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行医记》櫻桃胡同

1、向笠齒科醫院

　　準確地説來，向笠齒科醫院不是我行醫的地方，而是我教醫（中醫）的醫院，是我第一年到日本後僅一個月就開始的第一份兼職工作。每星期講授中醫兩個小時，學生就院長向笠富夫先生一人，持續了差不多四年。

　　1998年4月1日，我以日中醫學會笹川醫學獎學金研究生的身份，到日本東海大學醫學部循環內科研習。剛到教研室的第一天，我的導師後藤信哉醫生就介紹了同一層樓的生理教研室的中國留學生牛博士與我相識。牛博士來自于湖南醫科大學藥理教研室（現在改稱爲湘雅醫學院了吧？），人不僅聰明好學，而且古道熱腸，給了我許多幫助。大約兩星期後的一天，牛博士問我願不願意去給一位齒科醫院院長教中醫。原來向笠齒科醫院就在牛博士家的樓下，牛博士的兒子經常去看牙齒，慢慢就和向笠先生熟了。向笠先生拜託牛博士爲他介紹一位中醫老師，因為他一直對中醫很有興趣。我那時初來乍到，什麼都不懂，心想趁此機會瞭解一些大學以外的日本人，練習練習日語也好，遂答應下來。

　　因為到日本的目的是去留學，學人家的東西，故並未帶什麼中醫書籍，當時只隨身有一本«中醫基礎理論»，就以此爲教材開始了授課。每星期四晚上7點到9點鐘，我到向笠齒科醫院去，在向笠先生的辦公室上課。

　　第一天上課，就鬧了個笑話。開始授課之前，有一位年過半百的日本女士端着茶點進來，先深深鞠上一躬，之后跪在地板上，一口一個“李先生（せんせい）”地爲我奉上茶點，我剛來日本哪里見過這種阵势，嚇得慌忙站起，结果茶杯被我給打翻了，茶水泼了一地！后來我才知道，在日本，只有三類人被尊稱爲“先生（せんせい）”――醫生、教師和律師，我既是醫生，又是向笠院長的老師，所以向笠先生開玩笑稱我爲“大先生（だいせんせい）”。瞭解到這種習慣後，以後再上課，碰到向笠齒科醫院的職員對我如此恭敬時，也就沒那麼受寵若驚了。（附帶説一句，我剛回香港時，經常有大學的郵遞員向我“投訴”：明明你是个女的嘛，怎麼來自日本的信件全都寫著“葉眉先生”收！）
　　向笠齒科醫院實際上是一間牙科診所，規模也並不是很大，齒科醫生包括向笠先生在內有4人，齒科助理有8人，再加上一些勤務人員，總共也就15人左右。治療室有4張牙科治療床，乾淨整潔，醫務人員說話的聲音都很輕，還有優美柔和的背景音樂若隱若現，我想在這種環境下拔牙護齒大約會減輕不少痛楚吧。

　　因為找不到日語版的«中醫基礎理論»，我只好用中文版的教材將就。但我那時的日語水平真是太差了。說來慚愧, 好多中醫的術語、辭彙，我根本不知道日語該怎麼講，常常弄得向笠先生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聽不懂我講的是什麼東西. 無奈我只好把教科書翻開，讓向笠先生自己看書，去理解。待向笠先生看懂後，再告訴我日語應該如何解釋。好在向笠先生有一定的漢學基礎，許多漢字他连猜带蒙也明白了。現在回想起來，哪里是我在教他中醫，分明是他在教我日語嘛，而他居然還要付錢給我！

　　向笠先生原來在東京大學醫學院牙醫系工作，他本身不是東大的畢業生，備受排擠，做到講師之後，就再也昇不上去了，所以也象遠藤先生一樣自己出來開業了。他沒有選擇在繁華熱鬧的東京開診所的理由是，東京市內牙科診所林立，競爭太激烈了。而伊勢原雖然偏遠僻靜，但民風純樸，相對壓力沒那麼大。看來，向笠先生的選擇是正確的，他的齒科醫院的病人很多，常常需要提前兩三個星期預約才行。
　　教了一段時間中醫之後，我發現向笠先生與其説是對中醫基礎理論感興趣，不如説是對中國古代的哲學思想更有興趣。他對老莊哲學很是崇拜。往往兩個小時的中醫課裏，約有一大半時間是用來談論老子莊子的學說的，所以一本薄薄的«中醫基礎理論»翻來複去地講了將近四年！他將自己最喜愛的明代哲學家崔复榘的“六然”名句印在自己的名片後，同時將自己的法人機構命名爲“六然會”。我想，向笠先生始終能夠保持著樂觀開朗的性格，可能與他信奉老莊哲學不無關係吧。

