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荷兰的伊拉斯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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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是一个欧洲小国，可又不同于其他欧洲国家。当欧洲大国积极干预国际政治的时候，这个国家一片祥和；一直在想，这个国家的人民肯定是厌恶战争的，不然就不会把自己的防务交给北约伙伴们了。原先一直以为欧洲文艺复兴之乡在于意大利，可后来觉得这个继承罗马衣钵的国家也太过于诡异，法西斯也是从那里兴起的，杀戮与政治的恶作剧无处不在，令人咋舌；即便出了达芬奇、马基雅维利这样的人才也觉得有种偏执的劲头在日耳曼民族中。有意思的是，荷兰是至今为数不多积极鼓励自由贸易的欧洲国家之一，如果说英美法大国都基于自身的民族利益而对于自由贸易都有所限制的话，那么荷兰人的自由贸易观念是深入文化骨髓里的，而且在整个社会秩序方面是执行最好的，很少带有那种狭隘的偏见，就连欧美其他国家都嫉妒荷兰的自由与低犯罪率兼容，这就是荷兰的不同，也许代表着欧洲另外一种文化，也许是欧洲自由贸易精神的典型代表，不霸道，重合作，喜安宁。
那么荷兰的这种精神从何而来？历史的追溯也许是必要的，可也都是老生常谈。奥兰治亲王的英雄事迹早已熟知，可也觉得代表不了荷兰如今的这种精神；东印度公司和海上马车夫曾是荷兰人的骄傲，可是对于如今的荷兰人来说，他们并不以此为容，因为它们虽然给荷兰带来巨大的财富，只是因为它们在历史上的昙花一现让曾经骄傲的荷兰人觉得霸业难以长久，惟有谦逊合作才是长存之道，由此也渐渐明白现代欧洲人为什么老是喜欢批判自己过去的那些历史了，他们往往是带有一种自身道德上的主观评判，而且从一些西方经典书籍也可以看出，那些著名的哲学家和思想家对于道德等概念的哲学辨析论证也极其令人头疼，这反映出他们欲争是非的强烈主观心理，在这种社会观念引导下，欧洲政策大多宁愿向前也不愿后退，尽管这也是造成欧洲繁荣与乱序矛盾原因之一。
一个国家、民族或是一个社会的性格追溯从现在来看最好是从这个组织的经典人物的共性中来看，有句老话说得好，性格决定命运。荷兰历史上的大家确实不少，可找这么一个和这个国家相匹配的人物确实很难。好在欧洲历史中时代文化线索的追溯下，找到了伊拉斯谟这个人物，举世闻名的荷兰哲学家，还有欧洲早期的人文主义伟大学者，在欧洲文艺复兴那个年代有着先贤之称，可以说他在欧洲学术文化上的影响是跨时代和国界的，即便从他身上也只能看到荷兰精神的侧影。
当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思潮遍布英国时，英国社会的变化被后人戏谑称为英国人在那个时代都已经沦为意大利的恶魔，即整个保守沉沦的社会风气为之一变，可这对于荷兰来说犹嫌过迟，这都是因为伊拉斯谟在这场运动中开创之功的缘故。顺便说一句，在16世纪的欧洲大学上，有一个人一生忠于教育事业不参与任何政治上的斗争，在欧洲各大学院的讲台上穿梭讲学，宣扬人文主义思潮，乃至惊动了教会和欧洲世俗君主，那个时代神学世界观的破裂就是在欧洲大学的讲台上开始的，这个貌似不问世事的人就是伊拉斯谟。在《牛津西方哲学史》中有这样的阐述：那个时代最著名的学者，荷兰人伊拉斯谟（DesideriusErasmus），在亨利七世的儿子亨利八世统治的早期就在剑桥发表演讲；伊拉斯谟是托马斯·莫尔（ThomasMore）家的常客，莫尔是一位律师，正步入使其成功的政治生涯，简单说来，成为在英国仅次于国王的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伊拉斯谟和莫尔及其朋友们在北欧针对性地提出了人文主义者的思想，这些思想在上一世纪已在意大利扎根。
