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我看清文宗之短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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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文宗即咸丰帝，时下关注清史的人往往认为他是清代最差的君主。但是看了一些史料，我觉得有失偏颇。固然他晚年弃城而逃是一个绝大的污点，这是任何史家不能为之讳言的地方，但是纵观其执政十一年，以及本人的性情，才识，并非一无是处，只是有其历史的局限性。
甚至道光之所以选择文宗而不选择恭王，也有其合理性所在。
时间篇幅有限，我只想就文宗的是非大概说说：
一、文宗有知人之明
宣宗（道光）虽然勤于政事，却暗弱不明，导致道光执政三十年期间，朝堂之上无干臣，而多是颟顸怕事如穆张阿，曹振镛之类，阻塞言路，忌讳人才，而林则徐等则被认为有罪，排除在朝臣之外。从而到了道光晚期，假知识分子充斥朝堂，国势极危而人才缺乏。
文宗继位，首先提拔林则徐——虽然林很快病死，但文宗对他的褒扬却激起了知识分子的热情；文宗用人不疑，如林不死，必能畅行其志，则情况要比后来好很多。其后处分穆张阿，耆英。虽说清代权力皆出于上，但是君权的行使都需要一番布置，上台不足十月的新君有理有据的罢免三朝老臣，也是有些振作的决心和眼力的，故而“诏下，天下称快”。
同时太平天国起事。太平起事，非文宗之过。洪秀全起事，文宗才刚继位，何咎之有？从统治阶级的立场看，文宗立即派人调查镇压，这个处置是正确的。后来文宗用向荣，张国梁等，可以说都非庸才，管得也相当严。之所以不能战胜，和清朝晚期的绿营战斗力极差有关，可以说是“兵不堪用”。唐德刚教授在《晚清七十年》中，说“此时清朝的君臣，于德于才，且在太平之上”“余观咸丰朝政事，深觉这位小皇帝并非昏庸之主，他量材器使，观察朝政，深得其要”“满清统治200年，机器已经朽烂，少数干才（包括皇帝自己），终难复振”，可以说都是肯定文宗的处置。文宗执政初，骤逢大乱，举朝慌乱，而他本人能够迅速得人才（道光朝无人才），驾驭将帅兵饷，当机立断，现在人们都说咸丰是庸才。我们现在的大学毕业生年已22，比他当年年长，有几个人敢对大事做决定的？甚至有唯唯诺诺不能在面试中表现完好的，如果文宗平庸，我辈今天都是愚人了。
重满轻汉，清朝历代的传统。至文宗朝，在全庆的支持下，文宗给汉人兵权。虽说是被动应变，但其实是统治机构的一次内部结构改良。曾国藩曾直言进谏，文宗始怒而终优容之，并说“敢言者必能负重”，可见其能识人。至于始终不敢放权给曾，并非不知其才，而是确有顾虑。后来曾国藩的部属也曾劝曾黄袍加身，曾也有此实力，文宗对此事审慎，也并非没有道理。
但此后信任肃顺，整顿吏治，肃清科场，确实收到一时之效。肃顺又支持用汉人，而文宗始终信任之。咸丰一朝虽内外交迫，而一改嘉道两朝万马齐喑的局面，从此人才济济，奠定同光中兴之基，可以说是文宗拔人纳言之功。
人皆谓文宗得位，有巧取之嫌，其实亦是其知人之故。他知道父亲的风格和喜好。而人们有人谓文宗待其弟不公道，其实文宗早年即打破祖制，让恭王入军机。最后慌乱之中派恭王议和，众臣都言恭王恐怕不可靠，有明代宗代其兄得位的隐患，而文宗究竟非无知人之明，不加疑。
巧取得位，是知其父也；排众议用恭王，是知其弟也；拔人才，改风气，是知其臣也。人说统治术的最高境界是驭人术，而文宗得之。英明天子，积多少年执政经验，才能得此门道，咸丰朝内外交迫，比崇祯末有过之而无不及，文宗少年得位，卒挽危亡，知人之明，胜过父祖，高阳《清朝的皇帝》一书中认为文宗才智，仅次于康雍乾，是有一定根据的。