　　我們有時也會談論起日本大學裏激烈的學術競爭和派閥鬥爭，象東京大學這種名牌大學，幾乎達到了有你沒我的白熱化地步。同一個教研室的老師，走廊裏撞見了形同路人、互不理睬，是很平常的現象。向笠先生和我都認為，與其在這種環境裏做大學教授，不如出來做一名實實在在的治病救人的開業醫生。幾年後，當他得知我在香港浸會大學工作，與周圍同事相處比較融洽時，很爲我高興。

　　説到高點數（High Impact Factor）的專業學術論文，向笠先生常用這樣一句口頭禪安慰自己：“本人をのぞいて、誰も見られないじゃないか？” （翻譯成中文，意爲：除了著者和少數幾個人，誰讀它呢？！）
　　那時，我覺得他這種日本式的“酸葡萄”精神很好笑。不過，這幾年當我看到其他同事或朋友不斷有高水準論文發表出來，而自己依然“笨牛耕田”――費勁不少，收穫甚微時，也自覺不自覺地運用向笠先生的“阿Q”精神安慰自己：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區區幾篇論文算什麼？！

　　在日本的第一年新年假期裏，受向笠先生夫婦的邀請，我和牛博士一家人到他們位於東京的家中做客。向笠太太準備了很豐盛的日本傳統的新年食品招待我們，向笠先生則于飯後帶領我們去參觀了東京大學――這所讓他愛恨交加的高等學府。

　　中國人常説夫妻一塊兒生活久了，會越長越像，稱為“夫妻相”。向笠先生和太太就是屬於很有“夫妻相”的夫婦。他們同爲日本關西福島縣人，青梅竹馬，兩小無猜。他們倆人總是像好朋友一樣, 永遠有說不完的話題。向笠太太是屬於既熱情又溫柔，既開朗又細心的那類日本女人，集傳統美德與現代知識於一身。雖然身份是家庭主婦，卻是畢業於聖心女子大學英文系的本科生，與日本皇后美智子是校友呢。不過，她講的英文據牛博士評價：聽不出是英語，不知道的還以為是日語呢。牛博士人很實在, 且不懂日語，他的話我相信。

　　我發覺，向笠太太與孩子溝通很有心得和辦法。和吾兒SoSo一見面，不消幾分鐘，就立刻成為好朋友，開始説悄悄話了。她把自己的兩個孩子培養教育得禮貌大方得體，而且好學上進。聽向笠先生説，太太熱心于社會服務活動，多次擔任兒女小學、中學的家教會（PTA）會長。向笠齒科醫院剛剛成立時, 向笠太太兼做出納會計, 上午隨向笠先生到伊勢原上班,下午坐火車趕回東京為孩子們煮晚飯。這樣奔波了幾年,直到三年前向笠齒科醫院發展得穩定了，她才不用來上班。日本人也認為一個成功的男人背後,一定有一位優秀的女人。我想, 當初如果沒有太太的鼎力支持, 向笠先生離開東京大學醫學院的決心一定很難下。因為那是日本最好的大學。畢竟在東大做醫生, 是能夠滿足不少做太太的虛榮心的。

　　我離開日本前夕，去向向笠先生辭行告別。他拿出一本厚厚的講義交給我——原來他將自己四年間上課的筆記整理打印出來，作為日語版的«中醫基礎理論»贈送於我。向笠先生這番良苦用心, 大概是為了免除以後其他日本人跟我學習中醫時再受“中醫日譯”之苦吧。

　　近兩年每因學術會議去日本之際,都會與向笠先生夫婦見上一面。他們告訴我, 兒子已經從明治大學畢業去歐洲留學了,女兒也考上了東京齒科醫科大學,準備將來女承父業。向笠齒科醫院的前景會越來越好的，他們夫婦很樂觀。

　　的確, 在日本國民普遍嚴謹自律而略具悲觀的性格中,象向笠先生這樣樂天知命的人並不很多。當我有時因為在大學工作而面臨研究上的壓力自覺不勝負荷之際，就會用向笠先生贈送我的 “六然” 名句勉勵自己：自處超然，處人藹然，有事斬然，無事澄然，得意澹然, 失意泰然。

　　當然，目前的我還遠遠達不到這種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