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自由行走的花》黄楚骏

4、风雨柳子街

　　一如历史的风雨飘摇，路两边的房舍也如历史般苍老疲惫。走上仄仄不平的石板路，便是柳子街了。
　　虽然没精打采，却也悠然自得。没有喧嚣，却也没有沉寂。那条窄窄的长街在阿公蹒跚的步履中，在阿婆笨拙的针线中，就那么随意地向着房舍深处延伸，向着历史深处延伸……
　　雨在下，街上已没有了路人，只是三三两两地聚在人家屋檐下。
　　愚溪在街东边流过，早已没有了当日的欢快和铿锵，似乎染上了主人的谦逊和历史的厚重。也仿佛一个出嫁多年的美妇，已不再需要用美艳和活泼去吸引众人的目光了。她的“清莹”，她的“秀澈”似乎只为映照那几个闪光的灵魂……

　　一
　　政治是最没有人情味的。永贞改革失败后，八位被贬的司马中的两位在经历了十年流放生涯后被召到了长安。他们都是改革中的重要人物，一位是柳子街的主人柳宗元，一位是千古名篇《陋室铭》的作者刘禹锡。旧势力的阴影像阴魂一样笼罩着风雨飘摇的李唐王朝，雾霭阴雨的政治苍穹下，等待这一对灼灼其华的明珠，还将是永远的投暗——刘被再贬播州，柳被再贬柳州。
　　面对年已八十的老母，刘禹锡忧心忡忡。播州即今之贵州省贵阳，山高水远，年世已高的老母怎经得起千里颠簸，车马劳顿。
　　柳宗元的母亲在他被贬永州时就已离开了人世，而且作为待罪之人，他不能亲自扶母亲灵柩回乡安葬，留下了为人子永世的遗憾。柳宗元更清楚母亲在儿子心中的份量——即使天下人都不了解他们，都厌弃他们，都远离了他们，还有母亲跟随着他们，用那微暖的胸脯给他们以依靠，用那时时的唠叨装点孤寂的寒夜。
　　此时的柳宗元已是孑然一身，瘦削微躬的身影不知是十年怨忿不平的结果还是痛失亲人的结果。
　　柳宗元得知刘的难处后，连夜上书要求与刘禹锡对调贬所。尽管柳州也是山野蛮荒之地，但他实在找不出可以给刘禹锡母子的更好选择。
　　他那无奈却肯切的声音在唐王宫里回荡：
　　——让我到那山高水远的播州去吧！
　　一时间朝野上下为之振怖——面对腐败朝庭中为求名利恨不得杀子鬻妻的现状，这无异于一颗流弹，炸响在没落王朝的天空，弹射出贞观的盛象，开元的灿烂，也永远定格在历史的穹隆之上——十年的磨难居然没有磨去两个同病相怜之人的友谊。
　　柳的上书荡起了沉淀在人们心中的一丝良善。最后朝庭将刘改贬连州（今广东连州）。
　　刘柳分别之时，想必没有太多的话语。隐隐只传来刘在被贬朗州时写的满怀一腔傲骨英气的《陋室铭》，正激荡着柳公飘逸清透的《小石潭记》，如鸣佩环，余韵幽幽……
　　在衡阳分路时柳作了一首《重别梦得》：“二十年来万事同，今朝岐路忽西东。皇恩若许归田去，晚岁当为邻舍翁。”后两句意思是如果朝庭准许我告老还乡呀，老了一定与您做个好邻居。
　　刘在后来的书信互答中也写道：“弱冠同怀长者忧，临岐回想尽悠悠。耦耕若便遗身老，黄发相看万事休。”后两句也有说要与柳公在垂暮之年谈棋论道，共享天伦之意。
　　柳宗元没有等到这一天，死时才四十七岁。临终前，他把自己的创作收集在一起，托人带给刘禹锡。
　　皇皇中华，茫茫大地，作为河东大族的柳子没有将著作托与亲人，而是交给了同事一场、患难与共的刘禹锡。
　　并不是因为刘的正直——一篇《陋室铭》不足以表明刘的伟岸和高大，正如李绅的“锄禾日当午”掩不住他的奢侈。
　　那是十年的肝胆相照，那是十几年的默默无语，那是几十年的惺惺相惜……
　　也不是因为相同的创作风格，小石潭的潭水溅落在浮华的李唐王朝的土地上很快就流走了。
　　那只是一种信任，那只是一种默契，那甚至只是一种来自心底的亲和与交融……
　　人生得一知已足矣！
　　此时的他们都不再是政客（这个让他们一生羞辱的称号），也不再是文人（这个让他们死后才辉煌的称号），他们只是朋友——这个被今人用滥了而不知珍惜的词汇在他们眼里却盖过了太阳的光芒。
　　同道为朋，同志为友。弥留中的柳似乎还在品味着这个词语的含义。正如在他的《三戒》中告诫自己的那样，多少的朋友只是猫和鼠、犬和麋的关系，得势时是朋友，失势时是仇雠。
　　普天下莫非王之土，四海内莫非王之民的封建社会，谁又真正去品味这个“朋友”呀！
　　刘禹锡接到柳的遗稿时，柳早已先去了。
　　用不着来人的解释，也用不着重复柳公的嘱托，甚至用不着掬那一把伤心泪。刘用一个朋友的细心和责任刊正校对了柳的遗书，并为之作序，付梓印刷。
　　这就是《柳河东集》。