二、文宗知人情
咸丰四年，太平军据扬州，诸将帅攻之不能下，奏请决湖水以灌城，文宗赫然批答曰：“便不得扬州，无并伤吾百姓也。”
今人笑他“妇人之仁”也罢，沽名钓誉也罢，比起国民政府抗战之时的决花园口，导致百姓流离失所，文宗这番批答，纵使不能成为爱民，也能说是“知人情”了。
而野史中小事，也足见文宗待人颇宽，不失厚道。太平军兴，疆吏奏报，六百里加急军报，纷至沓来，目不暇给，御前会议某中堂年迈精神不支，伏垫睡着，鼾声大作。文宗闻之太息，令内侍扶之出，不加责。然后处置事宜如常。
另有所谓秀女直辞的故事，大多知道，这里不赘述。
《道咸年间宦海见闻录》中咸丰帝召见疆吏段光清，张集馨，不仅询问对方“攘外安内”的策略和地方政治，并且问及对方家属如何安排（来自太平军占领区），精细体贴。
文宗无远见，一方面是天赋所限，另一方面是经验所限。比如对待湘军问题上常有急功近利的现象出现，曾国藩等人觉得上头终究是“略知人情而不懂军情”（曾国藩眼界甚高，聪颖明决如恭王者，尚且“聪明信有之，亦小智耳”“举止轻浮，聪明太露，多谋多改”）。文宗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就是论兵，也只是纸上谈兵，不懂军情那是必然；而其驾驭团练大臣，总体尚算能察，并不以一城一地的得失论功过，是因为能够“知人情”，较之唐、明末季以军事而擅调擅杀大臣的君主，胜过多矣。须知对君主来说，好色只是小毛病（当然文宗本人体质柔弱，导致这种行为成了大问题），好疑轻杀则是绝症。崇祯好疑轻杀，咸丰不疑不杀，高下立判。
人多认为文宗待其弟凉薄，我觉得这可能与文宗的性格有关。文宗待人，可谓是“滴水恩仇，都要涌泉相报”。杜受田有拥戴之功，文宗图报，不但杜本人生荣死哀，可谓极矣，而且杜受田的父亲，杜受田的儿子，孙子都照顾得周周到到，报答师恩，极尽所能；文宗赏罚大臣，有罪立判，有功立赏，赏僧格林沁的亲王世袭往替等等，仅以功劳而论，实在是大得惊人；至于文宗曾说，破金陵者封为郡王，这也是符合他的风格的，可惜换上慈禧就不会给曾国藩一个王爵了。文宗报答养母的养育之恩，恭敬孝顺，并无可挑剔，由此推断，他对待恭王，当不至于如此凉薄。而恰恰相反，文宗之对恭王，猜嫌到了几乎无法挽回的地步。
所以我认为，文宗既然小恩大报，小怨也必大报，不独独对恭王，而是他的作风就是如此，无所谓高下，并非因为嫉妒。
由此可见，文宗固然知人情，而其器量，终是有限。
三、私以为文宗之文学胜过恭王
“闻诸故老，列祖列宗之文学，以文宗为最优。御极之初，天下欣欣，有小尧舜之称。”——以上说法，在《春冰室野乘》一书中即出现两次，《清史演义》也屡次提及。小尧舜之称，因其“听政有特知”之故，今日看来实是过誉，我也就不论了，只说文宗之文学。
我觉得当初宣宗之所以在文宗与恭王徘徊不定，是因为二人皆聪明有才华之故（以当时的标准而不是以今日的标准）。恭王所长，在于弓马时政；文宗所长，在于文学德行。清末民初笔记，谓文宗“朱批手敕，恳切感人，尤不可及”，这也是肯定其文字功力。而引经据典批驳宿儒倭仁的言论，或者到国子监讲学，都足见其学识功力。虽然这种学识，对他后来执政，有弊无利，但和恭王竞争的时候，却构成了很大的优势。
我们来看一下圣祖康熙皇帝立储的五项准则，就更能知道如果宣宗仍旧按照这个传统择储的话，文宗何以有明显优势了。
宣宗如沿用圣祖的五条标准是：
一、 仁厚，能得民心。（故而文宗示仁）
二、 贤明而非精明，能知人、用人并能容人。（文宗长且贤，并果能知人用人，恭王自可谓之干才，但亦有精明太露之嫌。）
三、 年龄不能大，亦不能小。老则精力衰颓，年轻则恐不能沉着。继位时以将入中年为最理想。（文宗与恭王皆年小，而文宗略长）
