写点东西，电话响了，红袖打来的，说她在门外，不知道谁把后门锁了，叫我帮她开门。我下楼去，红袖两只手提了好几个袋子，乐滋滋地对我说朋友请喝早茶，回来的路上还开车送她去超市买了很多东西。到傍晚，我正做饭，电话又响，红袖叫我到楼下她家厨房去帮她把炉子上的汤关了。过了一会儿，我正要吃饭，红袖又打电话给我，问我她的汤烧干了没有，我目瞪口呆，因为之前锅里正炒着菜，我帮她关了火，看也没看就急匆匆上楼了，所以老实告诉她说不知道烧干了没有。挂掉电话，我突然觉得我对于红袖来说，是不是也用得太方便了。

　　但邻里之间可能也就是这样的，尤其是在异国他乡，楼上楼下住着，相互帮助似乎也合情合理。况且之前红袖也帮我看过我的小儿子几次。所以我不好意思拒绝她的要求，只好继续听她使唤，也继续帮她接孩子。

　　我儿子有一天神秘兮兮地对我说：“妈妈，Z怎么有点奇怪？”

　　“怎么个奇怪法？”我好奇地问。

　　“别人和他说话他都不理，上课的时候他就自己和自己说话，老师叫他不要自己和自己说话了，他也不理。妈妈，你教我和别人说话的时候要看着别人的眼睛，还要有反应，为什么Z不看人，也不理人。”我儿子一脸困惑。

　　我无从解释。想起那个下午，那个孩子发出的伤心绝望的凄厉号叫，我觉得我不能再帮红袖接孩子了，我负不起那个责任。

　　我还没有来得及对红袖说这件事，红袖就拿来一封信叫我翻译给她听。

　　那封信是孩子的学校写来的，大意就是说鉴于Z的行为，校方认为他需要“特殊教育”，所以学校联络了各方面的相关人员以及孩子的母亲红袖开了个小会讲这件事情，但是红袖坚持认为她儿子很正常，不需要“特殊教育”，这样万一Z将来有心理问题或者学业障碍，学校就不负责任了。

　　我清楚地知道“特殊教育”的含义。但是我不知道红袖的儿子是不是真正需要这样的教育。

　　红袖的情绪有点激动，说她儿子不需要接受给傻子提供的教育，她的儿子很正常很“醒目”。

　　这样，我准备要告诉她的一些她儿子在学校的“奇怪”表现也就说不出口了。

　　红袖还没有辞工，每逢周一、二、五，还是我在帮她接儿子。每次看到她们母子，我总是忍不住要想，很多人都以为国外是天堂，所以不惜一切代价要来天堂，可是从人间到天堂的这一步走得有多艰辛、究竟是得到的多还是失去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