　　他们在历史的天空中对望着。轻唱着“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唱歌声。东边日头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他们之间已不需要太多的繁文缛节，也不需要太多笨拙的言语。
　　可能是因为刘禹锡还有老母和亲人，也可能是比柳更为开朗的个性，刘在政治上又经历了几次颠颇后。晚年他做了太子宾客，与太子太傅白居易诗文唱和，享年71岁。
　　二
　　柳宗元死的那一年，韩愈因谏迎佛骨被贬潮州。
　　两人虽为古文运动的领袖人物，但两人的交情并不深厚。更没有达到柳和刘那样的患难相知、生死相托。但韩愈在柳死后的第二年为其作了墓志铭。也许是河东观察使裴公的请求，也许是同为天涯沦落人的相互理解，他写了，写出了他所有墓志铭中最好的一篇——为后世人评为古今墓志第一的《柳子厚墓志铭》。其钦敬，其惋惜，其深切，大有相见恨晚之情。古人评道：“以韩志柳，如太史公传李将军，为之不遗余力矣。”后来他又作了一篇祭柳文，俗称“丹荔子碑”。
　　柳宗元被贬南方，远离政治文化中心，又加之他的罪囚身份，他的主张、他的创作对当时的文坛影响甚微，他只能通过书信和言传影响他的好友、学生和亲人，甚至只能通过刘禹锡编印的《柳河东集》影响宋代的古文运动者。
　　韩愈则不同，好为人师且极力想兴复孔孟之道的他，张旗布帜，设坛讲道，写下了一大批理论文章，培养了一大批文学后生。而柳宗元却不能这样，只能默默地写，把文学主张写进一篇篇清秀透亮的文章里。即使这样，他的“永州九记”在当时也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因为他是个逐臣，谁愿意读一个逐臣的文章呢？赞美吹捧一个逐臣无异于引火烧身。
　　不光是那些没有政治远见的人，就连韩愈也并不了解柳宗元和他们的改革。他在墓志铭中还不无惋惜地说柳“不自贵重顾藉，谓功业可立就，故坐废退”，认为柳宗元参加永贞改革是一种不知自重、急功近利的做法。在韩愈的众多墓志铭中无不充满对死者的溢美之辞，但在这一点上，他始终不能认同且更改，于是他写下来了。却又为之深深惋惜。
　　他也指出了，就算柳的改革成功，得以出将入相，但能有如此的文学成就吗？他知道文章是柳一生中最大的慰籍和辉煌。也只有他明白柳的价值所在。所以他敢写，他知道一个文人最需要的不是赞美，而是理解。
　　“文章千古在，功名一时无。”同样被贬中的韩愈更明白了这一点。
　　把古文运动搞得轰轰烈烈的韩愈，是柳宗元早就认识的，他们还有过几次交锋，但不是在文学主张上，而是哲学思想上。也成为古代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交锋的一个典型范例。针对韩愈的带有董仲舒“天人合一”的一些言论，柳作了《天说》否定了有超自然的神力主宰人事的说法，后来刘禹锡为补柳文之不足，又做了《天论》三篇阐明天人之间的关系，提出了“天与人交相胜，还相用”的重要论断。
　　虽然后代人把韩柳并称，但他们的文学思想也是有差别的，同样是主张打破含混沉重的胼文形式，但韩还要把“孔孟之道”加入到文章的内容中去，而柳却没有这样的主张，他认为大凡是抒写真情实感，有感而作，有情而发的就行了。我们不知道韩愈这个先锋是否真的认同了柳宗元的这种创作思想，或许他重的只是柳公化民勤政的功绩和“穷乃见节义”的人格魅力。我们只知道柳文的大行于世还是宋以后的事了。
　　带着儒家正统思想的韩愈自然重的是柳的政绩和节义，他只会从柳文中去映证圣人的“道不行，乘桴浮于海”或“仁者乐山，智者乐水”的思想。思维活跃的柳子也段难接受韩的学究之气，他只能和山水做朋友，和捕蛇人、种树人为侣。
　　然而历史在他们身上找到了一个契合点，并把他们紧紧联系起来，那就是文章。不单是他们推崇散文的做法，更在于那一篇墓志，一篇祭文。
　　他们不是朋友，也算不得同事，生活的轨迹也从不曾相交过吧！但历史的平面却让他们相交了。并列在苍穹之上，光芒互映。
　　如果他们能成为朋友该多好呀！也许那篇墓志，那篇祭文要更为悍人心魄、动人心肠。

　　风雨过后的柳子街，把几个避雨的陌路人纠合在了一起。分手时有的仍然是陌路人，有的却成了一生的知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