四、 须能充分了解他的治平之道，方能继体述志，完成他的理想。（文宗无疑更能跟从父亲“敬天法祖”这一准则）
五、 须为弟兄所爱护，始能免兄弟相争之祸。（此为文宗以嫡长之尊所独有）
圣祖的五条标准，不能说不好，宣宗若沿用之，也未尝不可。文宗所学弗逮其弟而对帝王驭下之术，已颇有所得；纵使文宗才具果不足以应危局，若能“棣华协力”，亦可相辅相成。不过宣宗忘了两点，则是文宗最不宜为帝王之处！
四、文宗之不宜为帝
若以传统文教中古帝王的标准来看，清文宗具有上乘的个人文化修养，有除弊起衰的决心，乐于克己纳谏，遇事明理，任人以能，治军以慎，查察吏治，面临岌岌危局尚可多方支应，固然操作手段有欠圆熟，实效不尽如人意，所以离英主还有相当大的距离，但却不妨可以视作贤君。但是时势不同，他处于“千年不变”与“十年一变”的非常历史交锋期，传统文教在对外事务上不但不能起到积极的作用，而且造成了极大的束缚；一切不能以传统的眼光来衡量，他的“执两用中”就成了首鼠两端，时战时和，自食恶果，使他的执政能力大打折扣，这也就是虽然他本有望侪身“大有为”的君主之列，而最后我只能把他划入中才之主的缘故。
只是，这些都不足以让众多史家把他批判的抬不起头，因为仅以此论，他仅仅是不适合成为特定时期的君主，如果遇到治平熙世，还是可以胜任的。而造成他根本就不应当做皇帝的，不是他“才具微短”，“智商平平”（若是以康雍乾为英主，嘉道两朝为平庸，文宗居于二者之间，较优于中，考虑到他年纪尚轻而且国运危急，大致是“上智”这个水平），而是他极其低下的身体素质和心理素质——前者使其早逝而有辛酉之变，后者使其弃城而逃永为后世之羞。
文宗甫及三十而亡，在有清一代不算最短命的，但却绝对被视作体质最孱弱的，乃至有传闻说文宗系早产儿先天不足所以早亡。究其缘故，世宗23岁，穆宗19岁死亡，是由于天花急症，平日没有过多身体不好的记载，而且他们的短命都由于有女主执政而把恶果抹销。至于德宗，虽然常听说体弱多病，在慈禧的折磨下屡受打击尚且活到37岁（如果不被害显然还可以继续活着），似乎比他还是要好一些。
从史料中看，“上素羸怯”，1856年的记录显示文宗已经开始有常常生病的迹象，虽然仍然保持着祖宗“勤政”的作风，但常见其召见外臣的预先安排因为生病而推迟，从传闻中看，此时这位25岁的青年居然需要使用鹿血这样的大补之物；至1860年更是屡见“患咯血之症”“病咯血”“泄且呕血”的纪录，1861年“虚羸已极”，基本上处于养病（等死？）状态。
我之所以不厌其烦的列举文宗生病的状况，是因为这一点对他影响其实很大。中国的皇帝，暴崩的很多，或者由起病到病危时间很短，这是因为皇帝营养较好，医药周到，所以高血压、心脏病等常见，夺命皆速，而诸如肺结核等慢性病，极少发生。由于清代的制度，导致君主的工作量极大，而且政务必须要通过君主来裁决。如果君主生前精力充沛，而死亡又快，抛开人道说一句，于国家于个人，都有好处。而像文宗这样，恰恰患有慢性消耗性疾病，常年呈现病态，意志必会消磨，精力也必不足，心神脆弱，魄力判断力相应下降，何以应付那时天灾人祸加以史无前例的内忧外患？结果不仅自身不堪其苦，而且频出昏招，皇帝的昏招必会有害国家。文宗早年颇明决而晚年甚脆弱，太平天国北伐军至时坐镇京师场面悲壮而英法联军至时惶惶然如惊弓之鸟，一方面是他历经忧患意志消沉，另一方面也与身体有关。身体的状态干扰了精神的状态。而体质强弱，出于天生，不像缺乏才识可以学习，所以仅从这一点，文宗根本就不该为帝。
文宗心理素质低下，到了晚年尤为明显，缺乏自制力，意志力，承受挫折的能力差，更缺乏勇气，甚至于抚局已定之后连面对现实的勇气都没有。有人用五分加绵羊来形容之，为皇子时看似十全十美的好学生，遇到乱世，则五分没有了，只剩下绵羊，当然遗笑青史。
