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古明君宋仁宗》文佑

4、第 4 章

　　仁宗年间政治清明、文化昌盛，文坛巨匠辈出:如北宋文坛领袖欧阳修；唐宋八大家之王安石、苏洵、苏轼、苏辙、曾巩；大词人晏殊、柳永；诗人梅尧臣、苏舜钦；史学家司马光等等都活跃在这一时期。
　　仁宗对仕林优礼有加，对知识分子的言论也很开明，绝无之后明、清统治者的残刻与狠毒。有两则轶事就是最好的佐证:其一是嘉佑年间，苏辙参加进士考试，在试卷里写道：“我在路上听人议论，皇上在宫中拥有美女数以千计，终日里只知莺歌燕舞、纸醉金迷。既不关心民生疾苦，也不与大臣们商量治国安邦的大计。”又说仁宗“无事则不惧，有事则大忧 。”考官们认为苏辙无中生有、恶意诽谤，反对录取苏辙。仁宗听了笑笑说：“朕设立 科举考试，原本就是要选取忠贞敢言之士。苏辙一个举子，敢于如此直言，今天朕若弃贤不用的话，天下人会怎么看朕呢？应该特与功名。” 当他又看到苏轼的文章，高兴地说道：“朕今日为子孙得两宰相矣。”
　　其二是仁宗年间，四川有个老秀才献诗给益州太守，主张“把断剑门烧栈阁，成都别是一乾坤”。太守看了吓出一身冷汗，认为这是明目张胆地煽动造反，赶忙派人把他缚送京师治罪。按律此举是“谋逆”，就算不“灭门、诛九族”，至少也要掉脑袋。仁宗看了后，漠然一笑道:“这是老秀才急于要做官，所求不遂，写诗泄愤而已。怎么能因此治他的罪呢？不如赏他个官，放他去吧！”仁宗给了老秀才一个司户参军的职位，让他上任去。老秀才因祸得福，恍如再世为人，谢了恩后，欢欢喜喜的赴任去了。
　　苏辙与老秀才算是生逢其时、幸遇明主，皆大欢喜了。倘若两人生在明、清之际，那就只好“吃不了兜着走了”！明朝如太祖朱元璋之不容刘伯温，成祖朱棣之诛方孝孺“十族”；清朝如戴名世因《南山集》触怒康熙帝被杀，徐骏因“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为雍正所恶，被处斩立决。史载: 顺治帝兴文字狱7次，康熙帝兴文字狱12次，雍正帝兴文字狱17次，乾隆帝兴文字狱130多次。明太祖、明成祖，“文治武功”可谓盖世，然为政严酷、不恤忠臣、残害士子，与宋仁宗仁惠圣明相比相去甚远、不足以道。康、雍、乾年间号称盛世 ，可谁又能知道在这巍巍盛治之下有多少触目惊心、有多少斑斑血泪？康熙号称“千古一帝”、乾隆自诩“十全老人”，面对宋仁宗，宁不愧乎？由此可见仁宗之仁厚宽容、曲已待士是多么可贵，比起血腥的雄主，这位文弱之君的仁德更值得后世敬仰！
　　仁宗对才子的赏识也与众不同，他与大词人柳永的一段故事就广为后世传扬。柳永(987—1053)，原名柳三变。早年原本已进士及弟，只因其一首《鹤冲天》词云:“ 黄金榜上，偶失龙头望。明代暂遗贤，如何向？未遂风云便，争不恣狂荡。何须论得丧。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烟花巷陌，依约丹青屏障。幸有意中人，堪寻访。且恁偎红倚翠，风流事、平生畅。青春都一饷，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 ”
　　仁宗恼其词作轻浮，疑其人品不端，便把柳三变的名字从中榜名单中抹去，笑骂：“此人好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且填词去。”一旁的美人甚为不解道:“陛下平时最喜柳三变词作，今何以除其功名？”仁宗笑道:“爱妃岂不知‘文章憎命达’，我此举欲让才子多受磨难、挫其锐气，然后成其志，也为民间留一词人。这不比让他在朝庸庸碌碌为官更好吗？”
　　落榜后，柳永自称：“奉旨填词。”此后柳永放浪形骸、四处云游，流连于歌楼楚馆之间为人填词作曲，又写下了不少名词。宋时民谚云:“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可见柳词之出名。
　　景佑元年(1034年)，柳三变改名为柳永，再次参加科举考试，终于中了进士。中举后历任余杭令、盐场大使，终于屯田员外郎，世称柳屯田。柳永仕途坎坷，这是其个人的不幸，却是中华文化的幸运。柳永作为一代词宗，开拓了词的意境、丰富了词的表现手法、促进了词的通俗化与口语化，为词的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
　　相比柳永而言，另一位文坛巨子欧阳修的仕途要顺利的多。欧阳修(1007—1072年)，字永叔，号醉翁、六一居士，江西吉安人。欧阳修四岁丧父，与其母相依为命。因家贫，其母郑氏以荻杆为笔在沙地上教欧阳修写字。欧阳修天资聪颖、勤奋刻苦，历经寒暑，终于学业有成。
　　天圣八年(1030年)，欧阳修进士及第，次年任西京(今洛阳)留守推官。景佑四年(1034年)仁宗调其入京做了馆阁校勘，参与编修《崇文总目》。庆历三年（1043年），任右正言、知制诰。范仲淹、韩琦、富弼等人推行“庆历新政”，欧阳修参与革新，成为革新派干将，提出改革吏治、军事、贡举法等主张。但在守旧派的阻挠下，新政又遭失败。五年，范、韩、富等相继被贬，欧阳修上书分辩，因被贬为滁州（今安徽滁州）太守。后又改知扬州、颍州（今安徽阜阳）、应天府（今河南商丘）。
　　皇祐元年（1049年）回朝，先后任翰林学士、史馆修撰等职。至和元年（1054年）八月，已在朝中担任高官的欧阳修遭人诬陷被贬出京，临出发前，仁宗又后悔了，等欧阳修上朝辞行的时候，皇帝亲口挽留说：“别去同州了，留下来修《唐书》吧。”就这样，欧阳修继续留京供职，开始修撰史书。与宋祁同修《新唐书》，又自修《 新五代史》。
　　嘉祐二年（1057年）二月，仁宗钦命欧阳修做了礼部贡举的主考官，主持进士考试。历来提倡平实文风反对“西昆体”与“太学体”的欧阳修，此次赏识录取了苏轼、苏辙、曾巩等英杰之士，为以后北宋文风的转变奠定了良好的人才基础。
　　欧阳修政绩并不显著，在文化方面却贡献卓越，为促进北宋的古文运动、宋诗的发展、史集的编撰作出了突出贡献。其一生的成就与仁宗的赏识与提拨是密不可分的，仁宗知人善任、人尽其才，故能坐以致太平。