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肥兔笔记》兔子先生888

5、第5章 王庚（五）

　　无巧不成书，郁达夫是徐志摩的好友，郁达夫曾热烈的称赞徐志摩和陆小曼的恋爱，他说：忠厚柔艳的小曼，热情诚挚的徐志摩，遇合在一道，自然要籍放火花，烧成一片。而郁达夫也同样遭遇到了自己的朋友许绍棣的挖墙脚。据说郁达夫在家中发现了好友许绍棣写给王映霞的情书。致使夫妻反目王映霞离家出走，后经友人调解，一场风波才告平息。然而感情的裂痕却愈裂愈深，终至最后在新加坡恶脸相向。郁达夫推出《毁家诗纪》，详细叙说王映霞与许绍棣的“热恋情事”，而王映霞也以《一封长信的开始》和《请看事实》相回应，这对曾经的才子佳人配让我等看客大跌眼镜啊!（PS：为毛民国的文人专挑自己朋友的老婆下手咩？这不是个例，看官如果有兴趣，可以自己找找看）

　　有意思的是王映霞和许绍棣后来并没有在一起，许绍棣后来娶了孙多慈，而孙多慈又是徐悲鸿出轨门的女主角。

　　至于我上文中提出的问题，各位看官不妨自己猜猜看。

　　至此，在这场枪与笔的战争中，王庚输的一无所有。

　　王庚之输，主要因为20出头的陆小曼正是一把玫瑰可以夺走芳心的年龄，年轻的富家之女陆小曼不愁吃不愁穿，就缺精神食粮。在刘海粟、胡适等一群酸文人的鼓捣下，为了所谓的平等婚姻和人格自由红杏出墙，最终做出了离婚的选择。很大意义上说，徐志摩和陆小曼的结合，也在满足刘海粟、胡适等曾在自由恋爱方面遭受压抑者的愿望。尽管婚后徐诗人南北兼课补贴家用，最后还是闹得个经济拮据，夫妻反目，第三者介入。没几年的童话式恋爱，毁掉了3个人（援引自卫金桂教授）。

　　和陆小曼离婚后的王庚在历史中时隐时现，踪迹不甚明显。笔者权且援引□□教授考证（以下皆出自□□—中国式玉碎）：

　　普大王庚传略记载：“一九二二年十月十日王赓娶陆小曼，四年后离婚”，当在一九二六年（两人大约在一九二五年底离婚）。此间大势，乃北洋末路而南方国民党改组后挥师北伐，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说，从（民国）十三年春到十五年夏，相继发生苏浙战争、第二次奉直战争、冯玉祥倒戈、北方军阀大混战直至曹琨吴佩孚覆灭。王赓的踪迹便时隐时显于这乱世之间，他与“名姝”分手后，好象单纯只做一个军人了，曾在不同派系的军旅中南北征战，但基本走向是弃北趋南。传略说他离开奉系后，“在上海地区孙传芳手下指挥一个火炮旅，直到孙战败，此後他将这个旅以一个独立单位维持了几个月”。到一九二六年北伐开始，他已是北伐军前线部队的一位少将。这个混沌的轮廓至少显示，王赓作为职业军人，虽不免卷入北洋系，但随着事迁时移，南方进步势力逐渐崛起，他的政治态度是毅然投向进步的。

　　北伐后蒋中正大致结束军阀混战，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期间赢得大约十年（一九二七～三七年）中国的局部建设时期。王赓的学识在此期间也稍得施展，各种资料显示，他曾接掌陇海铁路行政主任、税警总团团长等需有现代行政、军事知识方能胜任的职务。然而，国民党在极短时间内事实上不可能为中国建立起一个现代化的政治秩序，而且内部派系倾轧严重，王赓这样一位西方培养出来的职业军人，还是难逃成为牺牲品。传略说他一九三一年任警税总团指挥官，中将军衔，细节不详。据刘心皇的资料，当时的财政部长宋子文欲建一支军队，由财政部直接拨款进口最新式的武器，“恐外人反对”，假借税警总团的名义，邀“文武兼备”的王赓出任。于今我们不难推测，宋子文是看中了王赓的西点背景，而此举必遭各派系的嫉恨，陷王赓于“火上烤”的境地，这在後来不幸被应。