我看他登基之初的上谕，有“勿苟安，勿畏难”句，读来颇感气势，便是作为座右铭也可以，不料后来因“畏难”而“苟安”的人，恰恰是他自己；我也见到过他写的诗，有“途长益励思兢惕”“惟敬惟勤慎始终”句，认为他是有些道德感的，不料善始不能善终的人还是他自己；举一小例，咸丰二年正月初，御史张炜上奏，“请严禁演戏奢靡积习等”，于是文宗本人下谕：“京师五城，向有戏园戏庄，歌舞升平。岁时宴集，原为例所不禁。惟相沿日久，竞相奢华。”所以要求认真查办，“以振靡俗而除积习”，结果到了避暑山庄，他本人忘了自己的禁令，沉溺戏曲，从而有阎老师所着力谴责的“贪丝竹”一事。虽非国事，但是身为人君而反复无常，了无恒心，又怎能于危局之中愈挫愈奋，力挽狂澜？
至于英法联军进入北京，他弃城出逃一事，我本意并不想苛责。因为首先，他即使在京城，也是于事无补，如果因为他不堪忍受对方的羞辱挟制，又昧于外事，下达了错误指示，而导致抚局办砸，把庚申年变成40年后的庚子年，还不如恭王办理来的实际；其次，人皆有恐惧之心，文宗在位期间忧患丛生，他连年处于这种状态，心理负担极大，惶惶不可终日，忍无可忍，方寸已乱，情急之下一走以避之，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后来的发现，足以让我在百年之后犹感到心寒：“北狩”之后文宗竟然还有两样打算，一是东迁之计，即逃回东北老家去；二是迁都西安，因为群臣反对而作罢。虽然这两点都没有实施的迹象——但是仅仅是有此想法，也足以让人怀疑他身为君主的胆略了，一避再避，畏敌如虎，何以为镇国之器社稷之才？
或谓他生于深宫之中，恐惧刀兵之威，又囿于传统礼节，不愿意见外夷（这个思想上的结不是朝夕之间打得开的），也就罢了。在和局已成之时，非但迟迟不回銮（还是对西人既恨又惧），同时放弃了自己的使命——在外患暂平，内患正烈的情况下恢复政治秩序的使命！此则令人叹息。他得到了玩乐的机会，正如我们很多人在求学时说的一句格言一样：“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心如平原走马，易放难收。”见到了敌我双方的巨大差距，仅仅忧思愤恨是不够的，还要想如何减少差距，解救危亡；而他那颗一旦得以散漫的心，是再也收不回来了。这是一个矛盾，文宗此时并非不明是非，也不是没有危机感，但却正如许多陷入短暂放松的人再也不愿意回到激烈的环境中一样，他选择了得过且过的生活方法。虽然此时的洋务运动正在逐步开展，各项事宜都是他过目并批准的，但是他基本上已经放弃了作为国君的主动性，他本人并没有勇气和毅力介入未知的洋务领域中。
我肯定文宗的一些举措和作风，是不包括他的这一年的行径的，因为这一年他身体状况和精神状况全面崩溃，已非昔日之人了。如果说他得位之初，与恭王的差距并没有别人想的那么大的话，那么现在，和勇于学习锐意进取的恭王相比，二人已经别如天渊。脆弱敏感的文人性情使清文宗从一开始就具有自怜自伤的悲剧性格，只是压抑在不得不为之的身份之下，至此而全面爆发。历史给他的选择时间和选择余地不复存在，所以他注定成为以身试政的悲剧性失败者，无可奈何的历史牺牲品。我虽怜悯并理解其悲苦处境，却仍不免作“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之想。
文宗天分不低，然而一无所成，性格决定命运，言不谬也！
作者有话说第12章 我看清文宗之短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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