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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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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七年夏天,爸爸送我来西安上学。
第一眼见这座城市,我便喜欢上了这座古城,高大的梧桐树把这座城市装饰的绿意盎然。庄严的城墙谱写着这种城市的古老气息,感受着它特有的帝王霸气。
爸爸带我去西安SW学院报到,安排妥当后,爸爸不舍的回家了。
在这所大专生和中专生混合的院校里,我由那个当初充满梦想的高中生,在接触到形形色色的来自各个县市的学生之后,在看到老师们只管上课,不管学生之后,在看到三三两两的情侣在夜晚的操场上抱在一起后,我迷茫了,开始和宿舍女生一样周末开始逛街买衣服,玩通宵。
这一年,我是一个来自小县城的长相普通的高中生,我在学院旁边的简陋的水泥地板的旱冰场学滑旱冰,一次次摔倒,甩的腿上都是伤疤,甩的走路一瘸一拐。一年后,学院的师生还有保安,门卫,甚至学院外面摆摊卖旧书的大叔,都知道我是这所学院会滑旱冰的女学生。周末,我便花一块钱乘坐K630去离学院很近的伊丽莎白溜冰场。在这里,我慢慢接触着社会。
在这所三年制的学院上学两年后,学院便把我分配到了西安北郊一个偏远的,条件非常艰苦的小药厂里,厂里面不到20个人,厂外面没有逛街买衣服的地方,更没有可以供我玩耍的旱冰场,这里人烟稀少。爸爸每天两个电话叮嘱我在厂里面好好干,我听话的和药厂的同事们手脚飞快的忙着包装药物胶囊,忙着在药瓶上贴标签。
药厂五一放假了,我乘这里唯一一班开往钟楼西华门的公交车,然后倒车去西郊土门的伊丽莎白玩耍,五一劳动节,旱冰场的人分外的多,我滑过两圈之后,便立刻成为场上的焦点。在这里,我遇到了蒋夕跃和他的两个同事,个头高一点的那个同事要了我的号码。
隔了两天,蒋夕跃打来电话说想和我交朋友,他说他在他同事那里要了我的号码,然后给我打电话。
他说我看起来很乖巧,希望和我做朋友,以后可以结婚。
电话那边男孩的声音很好听,他说着带着陕西口味的普通话。五一那天,伊丽莎白室内旱冰场彩灯闪烁,我看不清他的长相。
于是,他每天都会打很多个电话,有时候电话放在宿舍,下班发现好几个未接,给他发条短信问打电话怎么了,他便会立刻电话又打过来。
只是见过一面,每次他打电话都会和我聊十几分钟。
他说:“你家是外地的,以后有什么麻烦都可以找我帮忙,一个女孩子,在外面不容易。”
我记住了这句话。在药厂坚持了一个多月后,我便不能忍受厂里面单调的生活,毅然辞职了。
爸爸打电话来问我这两天在药厂干的怎么样?我便撒谎说挺好的,爸爸让我好好干,然后欣慰的挂了电话。
我搬出药厂,脱着重重的行李箱,在夜色笼罩的钟楼下,我孤独的走着,泪水湿了脸颊,感觉被这个世界遗弃了,周围是素不相识的陌生人,他们行色匆匆的从我身边穿过,六月份的天气,寒意侵袭着我的身躯,不敢给爸妈打电话,一个人在这个陌生的城市,忍受遗忘和孤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