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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战神与民族共存的理想化社会 ...

  •   中国汉代的霍去病是,在全世界范围中,唯一的一个,同时具备⑴文明发展上巨大的领先优势,⑵战斗力上彻底的无敌和⑶政策上的包容以及⑷观念上或者说信仰方面的亲善等特质的一个人物。因此,在从野蛮到文明的漫长历程中,霍去病是唯一一个“可能”建立农耕民族与游牧/掠抢部落和平共处的人物。唯一的一个,可能,但是没有成功。可以说中华文明有一半是毁在元/清两次入侵之时,而另一半差不多也要被八国联军以来的内外势力所毁。但是曾经,在中华文明最有活力的时候,八九点的太阳一样的时候,有一个人要亲亲百年各延长,要与天相保永无疆,是十万分的可贵,神迹一样的恩赐。
      霍去病第一次河西之战就是只打不肯与汉友善要攻击汉军的,而在河西受降之时,汉军是完全没有动武,相反,匈奴人内部矛盾剧烈,杀死的人达到八九千,但这种统计其实也说明汉对匈奴的内部矛盾完全不了解也不想了解,这八九千人肯定是分为亲汉与不愿降汉两种,而亲汉的这一种里,他们的首领受封了一个万户侯,四个较小的侯。这些人,曾经被认为是抢掠凶残的,其实并不是所有的匈奴人都非要与汉为敌,而霍去病的出现,让这些愿意过和平日子的匈奴人与其它人区分出来。并不是说其它人都是非要用抢掠和杀戮来与汉为敌,而是还没有被分化开来。这样的分化和向文明转化的历程,在北魏,北周,甚至清代,更甚至元代都有过,但最为健康的,除了唐,大约就是霍去病主导的时期。汉与唐的区别,还在于汉并没有唐那么强大,而霍去病是奇迹不是常态。常态必然成功,奇迹却必然惊艳。五属国,亲汉却又保持相对的独立完整,不是汉化,只是向文明发展,当然,他们没有持续下来,又野化了。曾经有这样的可能性,很多血腥和灾难不降下来,但是,只是可能。野化的原因很简单,中原皇朝的武力变弱了,奇迹不常有,甚至奇迹只有短短的几年,霍去病在夭折的又一次漠北之战前亡故的死因都不明白。
      漠北之战是霍去病唯一的一次取食于敌。可是从战后受封的情况:二个出自北方诸郡的地方官,二个匈奴归义立下战功的,三个匈奴降侯(无战功的),以及卫青春季归来时马匹不足三万来看,这取食于敌的关键还是用霍部本身的辎重换来的 ——不与汉为敌的匈奴人在汉军弃辎重之时拿走了大部分,而之后支援了汉军的物资,是他们受益之后的回馈。这种以物资换取外敌分化的手段,虽然有效,但前提是你自身够强大够正气够底气够有前途还够大气能容。只有霍去病能做到。但能力和机会不同在,最终,没有。
      霍去病的成功不在于他的战功,可是他成功的地方,和平与宽容,不被人懂,不为人知,不被重视也没能延续。留下的只是匈奴人中的一部分习惯了与汉人相处罢了。
      霍去病,大汉战神,留下了这首庄严温暖的琴歌。与天相保,血脉延绵,可是他本人,还有他的儿子霍嬗(子侯)却都早早地离开了人世,而且,由于他的早逝,汉匈之间并没有达到真正的和平,中原农耕民族与草原游牧(抢掠)民族之间又斗了近两千年,这种战争也两次(南宋和明代)毁了汉文明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的机会,更进一步,由于是野蛮而少积累的西欧(海盗头子)率先开始了资本主义时代,在资本主义的身上的标记中抢掠比生产力进步更加醒目,一件引出另一件,话就说远了。
      和平,生产,守礼,友善,这些因素在远离战争的今天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但不过百余年前,去偷去抢去杀人去放火还是英雄冒险中最主要的作为,甚至今天的国际社会行为中,拳头和拳头曾经的功业仍然是实际的法律。但中国一直是一个例外,这个丝绸瓷器一般美丽聪慧的国度,它习惯于自给自足,习惯于精打细算地过上好日子,也习惯于把自己的好日子炫耀给世界看——当它不那么强大时,强盗们就记得这是一个遍地财富却并不尚武的地方。但是,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曾有这样一位战神,他致力于与天相保,永无疆兮。不过,在后人心中,另一句话更重要,匈奴未灭,何以家为——1600年以下,中国的匈奴是越打越多,于是,记着这句话的中国人也就多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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