　　王赓一生最悲惨的事，是一九三二年春偶然在上海误入日本人之手，竟酿出轩然大波，被自己的国家诬为“间谍”。

　　此事发生在一九三二年“一二八”上海保卫战期间。当时王赓正率税警总团与十九路军协同作战，二月底他只身进上海租界去找他的朋友、驻上海的美国总领事坎宁安将军，据刘心皇的书说，是宋子文要他去的。王赓一进租界才发现美国总领事馆已迁址，急忙走进一家英国酒店，却在那里被巡逻的日本陆战队扣留。经租界的国际调停当局交涉三天后放回。然而，十九路军却硬说王赓向日本人出卖了军事情报（地图），将他押往南京交军事法庭审判（十九路军与税警总团不和，因此这种说法并不可信）。且陆小曼也曾在日记中提到：王庚受宋子文之托进入上海租界，并非民间传言是因为看望当时寡居的陆小曼。这一说法也得到了王庚好友王天鸣的印证。

　　普大王赓传略对此事有一些描述：

　　“他被日本人扣押并恐吓将他作为一个间谍枪毙。後来他也受到（中国）军事法庭审讯并判决枪毙。大家都了解王赓是诚实的，错只错在他不该去，大家也都知道王赓成了替罪羊，他不应被处死。监牢一年后他被释放，继续任职税警总团。王赓早有廉正和诚实的名誉并广为人知，以致于他的政敌拿他当做一个替罪羊，然而王赓的声望和名誉在他被监禁时反而提高而不是减少。”

　　从措辞中可以看到，来自母校的辩护是何等理解王赓的处境，坚信他的人格。我们在王赓母校那份薄薄的档案里也发现，这一不幸事件当时曾在美国引起的反响，不仅纽约时报当即就有来自上海的报导，并引述西点军校校方的即时评论，依然盛赞王赓是一个“完美的学生与极亲和的人”（ＥＸＣＥＬＬＥＮＴ　ＳＴＵＤＥＮＴ　ＡＮＤ　ＥＸＴＲＥＭＥＬＹ　ＰＯＰＵＬＡＲ）；而且，那几年的普林斯顿校友周刊发表了许多有关该事件的史料、评论、回忆等，是中文语境里绝对看不到的。

　　两年多的牢狱生活，使王赓患上了严重的肾病。1935年，王赓出狱后，就去德国治疗肾病。从此，仕途蹭蹬，而他的副手孙立人却由于作战英勇，名声大噪，在抗战中成为抗日名将。王赓病愈回国后，便退出军界，在南京铁道部任职。留美的哈佛毕业生、时任军政部兵工署署长的俞大维劝其不必消沉，应该再任军职。王赓回答： “如果国家对外作战，自会挺身而出。”

　　1941年12月8日，日军袭击美国珍珠港，美、英、中等国结盟。

　　1942年3月11日，国民政府决定派遣一个军事代表团赴华盛顿，因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艾森豪威尔将军与王赓同为美国西点军官学校的同班同学，宋子文急招王赓参加军事代表团。王赓当时的身体很不好，但为了国家利益还是勉强就道。当军事代表团途经开罗时，王赓旧病复发，一个多月后病情恶化，病逝于开罗皇家医院，时年四十七岁。王赓死后被开罗盟军以军礼隆重葬仪，安葬在英军公墓。

　　我国人一向安土重迁，落叶归根，魂归故里是国人普遍想法，然而，这样一个儒雅的绅士，这样一位正直的军人，为他的祖国奉献了最后一丝力量，却不得不远离乡土，孤零零的一个人躺在去国万里的埃及，甚至在死后还要受到来自后世的种种诬蔑传言，怎一个“殇”字了得。
　　普林斯顿大学王赓传略以此结尾：

　　“一九四三年纪念西点毕业生，王赓的讣闻结于这样一些话：‘王的一生是诚实，正直和爱国的。他给西点带来荣誉。’一九一五年的同窗就知道这是确实的，而且关于他还应有更多的话可以说。他确实是一九一五级可以引为骄傲的一员。王赓葬于开罗英国军人公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