伊拉斯谟的一生都在与宗教改革打交道，可以说对于当时宗教情势的恶化及发展的不满充斥了他的一生。其著作《愚人颂》对于教会带有文学讥讽性质的批判令人忍俊不禁，据说是献给莫尔《乌托邦》的反讽著作，他认为好友莫尔的行为像柏拉图一样，正运用对一个虚构国家的描述作为一种工具来建构理论上的政治哲学与批评当时社会，他认为，“没有任何国家已如此被其统治者染上瘟疫，尤其当权力落入到哲学半吊子的人手中时，可莫尔还是很称赞这本书的某些观点。后来还利用自己熟知希腊语的优势通过对《圣经》这样的经典阐释，对当时的宗教理论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可见其对于当时教会的批判是层层深入不遗余力的，然而后来在伊拉斯谟与路德通信中所写的《论自由意志》一书透露了伊拉斯谟对于宗教改革的分歧。关于路德宗教改革的观点，其实有着很大的争议，因为欧洲近世轰轰烈烈的新教与旧教之争源起于此，对于人性和宗教神学观的统一与对立最初就提了出来，路德的焦点在于承认上帝的神圣性和否定教会的权威性，这确实对于当时反对教会的社会思潮起了很大的推波助澜的作用，可也造成的一个后果是诸如加尔文教等略为激进的新教教派产生，仍然承认上帝主宰的权威性，简单的说，信仰不变，只是代理机构变了，宗教所带来的社会桎梏仍然存在。而伊拉斯谟所主张的人性和宗教上的神性是能够统一的，看似是维护原旧教的代言，却其实和路德乃至旧教一派有着一些细微的差别：旧教承认上帝在世间代理人教会的权威完全否定人性，路德承认上帝权威却没有承认人性的神圣，伊拉斯谟一派承认两者的统一性，其实就是将人性等同于神性，而神的印象在当时欧洲人们心中是完美的代言，这和中国古代孟子所言人性本善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而路德有点像那个主张人性本恶的荀子。
最后总结一下，其实很多理论往往与现实是不一致的，所以教条主义不能有，否则就是偏执狂。在宗教改革与文艺复兴那个年代，身处教会之中的伊拉斯谟其实并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修道士，他并不擅长经院哲学，就连批判路德的《论自由意志》也是在教皇再三吩咐下不情愿之作，里面的言辞观点远不如路德批判有力，也许是因为他厌恶那些涉及政治上的斗争。他擅长的是欧洲古典文学，连他自己反对路德的初衷即认为关于“文学的黄金时代”即将到来的美梦破灭了，可以说，他的古典希腊语功课以及在欧洲目睹的宗教改革实践让自己对宗教改革产生了新的认识，其自身远离政治斗争热衷于学术文化的角色也影响到他对于宗教改革的看法和手段，即通过温和的教育手段改革教会的不合理状况，包括极度膨胀的神学世界观，而并非是通过一场疾风骤雨似的破坏运动彻底消灭一种本已存在的价值体系以引起社会的对立斗争；不得不说，他的美好愿景并没有在历史上实现，只是在书籍理论中有所实现，其余的就是历史上那些政教之争，然而如果看如今的欧洲社会，就会发现人们在渐渐接受这样一种观念，即宽容和自由，这是过去自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开始欧洲文明的一大变化，宗教不再处于被崇拜或者攻击的位置，能仍然存在于世赖于人们对某种价值体系的包容，这种包容意味着以往充斥宗教仇恨的湮灭，也意味着社会的更加和谐进步，而这一切，虽然在现实中不能尽善尽美，可还是在人们的文化观念中扎了根，蕴育着未来的希望。
作者有话说
第1章 荷兰的伊拉斯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